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崇剛於 2003 年從他的祖國中國移民到澳大利亞，他對自己親身體驗的不同文化有著敏銳的認識。 但除了差異之外，他還看到了跨越時空的相似之處和回聲，經常通過一係例美學上但具有象征意義的主題來暗示中國曆史。 崇剛精心挑選的主題經常包含對兩種文化的政治和社會曆史的參照，與當今的其他文化發生衝突。 他看似溫柔而富有詩意的作品其實描繪了多重敘事，從為小腳設計的繡花三寸金蓮的誘惑性美感，到成堆的書，沉睡著等待打開。 通過這種方式，靜物畫可以隱喻女性的被壓迫曆史以及知識生活的重要性和脆弱性。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是考古文物，是無聲的物品，承載著大量的曆史和社會評論，以及不同時代和地區的文化弱點和習俗的證據。 它們供我們閱讀和欣賞。 像考古學家一樣，崇剛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碎片，這些碎片是通往思想、有時是記憶和推測延展的大門。
大約 60 年前，當格哈德·裏希特 (Gerhard Richter) 和西格瑪·波爾克 (Sigmar Polke) 從東德穿越到西德時，他們第一次接觸到西方文化及其過分和荒謬之處。 他們很快就著手製作反映這種轉變的令人難忘的藝術作品，通常是諷刺觀察和好奇心的結合。 五十年後，杜崇剛來到澳大利亞，也會帶來類似的驚喜和迷戀，不可避免地夾雜著對祖國的回憶（好的和壞的）。 崇剛在中國已經是一位頗有造詣的藝術家和教師，他帶來了對文化混合性的探索，這種混合性可以通過視覺藝術來象征性地表達。 最初感受到澳大利亞更自由、更開放社會的影響後，他逐漸意識到通過消費主義和媒體進行的更微妙的操縱。 崇剛對這些文化控製手段感興趣，他將自己祖國的限製與企業廣告和媒體等的力量和影響進行了比較。 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他都擁護和頌揚知識和教育的價值，描繪了高大但脆弱的書塔。
崇剛的大部分思想都受到道家哲學的啟發，道家哲學提出人類與自然世界之間的和諧平衡，我們的物種被視為不可分割的而不是主導的。 不用說，這種烏托邦式的平衡與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的現實相去甚遠，重工業、媒體和自然資源的貪婪消耗迫使我們在妥協的環境中生存。 用藝術家自己的話說：
“作為一名對技術發展的倫理和人類文明的環境成本（例如自然資源的無限開發和社會政治的明顯減少）感興趣的藝術家，我打算通過繪畫、攝影、雕塑和視頻的語言來研究這些想法 。作為一個與兩種傳統對話的澳大利亞華人，我將把我的調查置於兩種文化的混合空間中”。
文化之間的“混合空間”可以有多種形式。 我們很可能認為這是一個國際空間，但混合性也可以代表穿越時空的旅行者。 崇剛對中國早期朝代的專製政治以及隨之而來的類似鎮壓和腐敗行為的興趣表明了一個與人類職業一樣古老和普遍存在的連續體。 崇剛畫作中，偶爾會有一隻小鳥棲息在一堆書上，一有危險就飛走。 這位藝術家暗指焚書的反知識分子曆史，這是許多獨裁政權的標誌。 有時報紙也有代表； 皺巴巴的，易碎的，可降解的。 我們看到了圖片和標題，也許是“假新聞”？ 在崇剛的大部分作品中，精心安排的主題群體相互碰撞，盡管起源遙遠而經常相互呼應。
杜崇剛的畫功精湛。 他的筆觸既敏感又自然，視覺上精確但從不緊繃，而他的構圖在調色板中柔和但從不沉悶或乏味。 他對這種媒介的掌握可以從不需要炫耀來證明。 這些畫靜靜地引人注目，無一例外地令人難忘。 因此，它們既體現了他提出的“混合空間”——東西方技術的無縫結合——也體現了一種混合的敏感性，一種既永恒又近乎音樂的隱喻視覺。 通過這種方式，觀眾獲得了思考和記錄藝術家對當代社會危險失敗的細致批評的空間。 但這些不是憤怒的畫作，它們也表現出愛與同情。 它們慢慢地展現自己，為我們提供了藝術家訓練有素、深思熟慮的凝視的記錄。
然而，盡管精通繪畫，崇剛並沒有將他的作品局限於單一媒介，而是在一係列其它媒介上表現出同樣的詩意流暢，
包括攝影、錄像和雕塑裝置。 作為一名跨文化藝術家，他的作品體現了一種迷人的傳統，那就是將其它傳統融入我們自己的傳統，這種動力不斷擴大我們對“澳大利亞藝術”的理解。 崇剛證明視覺藝術是一種通用的語言，就像音樂一樣，可以在世界之間架起橋梁。 憑借豐富的技能和對社會曆史和政治的獨特理解，他為我們的文化帶來了很多，豐富了我們以他獨特而強大的願景。
本文作者：邁克爾·維爾博士
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藝術、設計與建築設計學院(MADA)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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