另一種紀念

Jo走得很突然，但走得轟轟烈烈。西雅圖的許多報紙和電視都報道了這次登山事故，因為，與Jo一同遇難的還有兩名男性登山隊員，另有一名隊員雖逃過致命劫難，但至今還躺在醫院徘徊在清醒和迷糊之間。這種三名隊員同時遇難的事在登山史上都不多見，尤其是事故並非發生在人們以為該發生的地方，比如珠峰，比如當地最有名的Mt. Rainier。 事故本身不是我本文的著筆之處，讀者欲了解此次事故的來龍去脈，請到網上Google查詢“Jo Backus”。促使我提筆的原因是我正好認識Jo，但真正下決心寫出這些文字則是在參加了Jo的追悼會後。 我的朋友Char是我以前在上戶外活動方向識別課時認識的，近六十的人了，卻常常活躍在各種登山、露營的活動中。她性格中那動不動就流露出的積極樂觀情緒經常感染並影響著我。就是她，在得知我要上登山課後，便竭力推薦我選Jo作mentor。Mentor在中文裏就是輔導員、教練或顧問的意思，是在你有問題或困難時可以賴以幫助的人。我原先想選一名男輔導員，因為覺得登山這項運動男性比女性更有經驗和定力，若遇“險情”，男人可能不易慌張。可是，Char說，Jo已上過Mt. Rainier無數次，在登山俱樂部裏是人人服氣的人物，連男性登山隊員都願與此結伴同行。就是為了Char這幾句話，我在填表時要求把我分在Jo的名下，我便這樣成了Jo的“弟子”。 第一次在登山俱樂部見她時，我無論如何不能把她與朋友告訴我的話聯係起來。Jo個子不高，隻有1米55左右。我事先不知她的年齡，見她時也不敢貿然根據她臉上的皺紋來推算她的歲數，我當時的估算在五十幾左右。咋一看去，除了結實些以外，與街上的普通老太太沒什麽差別。第一次上課，是各自的輔導員教學生怎樣用繩子打各種結，教各種“基本功”。在我看來，她的教學方式象所有那個年齡的老媽媽，有點過分細致而顯瑣碎。在以後的教、幫、學過程中閑聊，才知她已滿六十，從四十二歲時開始“玩”登山，一玩就玩到現在，還樂此不疲。得知我也是在拖家帶口並全職工作的狀態下嚐試登山運動，便開始一有機會就鼓勵我一番，大概她知道象我這種狀態的人最容易與現實妥協而放棄，因為她就是在養育三個孩子並作全職護士的狀態下在開始、放棄、又開始中作螺旋上升的。我的登山課上得很辛苦，但因了榜樣的力量而堅持著。幾次欲放棄，又都在Jo的言傳身教中打消了念頭。而我終究沒能如願地從登山班畢業，原因是在賣房、買房和搬家的掙紮中，我盡管完成了所有該上的課，參加了所有要求的野外實習，並通過了最後的理論考試，但我沒能在規定的日子參加第二次攀岩實習，所以與畢業證失之交臂。Jo也為我可惜，他知道我的付出和努力，也知道我的辛苦和不甘。她在給我的電子郵件中鼓勵我第二年把剩下的補上，照她的話說，隻要我把拉下的攀岩實習完成了，再跟著老師們實地爬幾次山，這張我們彼此都看重的畢業證就是我的了。去年秋天，我答應了她，答應她一旦今年的登山課開始後我就注冊，我要“卷土重來”，並“重整河山”。遺憾的是，臨到今年一月要開課之時，實在因諸事纏身，便打了退堂鼓。我在給她的電子郵件中邊解釋邊道歉，因為覺得很辜負她，因為覺得她很看重我而我卻不爭氣，因為覺得她為我付出那麽多而我卻輕言放棄。總之，內疚得很。她馬上回了信，先說很高興我把這個決定親自告訴她，因為許多如我這般情形的人往往就是放棄了也不跟老師打個招呼的，總是她追著去問為什麽。然後又說很理解我，不認為我為了家庭而放棄個人愛好的決定是不對的。但最後，她又問：難道你不清楚與你已取得的相比，你還需要作的隻是一點點了嗎？你離畢業實在是不費多少力氣的了。言下之意，此時放棄，太可惜！她又搬出她自己的故事，告訴我，她開始練爬山時，小女兒才八歲，也就是為了參加女兒的球賽、音樂會，她花了差不多四年的時間才完成所有登山課所要求的科目。話裏話外，就是說我不用徹底放棄的，可以象她那樣，在追隨自己的夢想同時還是可以兼顧家庭的。還說，她開始登山時是四十二歲，我現在還比她年輕，所以可以回頭再來。還不忘了鼓勵一句：她登山時的身體底子是零，而我現在的身體狀況遠比她那時要強得多！