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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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五十歲生日
五月底，我剛從英國回來，就跟深圳局的領導打了個報告。為了讓水生室的同事們對搞水生動物病的實驗室有個比較具體的印象，建議抽時間帶小鄭和小陳去武漢水生所參觀。看看那裏的實驗室是怎麽工作的，以便有一些感性認識，這對於未來實驗室的建設和發展有幫助。局裏很快就批準了這個建議。
於是，五月三十一日我帶著他們兩個飛往武漢，住在水生所接待外賓的招待所裏。第二天一上班，我們就興衝衝地來到我原來工作的實驗室。張奇亞和李正秋看到我們，也都高興得不得了。在開全國魚病會時大家在深圳都見過麵，也不需要介紹。魚病室裏其他實驗室的同事們也都跑過來打招呼。我帶著他們兩個仔細參觀了病毒實驗室，我向他們介紹了一些細節，希望回深圳後把能夠參考的地方都改改。陳在賢是老獸醫了，也做過病毒和細胞方麵的工作。根本就不用細說，一看就明白。
六月二號，我帶著他們到武漢到處轉。先去看了看長江大橋，然後去東湖遊玩。他們興致勃勃地一直玩到下午，最後帶著他們乘小船從東湖風景區到武漢大學。船在水上慢慢地走，春末夏初，東湖四周的風景非常美麗，大家的心情也都很好。小陳看著劃船的老太婆，感歎的說：“哎呀，她劃一趟也挺辛苦啊，還隻收十塊錢。等會下船時多給她五塊錢好了。人家也不容易呀。”誰知當船快要靠岸時，劃船的老太婆突然改口說是每個人十元，不給錢她就不靠岸。跟她爭論一點用也沒有。小陳的憐憫之心一下子變成了厭惡的感覺。下船後很不高興地說:“武漢人怎麽這麽不講信用。”我啼笑皆非地說：“你們沒有聽說過，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嗎？到武漢生活就是要小心啊。”
我突然想到過幾天就是五十歲生日了，晚上就抽空去婁建華家。我說：“後天是我過五十歲生日，我想請大家來聚一聚。你能跟廣播站的人聯係一下嗎？晚上比較方便，大家都有空。我們在廣埠屯附近找個餐館吃晚飯好嗎？”婁建華高興地說：“呀，都五十歲了啊。好哇，我跟大家聯係一下，應當都能來的。我安排好了告訴你。”
本來還想帶小陳和小鄭到處走走，但到三號，他們兩個就都急著要回深圳。我隻好說：“那你們先回去吧。我想在這裏過了五十歲生日再回去，已經跟同學們約好了。五號我一定回去。”
送走了他們，我又在魚病室做了一個學術報告，介紹在英國參加國際會議的一些情況。
四號下午，我早就等不及了，早早地來到準備聚會的餐館附近。我坐在街邊的石凳上，東張西望地看著他們來了沒有。不由得回憶起我以前的生日來：十歲生日時媽媽給了我五毛錢，那天剛好下午不上學，我高興地玩了一下午。二十歲生日是在文革期間，我正準備去新疆，早把生日這事拋在腦後，在去新疆途中才猛然想起我二十歲的生日已經過了。三十歲生日那天是我剛進武漢大學不久，晚上班上的男生們在寢室裏為我舉杯祝賀。四十歲生日那天我剛從珠海出差回來，也是忙得四腳朝天，顧不上了。這次運氣不錯，碰巧能回武漢跟朋友們一起過五十歲生日。不過，六十歲生日看來不大可能在武漢過了，應當是在深圳……。時間過得真快呀！這隨便一想就是五十年，半個世紀啊。想想頭都有點發暈……。
“江育林！”一聲招呼把我驚醒，抬頭一看，是韋琪從漢口跑來了。她看看四周：“其他人呢？還沒有到嗎？”我笑著說：“聚會嘛，從來就是離得越遠的到得越早，你看電子設備廠的幾個肯定是最後才到。”果然，再過一會，住在關山汽車標準件廠宿舍的陳宣美和劉仁森從公共汽車上走下來，住在卓刀泉化四院的薑都也急急忙忙地趕了過來。最後才是李植年跟婁建華一起從電子設備廠那邊慢慢地走過來。他們兩個一到，先到的幾個都嘿嘿地笑了起來：“硬是給江育林說準了，就是住得近的來得最晚哪！”剛準備進去，韋琪提醒大家：“先在門口照張相吧，要不又忘記了。”
我們進了包間，李植年把買來的蛋糕放在桌子上。陳宣美擺擺手說：“拿開，拿開，哪有飯前吃蛋糕的。還吃不吃飯了？”於是他嗬嗬地笑著把蛋糕放到一邊。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聊天。大家都很感歎：怎麽一下子就活過半個世紀了？不過想想我們這些人還是幸運的。原來高中一個班三十八人，已經有四個人去世了。說起他們，不由得唏噓了一陣。大家最感興趣的是我在深圳的情況。從我離開武漢到現在，已經過去快兩年了。我已經基本上在那裏站住了腳，日子也過得挺舒暢。大家七嘴八舌地問了很多問題。我詳細講了我在深圳的情況，也談了我對深圳的印象：“我現在很喜歡深圳。不僅僅是那裏錢多，我感到那裏的管理比武漢要人性化，效率也很高。特別我是個急性子，很喜歡那種工作作風。”末了，我又加上一句：“唯一不滿意的是那裏太舒服了。吃的太好，出差淨坐飛機，連火車都不願坐。上下樓都有電梯，不用爬樓。你們看我現在已經胖了二十斤，血壓也高了。”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說我這是“富貴病”。
