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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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多磨
正當我還在北京開會期間，國家動植物檢疫局動檢處有人從北京給我家裏打了個電話。當他們得知我在北京時，就詢問我在北京的地址和電話。但當時我沒有手機，小樊也不知道我究竟住哪個酒店，打電話的人隻好留了個電話號碼，並再三囑咐小樊，等我回武漢後盡快給國家局動檢處回複電話。我回家後，按照小樊寫下的電話號碼打過去，回答是：“這個號碼有誤，請查證再撥。”我也沒有在意。而且，我手裏也沒有國家局動檢處的電話號碼。
三月底，我如約來到深圳動檢局。人事處處長很快就跟我開出了商調函，並希望我能盡快辦理手續。拿到商調函後，我感到鬆了口氣，終於開始運作了。然後我就去看看他們的動檢實驗室，了解一下情況，為來深圳後盡快開展工作做些準備。在休息時，我想起那個沒有打通的電話，就問他們：“你們知道國家局動檢處的電話號碼嗎？”他們說：“知道啊。”等我拿到號碼一看，原來小樊給我的號碼有一位數字是錯誤的，不知道是北京說錯了還是小樊記錯了。我立即把電話打過去。那邊正好是崔處長接電話，當他一聽說我正在深圳拿商調函時，立刻大聲叫了起來：“千萬不要去拿商調函！”我莫名其妙：“我剛剛已經拿到了啊，有什麽問題嗎？”“唉呀，”那邊電話裏歎息起來：“你怎麽回武漢後不跟我打電話？”我解釋說：“不是我不打電話呀，是你給的號碼不對啊。”崔處長惋惜地說：“嘿嘿，我們沒有這個命啊。本來我們商量了一下，想叫你到北京來工作，結果還是錯過了。……不過也行，深圳也不錯啊。就這樣吧。”原來國家局後來想想還是叫我來北京工作更合適，但遲了一步。嘿嘿，這可不怨我。也幸虧我拿了商調函後才打的電話，否則又不知道會怎麽樣了。實驗室主任聽說我已經拿到了商調函，也很高興，就給了一套實驗室的鑰匙：“你先拿著吧，以後來了隨時可以進去。”
回到武漢，我馬上把商調函交給水生所人事處。他們說：“沒問題。我們把材料準備一下，等朱所長批下來了，馬上給你把檔案寄過去。”這時原來的陳所長已經調到北京去了，現任所長是原來二室的朱教授。我滿心高興地等待朱所長簽字，以為我很快就能去深圳了。
後來我才知道，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我把商調函和調令搞混了。商調函是深圳動檢局跟水生所商量的意思。當然就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而我一點不同意的思想準備也沒有。
幾天後在朱所長的辦公室裏，朱所長瞪著眼睛看著我：“我還沒有同意你調走啊，你怎麽就那麽得意？整天拿著深圳實驗室的鑰匙晃來晃去。啊？這裏工作還搞不搞？魚病室不能沒有你，我不能同意你走。”說完就低著頭看文件，理也不理睬我。
我愣住了，這才覺得事情有點麻煩。我該怎麽辦呢？吵架肯定是不行的。我想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話：“我來水生所十幾年了，好像還沒有求過所裏什麽事哩。”朱所長看了我一眼，擺擺手說：“你走吧，現在我肯定是不會簽字的。”我也很固執地說：“我反正已經決心去深圳了。”
我很懊惱地走出他的辦公室，真後悔不該把深圳實驗室的鑰匙給別人看，惹出這些麻煩來。但看也看了，有什麽辦法呢？就這樣僵持下來。
一天傍晚，家裏的電話鈴突然響了。拿起電話一聽，原來是陳老師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他很直爽地問我：“聽說你要去深圳？為什麽要去深圳？有什麽打算和想法嗎？”我詳細向他報告了整個過程和我的想法：“我要去深圳，並不是因為那裏錢多，而是檢疫部門需要有會搞魚病的人支持他們的工作，是國家需要我。如果我不去，檢疫係統可能就沒有合適的人能撐起這份工作，而水生所沒有我一點關係也沒有。為什麽不讓我去？”陳老師沉默了一下說：“看來你已經考慮好了。那好吧，我支持你。我隻告訴你兩點。第一，如果你在那裏工作得不順利，想回到科學院係統來的話，就跟我說，我想辦法把你調回來。第二，朱所長那裏我去做工作。我會告訴他，人心已經跑掉了，如其把人卡在這裏，不如把人放走，把心留在這裏。出去的人對水生所都是會有感情的。在水生所需要的時候也會伸出手來幫水生所的，你說是嗎？”聽到陳老師坦誠的話，我的眼睛濕潤了。我跟陳老師說：“放心吧，我不會忘記水生所的，我在這裏工作了十幾年，學會了很多東西，也學會了做人。我知道該怎麽辦！”我們在電話裏聊了半個多小時。
