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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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C事件”
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剛剛過完五十歲生日，我興衝衝地從武漢趕回深圳。今天是星期五，而且已到下午，就放鬆放鬆吧。於是我來到辦公室想把事情稍稍處理一下，打算過了周末再好好工作。不料一件意外的事情完全打破了我的安排！
下班前夕，動檢處的黃處長拿著一迭紙來到我的麵前：“江老師，這是不是給你的傳真？”我接過來一看，是一份三頁紙的國際傳真。上麵寫滿英文，從上麵看到有我的英文名字Jiang Yulin，知道是給我的。就拿過來了。
我仔細一看，是Barry教授從英國發過來的。他告訴我，昨天給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沒有得到回答，給農業部的國家協調員岑豐發的郵件也被退回。無奈之下，他隻好給我發來傳真，試圖和我取得聯係。
原來在前幾天，英國農業部的檢疫官從自北京金三魚公司出口的錦鯉和金魚中檢測到SVC，並於五月二十八號得到最後確認。由於中國雖然養殖鯉魚有幾千年的曆史，但從未報道過有SVC，在國際貿易上也一直當作是無SVC的地區。這個情況給英國很大的震動，認為是非常嚴重的事件。他們想通過農業部的國家協調員通報此事，誰知電報根本就無人接收。無奈之下想到了我，希望我能幫忙跟中國的有關部門取得聯係，特別是希望能確認一下是在哪個或者哪幾個漁場存在SVC。
看到這個電報，我感到事態嚴重，立即向國家局動檢處作了緊急報告。但中國的機構辦事效率很低，等國家局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才通知北京檢疫局調查此事。再等到北京局的領導意識到這事的嚴重性後，才開始去尋找發病的漁場。此時已經到了六月中旬。而六月十日英國首席獸醫官J.M.Scudamore就通過政府渠道正式通知國家局於局長“英國決定暫停從中國（包括香港）進口觀賞魚，直到查清SVC在中國的分布情況為止”。
看到這個通知，國家局感到事態有些嚴重了。英國有OIE的參考實驗室，他們的決定對歐盟和世界各國都有一定的影響。如不盡快解決，中國麵臨的可能是被全麵封殺。於是我一麵以私人身份繼續溝通中英雙方檢疫機關的聯係渠道，同時立即出發前往北京，協助北京局對出口觀賞魚場作SVC調查取樣和實驗室診斷，試圖盡快查清SVC來源及分布，評估風險，以便采取應變措施，爭取盡快恢複金魚出口。
我帶著各種細胞和檢測試劑，風塵仆仆地趕到北京檢疫局。動檢處的馬處長在機場接我。他皺著眉頭說：“英國檢疫部門指明要找我了解情況，說檢疫證書是我簽的字。我哪裏知道是什麽情況！我倒黴呀！！頭疼！！！”我哈哈大笑起來：“這就是中國和外國的差別啊。在中國，當官的簽字，是權利的象征。而在外國，有能力承擔責任的人才簽字，誰簽字誰就負責。所以他們就抓住你不放。”
晚上，北京局的耿局長請我們吃飯。點的菜裏麵有一盤紅燒豬大腸。馬貴平吃了一口，搖搖頭說：“不好吃，洗得太幹淨了，一點草味道也沒有。”我不禁楞住了：吃豬腸子要有草味道？簡直是匪夷所思！耿局長笑著說：“你別理他，他現在心情不好。”大夥都笑了起來。
我們立刻組織人員展開調查。從六月十號到三十號，馬處長帶著我們幾個人，對北京和天津地區的十幾個漁場一一進行回顧性調查。我們首先從和金三魚公司有關的觀賞漁場著手，並取樣本帶回實驗室檢測。經過半個多月的工作，對五百八十二條魚進行了病毒分離，沒有發現SVC。考慮到當時水溫已經上升到二十五度以上很久，病毒可能已經檢測不到了。又對七十條較大的魚抽血進行了SVC抗體檢測，結果也沒有發現有SVC的跡象。我趕快起草了一份調查報告，於七月六日向Barry教授，不，應當叫英國農業部的首席顧問，通報了結果，解釋沒有檢測到的可能原因是氣溫過高，已經超過了監測的最適季節。希望他能從中努力，爭取解除向英國出口觀賞魚的禁令。第二天，Barry教授以個人名義複信：對中方能在三周內拿出調查報告表示欣賞，認為報告“十分清楚和可信”。並告知我們：六月四日，中國又有一批金魚出口到英國，經嚴格檢疫後結果為陰性，因此認可報告對結果的分析，表示可以開始考慮從實施監管的漁場恢複出口金魚。我鬆了一口氣，返回了深圳。
