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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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C：第一次發現，第一次大爆發
自從九八年發生“SVC事件”以後，盡管每年北京地區的出口觀賞漁場都能按照規定，每年兩次抽樣送到實驗室裏檢疫。但SVC病毒仿佛人間蒸發，再也沒有發現。但我心裏明白，這隻是因為監測的範圍僅限於出口觀賞漁場，還有許多僅在國內銷售的觀賞漁場和養食用魚的鯉魚養殖場並沒有被監測。要想發現SVC，就隻有靠運氣了。
二零零二年四月，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一個跟中國經常進行觀賞魚貿易的漁場爆發了SVC，分離到的病毒經鑒定是“中國株”。雖然他們沒有直接在進口魚中查到病毒，但來源幾乎不容置疑。同年六月二日，由北京施園漁場送來的錦鯉樣品中分離到病毒，但檢查結果僅為SVC可疑，無法最後確認。這些情況令人感到沉甸甸的壓力
領導們也意識到了形勢嚴峻。第二年年初，國家質檢總局動植司發文，要求成立《全國水生動物疫病檢疫協作組》，其首要任務就是要尋找SVC。為此又特別下達了第五十六號通知《關於開展鯉春病毒疫情調查的通知》。協作組於三月成立。經過討論，決定先在廣東、黑龍江、北京、天津、江蘇、福建、浙江、湖北、深圳、海南這十個管轄區內進行摸底調查。我考慮到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觀賞魚幾乎都是從上海出去的，又要求加上了上海這個點。很快，大量的樣品在兩個月內從全國各地送到深圳。果然不出所料，在天津和上海的送檢樣品中發現了SVC病毒。天津和北京的出口漁場本來在地理位置上就是鄰居，而上海是出口美國的主要口岸。在這兩個地方發現SVC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與此同時，去年在北京施園漁場分離到的病毒用修改過的新方法再次進行鑒定時，也確認了它就是SVC病毒。這樣，二零零三年在北京、天津和上海都確認存在SVC。情況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嚴重！
考慮到如果繼續出口，有可能會被進口國檢測到我國的觀賞魚帶有病毒，同時還不清楚該如何向國際上報告這個問題。於是總局下令暫停出口觀賞魚。
俗話說“紙包不住火”。很快，好幾個國家都知道中國的金魚和錦鯉好像是出問題了。OIE魚病委員會的主席Barry立刻來信詢問：“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我知道，如果咬著牙說中國沒有SVC，顯然不可能長期保密下去，將來在國際上會更難打交道。就如實地告訴他：“中國剛剛發現了一例SVC。但由於我們還沒有理順報告的程序，這對一個大國而言有一定困難，因此不能馬上公布，希望能給予理解。”Barry立即回信給我，表示能理解我的苦衷。但也告訴我，事情不要拖得太久。希望能盡快說服有關部門，把疫情向OIE報告。考慮到中國當時還沒有正式加入OIE，建議我們通過NACA轉報。
我考慮再三，給總局動檢處寫了一份《關於我國觀賞魚監管漁場SVC感染情況的緊急報告》。在介紹了二零零三年的監測情況後，特別指出“疫情亟需透明化”的問題：“我國一直沒有向國外公布中國SVCV的感染情況及流行區域，這樣無形中加重了國外對中國金魚帶有SVCV的猜疑，使中國出口金魚的可信度大大降低。而且已經有一些非官方的渠道，將我們所開展調查的結果向外泄露。……到那時，我們將處於一種非常被動的狀態, 至少，我國檢疫部門的信任度和形象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因此，我們非常有必要在盡量短的時間內，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及時向外界公布我國SVCV的疫情及有效的處理和控製情況。這樣做，一方麵隻會對個別養殖場短期內（兩年）的養殖和出口貿易造成影響；但另一方麵，也提高了我國出口觀賞魚的誠信度，不但不會對國內整個觀賞魚出口貿易帶來巨大損失，反而會拓展市場，使更多優質觀賞魚通過我們嚴格的檢疫監管，而走向世界。”