四月中旬，朱所長終於在商調函上簽了字，我的檔案隨即調往深圳。啊，武漢的手續終於辦好了！按照深圳的速度和辦事的風格，我想象著：幾天後，我就應當收到調令，然後就準備去深圳了。
然而我又錯了。一周過去了，又一周過去了，一點消息也沒有。我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給深圳局人事處打了電話，才弄明白：一個中國人要從一個地方調到另一個地方去工作遠不是我想象的那樣簡單！人事處長耐心地給我解釋：我要調過去，一方麵需要人事調動，即轉檔案。這個權利在他們手裏，幾分鍾就能辦好。但另外還需要戶口和糧食關係的轉移，這是由深圳市人事局或者勞動局決定的。而他們並不是隨來隨辦，而是每年集中辦理幾批，經過開會、討論、審查、批準……，然後才能辦好。在我的戶口沒有辦下來之前，誰也不敢給我發調令，否則就成了“黑戶口”。隻有等著吧。雖然我去深圳是肯定沒有問題了，但是要等多久，誰也說不定。人事處長在電話裏向我大倒苦水：“我也沒有辦法啊，賀局長幾次把我罵得狗血淋頭，可我不能代替市人事局辦事呀，你再耐心等等吧。”
更麻煩的事情也來了。世界糧農組織又發來邀請，五月二十號到二十二號，在菲律濱的ILOILO要舉行《水產養殖中化學藥品使用專家論證會》，邀請我在會上做關於我國在水產養殖中使用化學藥品的情況介紹。可是我的檔案已經從水生所調走，可以說，我已經跟水生所沒有關係了。我該怎麽辦理出國手續呢？
無奈之下，我把這事打電話告訴了國家局動檢處的崔處長，並且告訴他時間很急了。崔處長沉思了一下說：“雖然你還沒有正式調到我們係統，但按道理說，這事應當由我們來負責。這樣吧，你把材料趕快發給我，我來安排辦理這事。”嘿嘿，畢竟他們地處北京，又是中央單位，辦起事來非常利索，沒用十幾天就把簽證辦下來了。我也鬆了一口氣。FAO的官員也寄來了從香港飛菲律賓的來回機票證明，憑這個證明可以在香港機場拿到機票。考慮到上次去泰國的“悲催”遭遇，我特地叫國家局開了一張去香港的證明。拿到這些材料，我想：這次出國應當沒有問題了吧？
十九號清早，我早早地來到羅湖口岸。關口剛一打開，我就滿懷信心地走了進去。邊檢的官員看了看我的護照和去香港的證明，抬起頭來問：“你的機票呢？”我拿出取票的證明：“在香港機場，憑這個可以去取票。”那人搖搖頭說：“不行，沒有機票不能過去。”我一聽，頭上開始冒汗：“那我該怎麽辦？”，他低著頭，看也不看我一眼：“你去買張機票就能過去了。”我失望地拖著行李退出來，心裏窩火極了。這機票是能證明我不會危害國家的安全，還是能證明我有合法的身份出國？我隻要在外麵買張機票就可以通過邊防檢查，然後等我回深圳後再把這張機票退掉把錢拿回來就行了。這不是“逼良為娼”嗎？可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啊。我走出羅湖口岸，到處尋找賣機票的地方。一直等到快九點，才看到一個賣票亭開了門。我趕快買了一張當日去馬尼拉的機票，再拖著箱子衝進口岸大樓。還好，這次一切順利。我“混”進了香港。
然而等我到達機場取機票時，原計劃的航班已經起飛。下一個航班要晚上十點才能到馬尼拉，那時已經沒有從馬尼拉去ILOILO的飛機了。這意味著，我不得不在香港機場遊蕩大半天，然後還不得不在馬尼拉機場坐上一整夜。這一切，就是因為那張該死的機票！該死的大兵！該死的規定！
等我第二天清早到達開會的地方，我已經累得筋疲力盡，眼睛幾乎睜不開了。好在我是明天才發言，否則不知道會不會胡說八道。
等我剛回到深圳，就接到通知，國家局要在大連召開關於建立重點實驗室的會議。我立刻又趕往大連。原來國家局計劃在全國各口岸檢疫局建立十個重點實驗室，其中就有水生動物病重點實驗室。既然我已經決定去深圳，這個實驗室自然也就決定建在深圳了。雖然我還沒有接到正式的調令，但在這裏，沒有一個人把我當作外人，而是把我看作這個係統的專家。崔處長對我說：“你不要管調令什麽時候來，那不過是遲早的事情。就這樣開展工作吧，行嗎？”我點點頭。這有什麽不行？越早越好啊，我也希望能早點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幹點成績出來呀！
調令就慢慢等吧，不是說：好事多磨嗎？既然這麽多磨，那一定是好事啦！
正在界河邊發愣，突然聽到凶神惡煞的責罵聲，抬頭一看附近有個崗哨，有個士兵正惡狠狠朝我瞄著槍讓我快滾。真是莫名其妙，我在深圳的街上走走都不行麽？但跟端槍的大兵沒理可講，再說香港那邊也沒啥可看，就乖乖地快速離開。這個不愉快的事就跟吞了蒼蠅一樣，心裏不適了好多天。
去年回國時，抽空去香港玩了幾天，拿著美國護照連通行證都不需辦，在羅湖口岸過關時想起94年那件不愉快的事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