可是到八月七日，英國方麵突然決定：“根據目前情況，隻能允許已經連續檢測SVC兩年以上的漁場出口觀賞魚。”由於我國僅有北京地區少數幾個漁場做過一年多的SVC監測，因此實際上等於是暫停從中國進口觀賞魚。這一決定立即引起連鎖反應，歐盟各國，還有日本、新加坡等東南亞各國相繼宣布暫停從中國進口觀賞魚。我國的觀賞魚出口就這樣被完全封殺。
形勢對我國非常不利。中國一下子失掉了很多訂單。如廣東金濤公司出口錦鯉去日本的一份兩億日元的訂單一下子就沒有了。北京有的出口觀賞漁場沒有收入，無法支撐，開始裁減工人。中國希望能恢複出口，但英國希望能找到SVC來自哪裏，或者能對出口漁場進行長期連續的監測，以便能有把握地確定出口的魚是安全的。然而這一下子難以做到，這就形成了僵局。這個局麵對進口國沒有什麽，他們可以改從其他國家進口魚，顯然對中國非常不利。
僵持局麵持續了三個月。十月，Barry教授給我來信，希望能恢複對話，解決問題。並提出了能否來華訪問的設想。希望能在訪問期間對漁場的監管能力和實驗室的檢測能力進行考察，看能否確定一些無SVC的漁場。同時希望能明確劃分北京地區流行SVC的範圍，然後才能考慮恢複向英國出口。他很婉轉地指出，從外交和程序上講，他無法寫這封信。這隻是他個人的想法，需要由中國發出邀請，而不是僅僅說同意他的建議。看到這封信我考慮再三，提出在中國劃定SVC“監測區”以釋放其它地區的建議，以期盡快恢複出口觀賞魚。我把這個想法告訴國家局。他們認為也隻有這個辦法了。
國際觀賞魚協會主席Mick Seaby先生為了促進觀賞魚國際貿易，開始出麵斡旋。他與英國農漁食品部以及檢疫機關聯係後，通過廣東的東海水族公司向我試探，希望能跟我對話，打破僵局，提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SVC事件的方案。十月二十三日，他正式來信，提出希望能跟我在深圳見一麵。於是在十一月三日，Mick先生借去泰國開會的機會，專程從曼穀飛到深圳來跟我對話。他參觀了我們的水生動物病重點實驗室，考察了實驗室的技術水平和檢驗能力，並與我就觀賞魚SVC檢疫問題進行了開誠布公的談話。
午飯後，他問我：“你認為在中國可以進行區帶劃分嗎？”我說：“從原則上說，我是讚同的。關鍵是根據什麽原則劃分，怎樣劃分。你有什麽建議嗎？”他拿過中國地圖看了看，抬起頭看著我說：“以長江為界怎樣？長江以南氣溫很高，肯定不會有SVC流行的。”我大吃一驚，連忙擺擺手：“那怎麽行，把大半個中國都劃成疫區了。你看，在長江和北京之間至少還有條黃河啊。黃河每年有幾個月連水都沒有，完全能進行天然的隔離。”他點點頭說：“有道理，那以黃河為界怎麽樣？”“那也不合適。”我又擺擺手：“黃河以北有廣大的西北地區，還有個東北地區。這些都離北京地區有上千公裏，那些地區的觀賞魚場不可能受到北京影響的。”我接著向他解釋說：“SPS協議雖說過，為了動植物的健康和安全，實施動植物檢疫是必需的。但更強調檢疫對貿易的不利影響要降到最低程度，不應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製。”Mike先生聳了聳肩膀，很坦率地說：“我對區帶劃分的原則不是很熟悉，而且我說了也沒有用。但隻要大家都同意這個原則，就有解決問題的希望。這樣好了，我把你的意見帶到英國農業部去，你們之間來協商行嗎？”下午，他就趕回了香港。
這次談話，實際上是經過中、英雙方官方同意後以非官方身份進行的初步接觸，所以雙方都密切注視著這次談話的結果。
國家局正在為計劃內沒有事先安排Barry來訪的經費而發愁。這時，國內幾個比較大的觀賞魚公司經過協商，也向國家局提出請英國派人來談判解決問題，並願意為這次談判提供必要的費用。經費解決了。經過協商，國家局同意了Barry教授來華的方案，向英國農業部發出了正式邀請。大家立刻開始忙碌起來。我又趕到北京，做會談和接待方麵的準備工作。
