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非典”時期正值我在濟南上大學的日子，那是一段特別值得回憶的時光。那年的4月20號是個周日，我坐在一列由青島開往濟南的火車上，聽到車廂廣播裏傳來的最新消息：非典確診病例從前一天的37例猛增至339例，原定的“五一黃金周”取消，北京多所高校停課。在那一刻，周圍空氣凝重，車廂裏沒有了喧囂聲，大部分乘客沒帶口罩，隻能默默注視著車窗外飛逝的曠野。正如後來所有人知道的那樣，那一天是個重要的轉折點，在拖延了幾個月之後，當權者終於把黑色的幕布掀開一條縫隙，隨著而來的則是噴湧而出的媒體報道和民意宣泄，頃刻間就淹沒了整個中國社會。
快速擴散的病人，人心惶惶的公眾，手忙腳亂的醫生和心事重重的官員，2020年的開頭，一切都驚人地相似。
和僅有六分之一國人上過網的2003年不同，如今的中國幾乎每個人都有手機，可以上網（盡管不是所有的網），隨時發微信和“朋友圈”。在這場急速升溫的疫情裏，即使在各級輿情監管部門的圍追堵截下，一場十年以來最大規模的輿論風暴爆發在中國的互聯網。各種文章在微信、微博和論壇上遍地開花，就如肆意蔓延的武漢肺炎一樣，監管者少見地失去了對言論的絕對控製，在我的印象中，多年來這還是頭一次。
公眾的怒火下，是無能惶恐的地方大員，心懷鬼胎的紅十字會和閃爍其詞的學者。17來，新的醫院和研究機構拔地而起，新的技術投入使用，新的信息係統上線，大學生成為了公務員，小官成為了大官，但是依舊無法阻止幾乎同樣類型的病毒，在同樣的謊言的縱容下，星火燎原，肆虐神州。17年幾乎足夠將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送進大學，而在中國，這漫長的等待卻沒有等來一句適時的實話。
因為說實話還是太難。我並不認為湖北和武漢的高官們是大眾口誅筆伐中的無能的異類，我也不認為紅十字會的所作所為是所謂突破國人良知底線的惡行，在我看來，他們都是好演員，原汁原味地表演了這個體係中人和事真實的樣子，老戲骨一般，毫無矯揉造作地，人戲合一，真情流露，毫發畢現。那劇情的高潮出現在“鄂A0260W”上男子麵對提問的一句 “怎麽了”，三個字如金句一般，在那一刻，我隔著屏幕也能感受到提問人霎那間的遲疑和動搖，甚至都有那麽一點點的愧疚。幾千年曆史，幾十年的國運，十幾億國民，被這三個字問得幾乎無言以對。
在一個典型的集權的體係中，每一級官僚掌握的資源都來自於他的上級而非下級，不論名義上是要對誰負責，最終隻對上級負責。信息的流動也是逐級過濾，每過一級必然保留部分信息，最忌諱的就是直接上級，甚至是隔了幾層的上級比下級了解同樣多甚至是更多的信息。就拿武漢肺炎或非典來說，即使疫情的出現屬於不可抗的天災，逐級向上匯報也會導致中央層麵對地區層麵的關注和直接工作的介入，而這種事往往意味著信息的越級開放和行動的越級指揮，將毫無疑問地打破地方層級間長期形成的均衡，帶來資源分配的巨大變化。給上級領導添麻煩已經足夠討厭，更不用說那些刻意隱藏的齷齪了。所以，同一個體係下，我絲毫不認為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湖北之外的任何地方會有更好的結果，湖北的官員們和他們的同行一樣能幹，也一樣無能，區別隻是運氣著實差了點。
但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他們勤勞、善良、隱忍，麵對強權和不公，若非逼到絕境，凡能苟活，絕不反抗。我們喜聞樂見看那氣壯山河的建設場麵和雄壯威武之師，流淚感動於以身涉險的白衣天使，直言不諱的國士和殫精竭慮的領袖，自動自發地抵製反動勢力，富有創造力地發現無所不在的陰謀，同仇敵愾地批判那些與大眾觀點相左的言論，並時刻準備進行多數對少數的道德審判。在我們光怪陸離的時代舞台上，天天上演著荒誕不經的戲碼。脫離低級趣味的人要求封禁低俗電視秀，但也隻能抱怨某篇文章被“和諧”；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指人為“廢青”和“傻子”，轉眼便被指為“憤青”和“噴子”；號召群起反對“雙軌製” 養老金的父親為了女兒拒絕報考公務員而大發雷霆；怒罵私企利欲熏心的小夥子唯有默默忍受隻漲不跌的油價；在道德製高點給人貼上“利己主義者”標簽的網民則無時不在小心翼翼地躲避“低級紅”和“高級黑”的泥潭… 這樣的劇本，也隻有合格的群眾演員才能駕馭。
