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之爭才是問題所在 ——《生萬物》劇評之二

既不是階級鬥爭，也不是善良之錯，決定性的是利益之爭。

 

電視劇《生萬物》試圖擺脫“階級鬥爭”的陳舊話語，轉而強調人性的善惡。但在敘事過程中，搖擺不定，虎頭蛇尾，使得劇情邏輯前後失衡。事實上，還有一條更接近現實的敘事路徑——利益之爭。

 

縱觀曆史，人與人、群體與群體的矛盾，歸根到底都是圍繞利益而生。大地主寧家與佃戶的衝突，本質就是“佃與不佃”的問題。契約在前，佃戶耕種，地主收租，這是基於利益交換的常態。若佃戶因病、因災或因力不逮而無法履約，就涉及社會再分配的問題。現代有社保、醫保和退休金，舊時代雖無製度保障，但也常有良善地主施舍糧錢，幫助佃戶渡過難關。然而地主的財富並非無盡之源，他們也需依靠節約與再生產維持。

 

如果人人像鐵頭一樣無法交租，地主同樣陷入困境。貧窮並非單一原因，而是係統性的。災年之下，無論是佃戶還是地主，都無法幸免。欠債還債，天經地義；善良必須出自自願，而非脅迫。暴力掠奪必然導致反噬，破壞了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魚水關係，也動搖了社會的穩定與民族的延續。

 

因此，階級分野與善惡之分固然可以作為分析角度，但都不是決定性的。決定社會能否良性運轉的關鍵，是利益的分配與博弈。掌握這一邏輯鑰匙，才能更清晰地看待社會運行的規律。

 

幾千年來，中國社會土地矛盾和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從未絕跡。根源正在於缺乏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製度。一個符合現代文明要求的製度，應當合法、公平，並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生萬物》的結局，無論是寧財主、費左氏繼續持地放貸維持表麵秩序，還是鐵頭、大腳們通過打土豪分田地完成社會轉型，如果沒有建立在民主製度的框架之上，都難以取得長久的成功。

 

土地革命之後，中國大陸一度實現了“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然而不久，國家又將土地收歸集體，搞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由少數精英代替農民來管理土地。大躍進、大煉鋼鐵和大食堂運動使社會走向不可持續，直至“割資本主義尾巴”，不許自留地、不許多養家禽，國家經濟一度瀕臨崩潰。改革開放後，農民的積極性部分釋放，經濟自然回暖，但土地始終歸國家和集體所有，農民並未真正掌握土地。在城市擴張和國家征地中，農民利益難以保障，矛盾四起，猶如塞外狼煙。

 

可見，土地與農民的利益始終是中國大陸最棘手、最根本的社會問題之一。如果不能在民主製度框架下實現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社會的穩定與長久繁榮就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