幾經周折，終於成行啦！十二月六日至十二日，Barry 教授以英國農漁食品部魚病首席顧問的身份對我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
他先到了北京。第一天，我們在一起座談。Barry 教授詳細介紹了SVC的發現經過。這時我們才知道：從今年五月起，英方的口岸就發現從北京來的觀賞魚好像不太正常，並於五月十四日和二十一日分別取了樣品進行檢測，發現感染了SVC病毒。當他們向農業部報告此事時，Barry教授根本就不相信，因為中國從來就沒有SVC的報道。直到五月二十八日，他派人到口岸親自參加抽樣檢測，並全程錄像，最後仍然能從那些魚裏分離到SVC病毒，才感到事情嚴重。同時經過基因比對，發現病毒跟英國的毒株不一樣，而是跟美國分離到的所謂SVC“中國株”一樣，能確認是從中國來的，這才對我們發出了通知。
聽到這個介紹，我也實事求是地說：“根據這些結果，我們同意你的結論，這些SVC病毒是來自中國。不過我對你們把這個毒株叫做中國株是有看法的。這個病毒僅僅隻在中國發現有嗎？最先是在哪裏發現的？為什麽要強調是中國株呢？”
聽到我的話，Baryy教授連忙解釋：“是的，我們也意識到這個提法不妥。我們會改正這個提法的。”果然幾個月後，他就在OIE和其他國際場合把“中國株”改成了“亞洲株”，並一直沿用下來。
隨後，我們請他考察了北京地區的西店漁場（該漁場是英方檢到SVC的那箱魚的所在漁場）、北京宮廷金魚有限公司的中轉漁場和文化營漁場，參觀了北京動植物檢疫局的魚病實驗室，了解北京局關於SVC監測的采樣、檢測和簽發出口檢疫證書全過程、查看實驗記錄，見到了有關人員，了解北京局對漁場監管情況。Barry了解到，北京是個非常幹旱缺水的地方。漁場幾乎沒有廢水排除，所以經過水傳播病毒的可能性極小。也就是說，病毒的傳播主要是由於人為引種傳播，這樣風險要好控製得多。他也覺得情況似乎沒有那麽嚴重。
Barry教授參觀漁場 和Barry教授在中國會談
幾天後，我們準備前往深圳。Barry教授拍著我的肩膀說：“江，我要去看看你的實驗室啦！”我高興地說：“歡迎啊，我家也在實驗室旁邊，歡迎你也來我家作客。”
出發之前，我以為這些行程是由國家局安排的，而國家局以為我已經通知了深圳，結果是誰也沒有通知。等我們晚上到了深圳機場，看到沒有人來接我們，這才發現是搞岔了。我連忙把Barry教授帶到一旁喝啤酒，同時跟深圳局辦公室聯係趕快派車，直到半夜才把Barry教授安排到迎賓館。
第二天，Barry教授參觀了我們的水生動物病重點實驗室，對我們檢測SVC的能力和水平表示非常滿意。後來在他寫給英國農業部的報告中稱：“這個實驗室已經達到了參考實驗室的水平，他們的結果是可信的。” 接下來，還帶他參觀了位於廣東省的東海水族公司和廣州金濤公司的漁場。這在國內算是比較大，也是管理得比較正規的養殖場了。
在Barry教授參觀和考察的同時，我們雙方進行了多次會談。最後達成共識：把北京地區劃為SVC監測區。其它地區則劃為無SVC地區，可以考慮恢複對英國出口。我們都對此感到高興。問題總算要解決了。
然而，Barry教授回國後沒有任何信息反饋回來，如石沉大海。我們的心又被吊到了嗓子眼：是否又發生了什麽變故？
很快到了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六日，我去泰國曼穀參加NACA舉行的第二次地區專家組會議。一到那裏，我立刻去找Barry教授，他此刻是技術服務組的專家。我們一見麵，幾乎是同時質問對方：“怎麽你們政府對SVC事件一點反應也沒有？”Barry見狀馬上從皮包裏拿出英國農業部一月二十日發給我國檢疫局的正式回函的傳真底稿。傳真中原則上同意中國的建議，但要求把SVC監測區的範圍劃清楚。我仔細一看，馬上發現傳真的號碼有誤。原來此時正值中國的機構調整，我們麵臨著“三檢合一”。動植物檢疫局已經從農業部分離出來，和衛檢和商檢合並，所以被農業部“趕”了出來。地址變了，電話和傳真號碼自然也變了。而英方還是用的舊號碼發出傳真，當然就收不到了。
