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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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進實驗室
幾天後，安頓得差不多了，我走進了實驗室。
安排我工作的實驗室在四樓，這裏就是未來的“水生動物病重點實驗室”了。其實在來深圳前，我已經到過這裏幾次，但今天我才仔細地打量這個實驗室。實驗室有二百多平米，分為四個房間，最後一個房間實際上又被隔出兩個小房間來分別放置超速離心機和超低溫冰箱。故也可以說是六個房間。建一個重點實驗室的麵積足夠了。
實驗室裏安排了兩個人跟我一起工作。經過交談和仔細觀察，才知道那個男的叫鄭堅川，湛江海洋大學畢業。搞了十幾年的魚病，特別是細菌病，動手能力比較強，能獨當一麵。女的叫陳在賢，是集美獸醫專科學校畢業。做過動物病毒和細胞方麵的工作，動手能力也很強，而且很潑辣，在需要時甚至敢挽起袖子去捉豬。但又很細心，愛學習，做事情很主動。有點像李正秋，不過基礎比她好很多，起碼獸醫的知識比較紮實。看來她適合跟著我搞病毒和細胞，而小鄭搞細菌和寄生蟲沒有問題。另外還配了一個工人楊錦舜，專門負責實驗的準備和清理等方麵的後勤服務。這個小女孩工作起來也比較踏實。這樣看來，深圳的情況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首先，從人力安排上看，比原來水生所病毒組的力量要強。第二，雖然實驗室目前看來還缺乏一些必要的設備，現有的一些設備雖然很貴很好，但不太適用於魚病試驗。不過這個單位很有錢，隻要有正當理由，買東西不是問題。這比在水生所天天算賬，天天愁哪裏搞錢要輕鬆得多，一點也不用我擔心。第三，這裏有個比較好的動物檢疫實驗室，也就是獸醫實驗室。很多儀器設備都是可以共用的，好多做法也是相通的。做細胞的所有條件都具備，隻不過不知道魚類細胞的特殊性而已，這可以慢慢教會他們。第四，我現在是以專家的身份來這裏，說話有人聽，大家都很認真聽我的意見和安排。比起初到水生所時幹活的阻力要小多了。因此在這裏建立一個水生動物病的實驗室不會很困難。
實驗室的同事們：小陳和小鄭
看到這些，我心裏有了底，信心更足了。特別是小鄭和小陳他們人非常好，對我也非常關心和熱情。也許是領導們交代過的，隻要我一動手做事，就馬上過來看看，是否需要幫忙。下班後對我的生活也特別關心。和他們在一起做事，心裏總是高高興興的。
剛進實驗室才幾天，局領導就過來對我說：“江老師，我們準備對實驗室進行裝修。把實驗室的工作人員都暫時放在三樓。你對實驗室裝修有什麽要求可以提出來。”我一聽高興極了，這正是建立新實驗室的好機會啊。我趕快把魚病實驗室進行了重新設計。把幾個房間按照病毒、細菌、寄生蟲、準備間和辦公室進行了劃分，並在實驗室裏設計了三個無菌室分別做細胞、病毒和細菌，把各個實驗室的功能區進行了安排，這兩百多平米的麵積做一個魚病實驗室足夠用了。同時，我還向財務處打了報告，要求購買生化培養箱、超淨台、超低溫冰箱和過濾器等一批設備。局裏很快批下來九萬元，給我們做啟動經費和購買設備。嘿嘿，這個單位好有錢啊！這樣，等一個多月後實驗室裝修好了，設備也到位了，我們就能開展工作啦！真的很順啊。
九六年建立的水生動物病重點實驗室分布圖
內容簡介
圖書目錄
書籍信息
著者：陳宣良
編譯者：
叢書名：
出版社： 上海人民
ISBN：9787208136359G.1781
版次：01版01次
開本：16開
裝幀：平裝
頁數：603
內容簡介
以[連續性文明]為觀點，在描述兩千年中華帝國曆史的基礎上，探討了中華帝國文明，在以士階級為中介粘合上層政權組織和下層血緣組織的全責組織社會結構下，源遠流長的原因及其曆史本質。[1]
作者簡介
陳宣良，武漢大學哲學博士，薩特名著《存在的虛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最早的翻譯者，西方哲學和哲學史研究者，著有《法國本體論哲學的演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等。現旅居法國。[1]
關鍵是這句話：“現在是以專家的身份來這裏，說話有人聽，大家都很認真聽我的意見和安排。”
後麵應該還有總結，比如說，主要是市場經濟，比原來的計劃經濟時代好多了之類的。
首先要感謝網友不辭辛苦地把《我的回憶》逐步地掛在網上，並不斷的給我收集大家的看法並轉發給我。由於我現在在國內，不能直接看到回憶錄發表的情況，隻有等網友收集大家的意見用郵件發給我，我才能看到。請大家原諒。希望什麽時候防火牆拆了，我能直接跟大家對話。
關於錢學森對氣功的講話。我的看法是這樣的：錢老以前說過違心的話，當時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說的。改革開放後說的話應當是出自內心的真話。至於是否正確，要由今後的研究來證明。氣功確實有些無法解釋的神奇之處。如果不是我自己的親身體會，我想我也決不會相信它。但一個長期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尊重事實是起碼的素質。我必須承認確有這些事實發生。至於是什麽科學原理留待別人來研究吧。我好像有點無從下手。當然，當時社會上也有些不可思議的說法，如意念能移動物體，意念能把勺子搞彎等等，我沒有見過，所以也不相信。
關於我說“能平均分配的盡量平均，盡量減少差距。差距隻是一種激勵機製，主要起到的是精神鼓勵作用，千萬不能作為分配的原則。因為……如果每一個人都積極起來的話，你就傻眼了：大家會感到幹多幹少一個樣。”可能有的讀者沒有搞清楚我寫這段是什麽意思。
對於一個比較小的單位而言，比如隻有不到十個人的實驗室和隻有幾十個人的研究室，要把每個人都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僅僅靠物質鼓勵的話。很可能最後的結果是大家得到的物質鼓勵都是一樣的。換句話說，大家都幹得多和大家都幹得少是一樣的。激勵機製就沒有效果了。所以，物質鼓勵的差距可以有，一定不能大。精神鼓勵有時起到的作用真的比物質鼓勵要大！每個人感到在這裏確實有發展前途所產生的動力比發給他幾百元獎金要大得多。
還有人提議；韋琪和李新新的故事需另寫一兩篇。《我的回憶》初稿完成時比現在要長。當時給回憶錄裏主要涉及的人看過，並根據他們的意見進行了刪除和修改。大概總共刪除了四萬字左右。
美國的楊誌是我的大學同班同學，他和他夫人都是我的好朋友。當然由於長期在國內和國外生活，各種想法肯定會有差距，但這不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比如：我想體會一下“踢美帝國主義的狗的感覺”，跳起來踢了他心愛的狗一腳，他肯定很生氣，但也不過就是罵一聲“神經病！”，僅此而已。
還有的讀者提出其它的問題，在最後寫我在深圳生活的第九部分《國門衛士》裏都有提及。好像第八章快登完了吧？大家很快就能看到第九章了。
非常感謝大家對《我的回憶》的關注，更感謝讀者對其中內容提出的看法和疑問。這給我一個思考、修正的機會。不過，有讀者提出關於出版的問題。我想我這東西在國內出版恐怕是不可能通過審查的，所以也沒有這個奢望。能在國外這個網站上發發已經很知足了。希望大家繼續給以關注和多提意見。謝謝！也祝願大家在疫情中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江育林
2020年6月25日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