這份報告從質檢總局轉到了農業部。在焦急的等待中終於得到結果：農業部第三季度通過NACA的疫情報告係統向OIE發布了中國在天津的觀賞魚中發現SVC病毒的報告。
報告一發出，Barry立即來信，表示非常高興。他稱讚中國“終於走出了疫情透明化的第一步”，認為中國還是可信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看著藍天，心裏說不出的高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盡管質檢總局動植司已經發出通知，要求各有出口觀賞魚任務的口岸務必嚴格把關，一定不要讓帶有SVC病毒的魚漏網。但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英國的Barry給我來信，說從自北京浩海漁場出口的錦鯉中又發現了SVC，要求中方對此事進行調查核實，並把結果告訴英方。
我立即把這封信轉給動植司。領導們非常惱火，要求北京局重新采樣，核實一下究竟怎麽回事。北京局查了一下檢測記錄，確實沒有在那批魚裏檢測到有SVC病毒，隻好再次采樣複查。這次他們從浩海漁場不同地點一共采集了十份樣品，每份各取一半留給自己複查，另外一半送到深圳實驗室複查。結果是，北京局仍然查不到一個陽性，而深圳實驗室從中查到兩個陽性。當我們於四月二十二日把陽性樣品的編號發回北京局核實時，他們看了不禁大跌眼鏡：這兩份陽性樣品正是浩海漁場把魚發往國外時用的暫養池和包裝車間裏剩下沒發完的魚。北京局這時才意識到，可能是檢測方法出了問題。於是請我過來看看是怎麽回事。
我於四月二十六號來到北京局的實驗室後，認真檢查了他們的實驗記錄，很快就發現了兩個問題。一是取樣部位有些問題。規程指定要取魚的肝、脾、腎和腦，而他們取的是腎和腸道。二是規程規定樣品要通過離心除菌，而他們是用過濾器除菌的。
對第一個問題，我解釋說：“腸道裏病毒量很少，而幹擾物質很多，不宜采用。腎在感染早期是有病毒，但在感染晚期就會消失，所以隻取腎是很容易漏檢的。”對這個問題他們能理解和接受。但對第二個問題則表示很不理解：“為什麽不能用過濾器除菌？我們獸醫十幾年來都是這樣幹的。不信你可以隨便問哪個老獸醫。”我不禁笑了起來：“這是水生動物啊。你看看OIE出版的水生動物疾病診斷手冊，隨便哪一個章節，哪一個病毒在檢測過程中是用過濾器來除菌的？”他們半信半疑地翻看手冊。看著看著，不由得說：“哎呀，真的跟獸醫手冊寫的不一樣啊。為什麽呢？”我耐心地給他們解釋：“魚病毒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是處在最適增殖溫度下，無法像陸生動物那樣在體內能很快地大量增殖。所以魚體內經常隻有很少量的病毒。如果用過濾器除菌，理論上病毒能通過過濾器，但實際上要損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這對陸生動物體內有足夠多病毒的情況來說算不了什麽，但對魚來說可能就沒有病毒了。所以不能用過濾器除菌。”他們這才恍然大悟。明白問題出在哪裏了。
由於我國自從對全國的出口觀賞漁場實行了注冊監管製度以來，實際上是把每個漁場都獨立地劃分成一個個小小的區域。當在浩海漁場發現SVC後，我們隻是通報英國方麵，取消了浩海漁場的出口資格，其病毒來源還有待追查。這樣對全國其它的觀賞魚出口並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大家都稍稍鬆了一口氣。相互安慰說：“還好，問題不大，就是影響一個漁場。”