這就是典型的Jo，總是在表示理解的同時，還要嚐試著再“推一把”，因為她知道，很多人就是在這“額外”的一點用力之下把夢想進行到底的。信的最後一句是：如果你還是登山俱樂部的成員的話，我們還有可能一起去爬山，去snowshoe。可惜，我收到此信後距今半年也沒找到機會回到山上，而今後，就是再登臨我們去過的雪山，也再不可能有Jo相伴了。 事故那天是星期天，我正好出差去南方，等五天後上班，留言機上是去年爬山好友急促的語調，問我是否知道Jo遇難的消息，叫我趕快去查《西雅圖時報》。我即刻打開電子郵箱，我知道一定有一大堆的郵件等著我，一定有關於這次事故的所有細節。果然，從俱樂部秘書那裏發來的幾個郵件明確無誤說明了遇難者的姓名和事故經過。讀完後，我才深呼了一口氣，大腦才開始接受現實，才開始把打印的名字和腦中活生生的Jo聯係起來。去年，在爬Mt. Rainier的浩蕩隊伍中死了好幾個登山愛好者，報紙電視渲染得也很厲害，但因遇難者與我沒有直接關係，我真的就是把他們當新聞人物，感覺不到真正的“痛”。這次卻真的覺得登山運動的險惡和殘酷，感覺到這項運動的危險就如一把時刻高懸頭頂的刀，不定什麽時候就墜落下來。象Jo那樣自信和有經驗的老將都折戟沙場，這叫所有有征服高山欲望的人神往的同時不免三思。我在給幾個爬山好友的電子郵件中心有餘悸地說“What a big loss for us, especially female climbers like us. I feel devastating, and don't know if I want to continue the climbing or not... ”。真的，我直接的反映是害怕，在死亡麵前，我瀟灑不起來。 上個星期二晚上，在Tacoma登山俱樂部為Jo和其他遇難者舉行了追悼會。我猶豫再三，還是決定前往。我整理了去年Jo給我的所有電子郵件，連同不能去的朋友們對Jo的回憶和悼念，作成一張精美的卡。在去俱樂部的路上，我買了一束鮮花，並想象著將按中國人的規矩，在Jo的遺相麵前呈上鮮花和悼念卡，然後獻上我最深切的悼念 – 三鞠躬。之前所以猶豫，因害怕見人掉眼淚，尤其受不了麵對未亡人那悲戚而又強打起精神的振作。前不久畫家陳逸飛驟然離世，陳逸飛笑容飛揚的遺相前他遺孀那永遠是一副卸不下悲傷的臉至今覺得是所有靈堂前該有的經典表情，那種悲傷使所有前來悼念的人都不免跟著變換情緒，拿出比未亡人更為悲傷的麵孔來似乎才能表達對死者的尊敬。而Jo在登山俱樂部的追悼會整個顛覆了我對靈堂的印象。原來，對死者的悼念還可以有另外的形式；原來，死亡也是件令人歡欣鼓舞，是可以振奮人心的一件樂事；原來，對死者真正的悼念是不必一定要用嚎啕慟哭和悲悲戚戚來表達的。尤其是對象Jo這樣的人，一個人前人後留下如此多傳奇的人。 來人之多超出了主持人的預想，用他的話來說，已有二、三十年沒有見到如此多的人同時出現在俱樂部裏了。追悼會上沒有設靈堂，也沒有遇難者的遺相，死亡者的家屬也沒有站成一排等著接受人們的敬意。鮮花成了最奪目的點綴。投影儀上來回轉換的是Jo在各種場合的登山照片。那個人們如此熟悉的人在屏幕上時而開懷大笑，時而登高臨頂，時而在冰川上孓然獨行，時而又攀附在陡峭的懸崖上。單從照片上看，我就已經被這個不服老、也不服輸的女人感染了，那個在生前留下如此多影像的人又怎知道這些照片今後會在活著的人心裏產生怎樣的衝擊。有一張照片就攝於她遇難前兩個星期，是她與另外幾個人在登上Mt. Baker後在雪山之顛照的。照片上明確無誤地標著“06/25/2005”的日期。她那天在麵對鏡頭展露笑容時絕對沒有想到兩個星期後的那個星期天，她會魂斷離此不遠的Boston Basin。讓我驚奇的是，人們雖然表情凝重，但人們在觀賞照片和相互交談中似乎沒有誰在為死者的逝去搖頭歎息，沒有人在咀嚼Jo的選擇所帶來的死亡是否值得，更沒有人在此發誓從此對登山的愛好金盆洗手。人們象在參加一個盛會似的不斷把帶來的食物與大家分享，人們見麵後的互相擁抱似乎隻在表明久違後重逢的喜悅，人們談論的不隻是關於Jo，還有最近一次登山的經曆，到這裏來的真正目的好象不是為了來告別，而是為了來重逢，來重溫，來互相加油鼓勁後好去體驗又一次的刺激。