我指著那個傳真號對他說：“這個號碼不對啊！看來中英雙方都有些誤會了。需要趕快解釋一下。不然會造成隔閡，那樣就麻煩了。”Barry教授也有點緊張：“是啊，我們那邊的頭也正在生氣呢。我馬上給他們打電話，叫他們再重新發一遍傳真好了。”
看到這個情況，我對他說：“這樣來回折騰太浪費時間了。不就是要劃監測區的範圍嗎？我們兩個就在這裏畫行不行？否則你還得去一趟中國，或者我們還得派人去一趟英國。什麽時候才能解決？”
Barry教授看著我，想了很久，最後點點頭說：“我們來試試吧。你先畫個圖出來，我們再來討論，好不好？”我找到一份中國地圖。把京津地區用白紙描了下來，並在上麵注明河流和水庫的位置。然後在北京和天津地區畫了一個圈，注明“監測區”。Barry教授戴著老花眼鏡，仔細地跟中國地圖核對了半天。指著一條直線問我：“這是什麽？”我一看是京杭大運河，就對他說：“這是一條古代的人工運河。裏麵不養魚的。而且你來北京也看見了，那裏非常幹旱，漁場根本就沒有水排出來，不可能汙染環境。SVC病毒的傳播隻能靠人為引種傳播。”他點點頭說：“嗯，那倒是真的。好吧，我們各自把這張圖送到我們的政府部門去，看他們有什麽意見。”
畫定的“SVC”監測區地圖
“我立刻跑到NACA總部，對那裏的工作人員說:“我有緊急事情要和國內通話和發傳真，要借用一下你們的電話和傳真機！”我立即撥通了國家局動檢處的電話。王新武接的電話。我把情況簡要地說了一下，希望他能盡快轉告領導，並盡快把意見反饋給我。小王看到我發過來的界定SVC監測區的地圖，不由得笑了起來：“你就畫了這麽一點範圍啊，太好啦！我們還擔心畫的地區太大會影響出口呢。夏司長要去英國談判，可能已經上飛機了。我們會把這個信息轉告他，這個太重要了！”
後麵的事情就是聽說的了。夏司長在去英國的途中，在飛機上收到了這份地圖。一到希思羅機場，英方的官員在迎接時就抱歉地告訴他，由於傳真號碼有誤，消息沒能及時溝通。為了避免誤會，他們畫了一個監測區的初稿，想聽聽中方的意見。其實夏司長早就知道了，他接過地圖說：“我帶回去考慮一下。”
後麵形勢的發展就非常順利了。二月十五日，國家局正式批準了我跟Barry教授商定的監測區界定方案，正式將畫有“監測區”的地圖發往英國。二月十九日，英方正式答複：完全同意Barry教授在中國談判時的建議，可以恢複中國除了監測區外的其餘全部地區的觀賞魚向英國出口。而監測區內的魚場隻要經過兩年以上監測沒有感染SVC病毒也可以出口。這就意味著幾乎是全部解禁了。二月二十四日，英國農漁部獸醫官把這一決定正式通知歐盟各國，對中國觀賞魚封鎖的禁令宣布解除。國際觀賞魚協會也向各成員國轉達了這一重要信息，並專門在一九九九年二月的國際觀賞魚協會雜誌上發表文章說明此事。中國的觀賞魚出口全麵恢複。
“SVC事件”終於得到解決！這是中國在水產品國際貿易中遭遇到的一次重要事件。檢疫部門和出口商，以及養殖戶都從中學到很多東西。檢疫局開始意識到“區帶劃分”的好處：如果把每個出口漁場都進行注冊、管理和監測，使之成為一個個小的“區帶”。一旦某個漁場發現有病，就立即控製起來，而不會影響其它漁場的出口貿易。對控製疾病，促進貿易是非常有利的。
三月四日，國家局召集各口岸的有關專家和漁場的有關人員在北京開會，打算起草一個管理辦法。我下午趕到會場時，大家已經討論半天了。看到我來了，大家一擁而上，叫我講講怎麽跟英國方麵交涉的。我就把在泰國開會時發生的事情講給他們聽。動植司的俞副司長聽後，笑著對大家說：“江老師在SVC事件中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取代的。”大家都鼓起掌來。我心裏別提多高興啦，這掌聲就是對我最高的評價了。