可惜，我們高興得太早了！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晚，江蘇推廣站送來一批生病死亡的鯉魚苗，報告說在新沂地區有幾個良種場的鯉魚苗五月前後大批死亡，初步估計死亡一億七千萬尾，情況看來非常緊急。我們立刻加班加點地對病毒進行分離和鑒定，幾天後就得到結果：確實是SVC病毒。這是我國第一次在食用鯉魚中發現這個病毒，也是第一次因SVC爆發引起大規模死亡的事件！檢測結果報上去以後，農業部漁業局立即啟動了緊急預案，準備采取大規模控製措施。由於這是第一次對水生動物疾病采取措施，完全沒有經驗。就臨時組織了一個專家組，希望我盡快趕去新沂。
五月二十一日晚，我乘飛機從深圳趕往徐州。在機場等著接我的汽車把我從徐州帶到新沂時已是半夜。第二天清早，專家組就開會分析情況。原來，新沂有八個漁場的魚苗在半個月內先後發生大規模死亡。其中有兩個良種場，每年的魚苗是賣到天津，然後通過天津賣到北方各省。而這裏的魚苗最初又是從無錫和不明來源的魚販子帶過來的。新沂在江蘇、山東和河南的交界處，這些魚苗也經常相互買賣，而且去年曾經聽說山東和河南已經發生過鯉魚大規模死亡的事件，隻不過沒有上報而已……。聽到這些消息，我的腦子亂成了一鍋粥。由於國內對水生動物疫病監管的缺失，這些嚴重問題都沒能進行控製和管理，連信息都沒能及時送上來。看來SVC早就在國內某些地區擴散了。該怎麽辦？大家討論了一會就說：“我們先把新沂的情況摸清楚再說吧。”
下午，我們到各發病漁場進行調查。結果發現，除了一、兩個漁場是由於水質和缺氧引起魚死亡外，其它幾個漁場的魚大批死亡確實是由SVC病毒引起的。由這個病引起的死魚數量估計在一億尾以上。另外，通過追蹤詢問和取樣調查，發現魚苗的人為流通是傳播疫病的主要原因。就這次疫病來說，新沂的省良種場和無錫的國家良種場是SVC病毒的重要傳染源。必須鎖定這兩個良種場，對它們進行撲殺處理。隻有這樣才能消除病毒進一步擴散的威脅。
漁業局領導看到這個初步報告後，提出“控製疫情、減少損失、縮小影響”的十二字的工作方針。由於水生動物撲殺不像殺豬和殺雞，除了殺魚外還要處理那麽多水，做這些工作需要大量資金。農業部通過協調，破例從獸醫局搞到了幾百萬元。花了很大力氣，才完成了撲殺工作。由於後麵的工作都是行政行為，我在這裏也起不到什麽作用，第三天就趕回了深圳。又是在深夜才飛回深圳，在回家的汽車上忍不住嘔吐起來。這才感到幾天來的辛苦和勞累。
新沂的這次SVC大爆發雖然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但我們也有不小的收獲。首先，我們終於摸清楚了SVC是怎樣逐步擴散開來的：最開始可能是從國外引種時把病毒引進了北京，在觀賞魚中流行。當英國查到病毒以後，由於金三魚公司隱瞞真相，我們無法知道是哪個漁場帶毒，導致病毒繼續在北京地區流行，並隨著引種向天津、江蘇一帶擴散。終於從錦鯉和金魚這些觀賞魚擴散到食用的鯉魚，進入良種場。而每一個良種場就是一個很大的傳染源，能汙染一大片地區。這樣，SVC就從無錫，江蘇，然後向河北、山東直到天津。而天津的良種場則對向東北地區的傳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這樣勾畫出來的路線圖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一個外來的病毒是怎樣從一個地區向其它地區逐漸擴散開來的。其次，這個事件讓我們第一次嚐試對水生動物的疾病防控方式進行了探索。從這以後，漁業局責成各地水產部門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製定了針對各種疫病的應急預案，有些省還進行了演習。如果今後再發生像九三年那樣的對蝦白斑病大爆發，我相信一定會有相應措施，損失也不會那麽大了。第三，從這個事件中，我們看到各地的良種場在病原的傳播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幾乎可以說：如果能控製苗種場，就能基本上控製疾病的流行。後來的流行病學監測中也多次證實了這個結論。這就為幾年後農業部漁業局出台一係列的水生動物苗種管理規程提供了足夠的依據，這些規程也為今後控製疫病提供了法規上的支撐。這也算是不幸中的收獲吧！？
