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Y VS USD, 平靜之下的波瀾壯闊

 

最近的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直線上升，從一年前的7.1到目前突破6.4已經升值10%, 對於人民幣是否會進入持續升值的討論也很多，在此我也談下我個人一些淺顯的看法。

從上圖人民幣和美元的5年匯率走勢圖可以看出，人民幣在2018年3月份達到了階段性高點6.2，也在同一時間美國對中國的部分商品開始加征關稅，自此一場世界老大老二的貿易戰不斷升級，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其實在這場貿易戰之前一年多的時間裏其跡象已經表露出來，記得有一句話如果經濟是一把槍政治就是把我扣動扳機的時間：在2018年3月份之前人民幣的持續升值或許就是為貿易戰開打之後的資本撤離獲得更好的匯兌成本。可以看到人民幣的匯率果然在貿易戰開始之後一路下行，川總一直在講“對中國加征的關稅會讓中國來承擔”，這句話在我的理解就是：如果人民幣貶值造成美元計價商品價格下降20%就可以抵消美國加征的25%的關稅（0.8*1.25=1），比如從6.2到7.75（（7.75-6.2）/7.75=20%）， 之前100人民幣的產品需要支付16.13美金（100/6.2），而人民幣貶值之後需要支付12.9美金的貨值（100/7.75），加征25%的關稅之後還是16.13美金（12.9*（1+25%））。當然這是一個粗淺的表達，實際過程中會遠比這個複雜，還要牽扯到資源進口的增加造成的離岸價格上升以及航運價格的考量等，但簡單來說，川總的貿易戰是在逼迫人民幣貶值，這樣做有兩個考量：從貿易角度上來看可以有更低的進口價格，沒有增加民眾負擔的情況下還能增加政府的稅收，從更高的維度來考量就是打擊人民幣對美元的潛在威脅，一旦人民幣出現大幅的貶值會極大的影響國際社會對其信心，特別是那些之前進行過貨幣互換的國家。

而在具體的過程中川總顯然低估了中國經濟的韌性，我想川總本來樂觀的估計可以在2018年底實現其目標，從3月份的6.3，8月初就達到6.9，按當時的狀況2018年底達到甚至突破7.5是完全有可能的，川總將會以勝利者的姿態宣布貿易戰的結束，而事實是，從2018年的8月份又打了一年到2019年的8月份，人民幣還是沒有被擊穿7.2，可以說人民幣是經受住了這一波通貨緊縮的攻擊。

2020年初的新冠病毒從天而降，從3月11日開始WHO宣布新冠為Pandemic, 3月13日美國進入緊急狀態，3月27日川總簽署CARES法令2兆美元的救急資金，從此美元一改之前的流動緊縮反手進入撒錢模式, 到目前為止5.2兆美元進入市場流通體係。從匯率上看人民幣在2020年5月28日再此衝擊7.2的關鍵點未果，從此一路升值到目前的6.35。

2021年4月16日的“莫幹山會議”，與會者提出“人民幣中長期將升值。國際化條件下央行將放棄匯率目標。即放棄人民幣匯率“死釘”美元。”並於5月19日見報，這個話應當如何理解呢？

美元是國際上處於壟斷地位的貨幣，如美國前財長約翰·康納利的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是你們的問題。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指出“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 而中國之前所做的就是選擇保持匯率穩定，限製資本自由流動，而非常有限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具體的表現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有極為清晰的表現：當美聯儲大放水的時候，中國央行為了保持匯率的穩定，也就是防止人民幣的被動升值，不得不跟隨“放水”，而放水造成的通貨膨脹，特別是資產價格的飆升，使得財富向更少數人聚集，而普通民眾的生活更為艱難。這些向更少數人集中的人民幣計價的“財富”，更是將來做空中國經濟的潛在籌碼，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的外匯儲備對內來說更像是“負債”，一旦人民幣的財富集中外移，中國的經濟可能在瞬間垮塌，這個在2015年時已經有過清晰的展現。

那現行的貨幣政策既然要“放棄匯率目標”，那我想首先一定是要更加著眼於“獨立的貨幣政策”，以及適當的資本自由流動。這個獨立的貨幣政策就是可以選擇不跟隨美元來放水，允許人民幣的升值，甚至提高部分的資本自由流動性。

 

人民幣升值的好處是可以抵消部分輸入性通脹，特別是資源類商品的價格飆升，最大的負麵影響就是外貿出口，然而中國政府顯然在經受住了美國的貿易戰之後對於外貿出口的負麵影響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也變得更加自信。在我來看人民幣適度的升值其積極意義要遠大於消極意義，當然要有這個“適度”的概念，如果沒有管控的被“拉高出貨”將是對經濟的毀滅性打擊。

在中國央行來看，麵對美元流動性的這一波泛濫，最好的結果是其他國家貨幣，至少是亞太地區的貨幣跟隨人民幣一起對於美元升值，這樣在無形之中人民幣就替代來美元成為新的“錨”，如果這個可以實現，超發的美元將引起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這一點在上個月的CPI中已有體現，4.2%的通貨膨脹率已經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高點：

 

帶動亞太地區貨幣升值這個目標是否能實現呢？

個人覺得很難：自從中美貿易戰以來，部分產能轉移到了東南亞，這些產能的轉移已經以固定資產的形式被“固定”下來，其轉移的一個重大的原因就是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征的關稅。因為單就成本而言，東南亞地區的勞動力成本或許具備一定優勢，但綜合來看其總體成本還是和中國大陸有差距，其因素是多方麵的就不一一展開了。也就是說當時東南亞的所謂成本優勢是建築在美國對華關稅基礎上的，而這個關稅完全是美國的內政。一旦美國取消關稅，（我在一個多月前就有預測），中國出口商品的優勢將立刻恢複，從最近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和中國高層的頻頻通話可見一斑。而東南亞的製造業如果不想垮塌唯一的方式就是讓貨幣貶值。東南亞的貨幣貶值將會對中國的資本產生虹吸作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人民幣取代美元成為新的“錨”的計劃如果失敗，整個東南亞的貨幣跟隨美元對人民幣貶值，人民幣將會麵臨極大的考驗。從這個層麵來說，美國如果放棄對華商品的關稅，可能就是揭開一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序幕，這場風暴最終能否反噬中國甚至美國就不得而知，但東南亞的經濟將麵臨腥風血雨。我想中國的高層在今年緊鑼密鼓的推進數字化人民幣以及打擊以螞蟻金服為首的巨頭，就是要加強人民幣的控製以應對升值。我在幾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叫“非對稱性貨幣剿殺”，就是描述目前的狀況：把資本分為“聽話的貨幣”和“不聽話的貨幣”，不聽話的貨幣就是人民幣升值後做空的籌碼，當然要予以收編甚至剿殺以防範未來可能的金融風險。

對於美國來說，所謂製造業回歸在我來看是偽命題，如果真的製造業回歸不但美元的霸權將不複存在，通貨膨脹也將是一個恐怖的數字。所以在目前的匯率狀態下即使資本從中國撤離，（匯兌成本已經進入理想區間），相信也是現金在手，靜待東南亞危機開啟後大肆收購，這才是美元的價值之所在。

最後我再談一下我獨創的一個“蒙代爾三角”理論，就是對於一個國家政府來說，公共服務的提供，稅收和通貨膨脹隻能滿足其二，也就是說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資金隻能通過稅收或者是通貨膨脹來收取別無他法，低稅收無通脹的結果就不可能有公共服務，或者有認講可以“舉債”，但舉債的本質也是通貨膨脹，否則債務也是永遠無法還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