大家談得正高興，餐館服務員突然走過來，很有禮貌地小聲說：“先生，不要太搞晚了啊。”李植年一看表，驚訝地問：“現在還不到十點鍾啊，怎麽啦？”服務員吞吞吐吐地說：“今天是……是六四啊！”啊，我們才明白，原來每當“六四“那天，公安部門就特別緊張，生怕有人聚會鬧事。特別是大學的保衛部門那天更是不敢鬆懈，不放過任何一點可疑跡象。
我不由得笑起來。我拿出自己的身份證給他看：“我可真的是今天過生日，而且是五十大壽。 你看，是我先出生的，六四是後發生的。”大家都笑了起來：“是啊，如假包換!”那個服務員搖了搖頭，無可奈何地走了。
李植年想了想說：“算了，我們還是不要觸這個黴頭，就這樣吧。”於是拿來蛋糕，由我來吹蠟燭，切蛋糕，大家就吃了起來。好幾個人都送我一些小禮品，有玻璃做的老鼠，有皮帶等。韋琪不久才從九寨溝回來，她就送給我一疊風景明信片。我拿著他們送的東西，再三叮囑他們有空一定來深圳找我。薑都問：“你有名片嗎？給我一張，以後好聯係啊。”我趕忙拿出名片給了大家。薑都仔細一看，高興地叫了起來:“江育林，你什麽時候評上正教授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祝賀你啊！”我不好意思地說：“證書是四月份剛剛發下來的。嘿，還不是跟以前一樣做事！”就這樣大家一直玩到十點過了，我才跟他們——我的戰友、朋友和同學一一告別。是他們，過去和我一起在廣播站裏戰鬥；下農村後，在我最艱難的日子，不舍不棄，讓我感到溫暖和希望；現在我遠離武漢，但隻要有機會，他們就會聚攏一起來看望我。我看著他們走遠，才依依不舍地回去。
請代為謝謝江老師關於甲魚紅脖子病能否／如何治療的答複。 我也問了那個問題。 看來動物和人一樣， 細菌好治， 可以有抗生素； 病毒常常就沒辦法了。 告訴江老師， 我們正在被病毒威脅著， 我已經四個月沒有去過任何商店了。
最後也祝江老師生日愉快。 雖然晚了幾天。 但是那真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啊。
收到老江的回話，真是太高興了！哈哈，我當初評論老江和小妹關係時，故意說狠一點，把兩人分手責任扣在老江頭上，希望用激將法激出一些新細節，未能得逞。看來老江在自傳裏已經完全兜底了，真的不知道小妹當初分手真實想法，也不很清楚分手以後小妹的生活狀況。這個世界上隻有小妹本人才能提供答案，但即使小妹親自現身，也未必願意吐露當初真實想法。世界上願意赤裸裸解剖自己，一覽無餘坦誠心跡給所有人看的，沒有幾個人能做到，這是老江的偉大之處！老江不但在工作中給社會作出巨大貢獻，在文學史上也給國人和世界人民留下一筆巨大財富。
非常感謝各位讀者對《我的回憶》所發表的意見和看法。特別感謝LeoInSJ先生給我糾正了不少文章中的拚寫錯誤和印刷錯誤。以前也有不少讀者給我指出了一些錯誤。我都一一核對後進行了修正。也希望能給我提出更多的修改意見和建議。
讀者對《我的回憶》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有些涉及到政治事件，就不好多說了。隻好說說跟政治沒什麽關係的事情了。
看來LeoInSJ先生對小妹的未來很感興趣。遺憾的是我也不清楚。所以在文章後麵沒有交代，不好瞎猜測。不過可以告訴的是，小妹當時是不是周圍一帶最漂亮的女孩我不敢確定，但至少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不乏追她的男孩子。另外，在她剛被招工到荊襄磷礦當司機的那一年，我們的關係還是挺好的。她隻要到了武漢就到我家來，全家都對她很好，她也感到很快樂。隻是到年底開始有些變化，到春節再見麵時就不是原來那回事了。這些在我的回憶錄中都有很詳細的描述。至於分手的原因，她沒有說，我想即便說了也未必是實話。 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結婚一年後遇到她的正在生孩子的同事，知道她還沒有結婚，似乎是準備結婚。她說得吞吞吐吐，我也不便細問。
關於我文革初期長征經過的“南昌”究竟是南昌市還是南昌縣的問題，很早前也有讀者問過。由於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去南昌，我也不知道是南昌縣還是南昌市。唯一能確定的是在筆記本中寫到：“（1967年1月20日）……火車走到向塘西站，停留數小時仍不能開，遂步行一個多小時走進南昌城。住鐵路子弟中學。”。有興趣者可以查查這個子弟中學在哪裏，我就到那裏了。
關於發現甲魚紅脖子病的病原是一種虹彩病毒後如何治療的問題。病毒病一般都隻能預防，治療是沒有什麽有效藥物的。最好的措施就是用疫苗。不過水生動物跟人不同的是，由於養殖者著眼的是群體，所以減少損失的方法還是有的。如打開充氧機，停止喂食，及時撈出病死的甲魚，喂一些免疫增強劑等等，能叫甲魚少死一些，這個能做得到。如果具體拿來一隻病了的甲魚要給它治療，恐怕比較困難。給水生動物治病是很麻煩的。例如魚今天死了，會沉到水底，第二天才會浮起來讓你看到。如果誰告訴你他有藥能叫魚第二天就不死，那絕對是個騙子！因為第二天飄在水麵的死魚是今天死的。
啊，真羨慕你們在國外能隨時隨地的交流。我在國內根本就看不到你們的留言。多虧了方先生不辭辛苦地隔三差五把大家都意見收集起來通過郵件發給我。才有機會看到這些。謝謝大家！也希望能有更多機會和大家交流。
江育林
2020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