從二零零四年起，質檢總局和農業部都開始執行越來越廣泛的SVC監測計劃。大量的樣品從全國各地送來，深圳實驗室的工作量驟然成倍增加。我們經常加班到半夜、下半夜，甚至到第二天清早。然而不幸的是，監測結果表明，由於缺乏足夠的監管，以及沒有足夠的疫病防控知識，給SVC的傳播提供了機會。SVC就這樣從無到有在中國大地上無情地擴散開來。從二零零三年發現三例，到二零零四年的十二例……，到二零零七年，深圳實驗室監測到的SVC陽性就有三十九例。地區擴大到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東、湖北、江西、重慶和東北三省。
在這種形勢下，要想在國內撲滅SVC已經是不可能。鯉魚在淡水魚中的產量幾乎占到五分之一，如果將來出現像對蝦白斑病那樣的大爆發，後果將不堪設想。我們能做的，就是努力監測它的變化，限製帶病魚的流通，撲殺爆發疾病的漁場，把全國性大爆發的可能變成散在性的流行，把損失限製在最低限度。
這個目的能不能達到？誰也不知道。還是求老天保佑吧！
病毒、隱瞞，聽起來好像挺熟悉。
希望江老師盡快整理出版該書。
趕緊行動吧！
我是到深圳好幾年以後才知道製服是上班才穿的。從來也沒有誰跟我說過這個規定。不過，檢疫部門發的衣服實在太多了。不僅是四季的外衣外褲，連長短袖的襯衣、皮鞋、皮帶、毛衣、毛背心、領帶、大衣、風衣和羽絨服等都發，直到今天退休十二年了，還剩幾件襯衣和褲子，怎麽也穿不完，也很難分清楚上下班。其他同事好像也有下班穿著製服的，不過就我穿的時間最長吧。因為我來深圳後把原先的衣服都拿去扶貧了。也沒有不是製服的衣服穿了。所以後來我就學著別人，進餐館時把肩章取下來，免得說是吃霸王餐。平時把白大褂往身上一裹，也看不見。就這樣混了十幾年。
不過深圳當時可能是比較……。講個笑話。剛來那年，有個公司請我們吃飯，說過年了，每個人送個100元的購物卡，表示表示。想想一百元也沒有什麽，就沒在意。同桌子的領導拿著我的卡，開玩笑說：“你的卡是幾個八，好吉利啊！”我想也沒想就說：“那就換個卡吧，我不信這個。”領導連忙把自己的卡收到口袋裏，旁邊人踢了我一腳：“你怎麽可以跟領導換卡？你知道他的卡裏是多少錢嗎？”我這才如夢初醒。嗬嗬，碰見我們這樣的木瓜腦袋，好多事情是想不到的。
我在深圳發展比較快，得益於有前幾十年的積累。沒有我在工廠和水生所得的經驗和教訓。有些事情不可能應付得那樣得心應手。
至於問我在深圳還有沒有搞人體特異功能的事情。我基本上是不作聲了。能看到也不說了。剛來時有人告訴他們我會透視。結果我講課時，女孩子都躲在後麵聽，不敢坐到前麵。我聽說此事後哭笑不得，難道我看人就是剛好看到把衣服脫光？不可思議！所以後來誰叫我看都不幹了，看到什麽也不說了。不過隨著年齡增大，看起來越來越費勁，更多的是感覺，或者直覺了，但事實證明這些直覺都是對的。
好像回憶錄快發完了。我也鬆了一口氣。我寫回憶錄寫了六年，當然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解中國這幾十年的真實情況。這本回憶錄在國內發表顯然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通過審查。所以隻可能在國外的網站上發表。能這樣讓大家看到，我已經很知足了。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將來還能繼續保持聯係！並祝大家在疫情期間身體健康！
江育林
2020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