晚上吃飯時，李處長坐在我旁邊。他看看我，想說什麽，但又忍住了。我看著他問道：“有什麽事嗎？”他略有所思地說：“江老師，你想過沒有，你是沒有得到國家授權去跟Barry教授畫界的。如果畫好了國家不同意，你打算怎麽辦？”我確實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思索了一下回答說：“我覺得我已經盡我所能把這個監測區畫得最小了。如果還不滿意，檢疫局可以說我不能代表中國，另外再跟英方談判啊。這就是先私人溝通的好處，有一個回旋的餘地呀。這樣不好嗎？”李處長不置可否地笑了，顯然他想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經過努力，年底國家局出台了九號令《出口觀賞魚檢疫管理辦法》。宣布對所有的出口漁場進行注冊登記，並實行每年兩次的監測製度。而出口公司和養殖場也深深體會到信用的重要性，成立了觀賞魚協會進行互相監督和自律，同時抓緊這個大好時機出口觀賞魚。這一年的觀賞魚出口不但補上了去年因SVC事件造成的損失，還超過了曆年來的水平。大家都在挫折中學習和前進！
江先生完全是從行業規範及病毒學原理的角度給中國外貿爭取了最大的利益。但是從政治的角度，他這麽做是越權行為。
等下我們再看看，最後誰頂缸。
“李處長不置可否地笑了，顯然他想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是個越權行為。不是技術問題。
是個越權行為。不是技術問題。
不過穿的製服也太不合身了，感覺大了兩號，頗有喜感！
非常感謝各位讀者對《我的回憶》所發表的意見和看法。特別感謝LeoInSJ先生給我糾正了不少文章中的拚寫錯誤和印刷錯誤。以前也有不少讀者給我指出了一些錯誤。我都一一核對後進行了修正。也希望能給我提出更多的修改意見和建議。
讀者對《我的回憶》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有些涉及到政治事件，就不好多說了。隻好說說跟政治沒什麽關係的事情了。
看來LeoInSJ先生對小妹的未來很感興趣。遺憾的是我也不清楚。所以在文章後麵沒有交代，不好瞎猜測。不過可以告訴的是，小妹當時是不是周圍一帶最漂亮的女孩我不敢確定，但至少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不乏追她的男孩子。另外，在她剛被招工到荊襄磷礦當司機的那一年，我們的關係還是挺好的。她隻要到了武漢就到我家來，全家都對她很好，她也感到很快樂。隻是到年底開始有些變化，到春節再見麵時就不是原來那回事了。這些在我的回憶錄中都有很詳細的描述。至於分手的原因，她沒有說，我想即便說了也未必是實話。 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結婚一年後遇到她的正在生孩子的同事，知道她還沒有結婚，似乎是準備結婚。她說得吞吞吐吐，我也不便細問。
關於我文革初期長征經過的“南昌”究竟是南昌市還是南昌縣的問題，很早前也有讀者問過。由於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去南昌，我也不知道是南昌縣還是南昌市。唯一能確定的是在筆記本中寫到：“（1967年1月20日）……火車走到向塘西站，停留數小時仍不能開，遂步行一個多小時走進南昌城。住鐵路子弟中學。”。有興趣者可以查查這個子弟中學在哪裏，我就到那裏了。
關於發現甲魚紅脖子病的病原是一種虹彩病毒後如何治療的問題。病毒病一般都隻能預防，治療是沒有什麽有效藥物的。最好的措施就是用疫苗。不過水生動物跟人不同的是，由於養殖者著眼的是群體，所以減少損失的方法還是有的。如打開充氧機，停止喂食，及時撈出病死的甲魚，喂一些免疫增強劑等等，能叫甲魚少死一些，這個能做得到。如果具體拿來一隻病了的甲魚要給它治療，恐怕比較困難。給水生動物治病是很麻煩的。例如魚今天死了，會沉到水底，第二天才會浮起來讓你看到。如果誰告訴你他有藥能叫魚第二天就不死，那絕對是個騙子！因為第二天飄在水麵的死魚是今天死的。
啊，真羨慕你們在國外能隨時隨地的交流。我在國內根本就看不到你們的留言。多虧了方先生不辭辛苦地隔三差五把大家都意見收集起來通過郵件發給我。才有機會看到這些。謝謝大家！也希望能有更多機會和大家交流。
江育林
2020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