過去的17年的時間裏，中國的人均GDP翻了近三番，整整一代受過更好教育的年輕人湧入了城市定居。盡管房價帶來了巨大的生活壓力，收入的增加和物質條件的改善仍自然而然地讓他們開始關心基本生活之外的事情。但與普通民眾絕緣的基層治理組織並不提供討論公共事務，哪怕是與普通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社區事務的機會，導致民眾對公共事務完全沒有參與的機會和意願，除了天然鄉民關係緊密的地區（珠三角和福建沿海為多）之外，基本無法形成具有活動能力的自發性組織。另一方麵，盡管廣泛普及的互聯網給所有人提供了發出聲音的通道，但嚴苛的輿論管製和寬泛模糊的標準讓一切涉及政治觀點和價值觀的討論都成為敏感話題，這一切在近年間愈演愈烈，直到談論哪怕一丁點兒與主流相左的政治觀點，乃至憲政和普世價值的字眼都成為了禁忌。在這樣的環境中，中國年輕的一代，也包括步入中年的一代，甚至是大部分身為黨員的人，已經放棄了他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意願和興趣，轉而關注個體事務，這種情形在中國幾千年的集權曆史中一脈相承，但卻並非沒有過機會改變——事實是，至少在過去的十幾年間，一個強有力的、封閉的治理體係將相對開放的經濟環境中，隨著收入提升和城市化而自然而然產生的政治參與需求，極大地抑製了。
但公共言論的空間並非會因為公共事務內容的缺失而變得空洞，那些純粹的娛樂和文化產品充斥著這些領域。帝王將相，遊俠劍客，神鬼僧道，校園職場，異能天才，海歸精英和名嘴網紅輪番搶占著越來越小的的屏幕和公共討論空間。在我看來最具代表性的東西是不少年輕人喜好的彈幕——與網絡論壇不同，那是一種極致的，單向的、完全不以形成統一意見為目的的，高度瞬間情緒化的純個體表達形式，與其說是語言，不如說是描述吃喝拉撒睡的擬聲詞，因為不論寫了什麽，發言者根本不在乎別人是否看到，是否同意，是否反饋，套用武俠小說中常見的說法，純粹就是一聲長嘯罷了。但它足具代表性，代表了年輕一代在公共空間表達自我的喜好，而這種喜好恰恰和民主地形成關於公共事務決策所必須的意見表達方式之間，是水火不容的。
記得90年代到兩千年初，無論官媒還是民間，說辭也好認真也罷，大家熱衷於把“體製問題”掛在嘴邊，現在似乎不這麽說了，因為中國突然有了好幾個自信，其中之一就是體製沒有問題。我看到對高歌猛進經濟的讚美升華為無節製的自大，對非主流意見的趕盡殺絕縱容了公權力加速膨脹，充盈著國家自豪感的口號趕走了對製度弊病的反思，而泛化的愛國主義則淪為對私權和人性的綁架。六十年一甲子，確實稱得上是輪回。
我已不是當年校園裏那個憤世嫉俗的青年，我是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億萬受益者中的一個，理應感歎祖國強盛，歲月靜好。十幾年的工作裏我接觸到各行各業的人，也包括不少國企幹部和官員，我多少了解到一些他們的行事邏輯和思維方式，我不喜歡他們中的大部分，但也願意嚐試理解他們，這並不是魔鬼的契約而曾經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還理解，人是要說一些謊話的，大到國是小到家事，有時候還不得不說。正因為如此，我更加珍視勇氣、正直和誠實，在一個時代裏，總要有人把這些看作是責任而不是選擇。
2003年，我所在的濟南疫情並不嚴重，但身處風暴中心的北京已是風聲鶴唳，我幾乎每天都掛在“一塌糊塗”BBS上，捕捉最新的疫情消息和北京高校裏的傳聞。在北京的一個人親口對我說，醫學院的學生們得到了通知，要做好上前線的準備。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在經濟和法律之外，一部分人是對所有人負有責任的。
那之後的許多年，我一直感慨，很多事情冥冥中也許真的有天意。時光流轉，17年過去了，希望歲月不要把那些最寶貴的東西從那個人的靈魂裏悄悄帶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