沒有人把悲傷掛在臉上，沒有人在自艾自憐，人們來這裏的動機似乎很單純，不是為了引伸死亡帶給人們心理上的震撼，而是為了慶祝一個人的生命所映射給人們的力量。真的，這個追悼會，成了人們對生命本身的一場讚頌，成了人們抒發對登山運動執著的場所，也是在間接地表明生命本質所賦予的真正涵義，那就是為自己的愛（愛人也好，愛好也罷，隻要是美好而富有意義的東西）而死，那生命存在的長短實在是無足輕重的。 對於我來說，還值得一書的是死者未亡人那天的表現。Jo的丈夫和兩個女兒參加了那天的追思會，他們坐在最前排，我就坐在他們後兩排的地方。我的眼睛不時地投向他們，想看看他們在經曆了這場不期而至的打擊後是否神情暗淡而疲憊不堪。當然，他們並不興高采烈，但也決不沮喪甚或狼狽得需人同情，他們就表情安然的坐在那裏，接受人們的注目禮，當Jo的登山朋友，單位同事和閨中密友相繼到台上講述Jo生前的諸多趣事和事跡時，他們也加入大家的笑聲和掌聲，與大家一起鼓掌和微笑，那神情，有的是欣賞和欣慰，而不是痛惜和遺憾。長相酷似母親的小女兒也到台上追訴了母親生前的不少事情，她說母親的死是悲劇性的，但母親本生並不是個悲劇人物，她不希望人們把母親與悲劇聯係起來，而更願意人們記住母親那鮮活可愛的一麵。我相信，這個家庭肯定是經曆了形似滅頂的那一刻，而且他們此刻的心情一定仍是沉重和悲哀的，但看到自己的妻子或母親是如此地深受人們愛戴和喜歡，是如此強烈地鼓舞著人們的向上精神，這樣的隕落，這樣的生死相隔，又是何等的驕傲和自豪！我更相信，Jo的親人們早已跨越了對生死的狹義理解，在又是妻子又是母親的Jo背上行囊再次出征時，他們就做好了迎接最壞情形的準備，他們能作的就是坦然接受Jo的選擇，象每次迎她回家那樣迎接她的死亡。他們與我同樣地堅信，Jo是徹底的自由了，她的靈魂此時一定飄蕩在西北晴空下的山水中，一定在那些她曾熟悉的路徑和山巒上自在地微笑。 Jo留給世人的另一筆遺產是一個叫HARK的非贏利組織。HARK的全稱叫Hikes with At Risk Kids，也叫Hikes and Recreation for Kids。這是Jo五年前與地方社會福利部門共同建立旨在為那些生活在收養家庭或輕微觸犯法律的問題少年們提供到戶外和森林的活動機會。Jo是發起人和組織者，她常常與登山俱樂部成員帶領這些身心已有缺憾的孩子們在高山和森林中體驗野外情趣，並教導孩子們怎樣在戶外活動中保護自然和環境，培養他們對戶外活動的終身熱愛。Jo的驟然離去，一下使HARK的存在突顯危機，懷念Jo的人們，把對Jo的感情傾注在這個她曾經為之操勞的組織，捐款給HARK成了人們悼念Jo的最好方式。人們還紛紛報名成為以後與孩子們共同爬山的帶隊人。Jo沒想到，因了她的逝世，而成全了更多人的夢想，她點燃的薪火就這樣不息地傳遞下去了。 我將用追悼會主持人的開場白來作為我文章的結尾。他引用了著名詩人Robert Frost的詩《The Road Not Taken 》來概括Jo令人高山仰止的一生。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中文大意是當一個人在森林裏漫步，來到一個叉路口時，他猶豫著該選擇哪條路，最後他選了一條鮮有人旅行過的路，而那選擇便決定了所有的不同。Jo的人生經曆正好印證了這首詩所描繪的意境：一種人生選擇後的不悔，一種選擇後的義無反顧，一種對生活對大自然由衷的熱愛和報答。 我最後一次見Jo是去年九月參加Reebok女子鐵人三項時。她本是去為另一位女友加油的，卻不期看見我從她身旁跑過，她留給我的最後話語是：“Shirley, go，go，go!!!”。這句話，成了她予我的永遠的絕唱，也成了我永遠的鞭策。 Jo, 願你安息！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寫於西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