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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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洪湖蹲點
九一年底，潘老師要去廣州中科院南海所當所長，陳宜瑜老師當水生所所長。所裏的年輕人都對陳老師非常佩服。陳老師不僅搞研究很有水平，而且說話很有條理，也很有說服力。一次在召集室主任開會時，我驚訝的發現他有一口氣不間斷地說很長時間的本事。記得有次我和二室的劉漢勤特地在陳老師講話時拿著手表測量了一次。最後我們都一致認為：他一定是在某個時候換了氣，否則絕對不可能一口氣講那麽長時間。但什麽時候換的氣，怎麽也看不出來。
有次不記得因為什麽事情，我去陳老師辦公室找他。我是第一次找所長，心裏還有點緊張不安。不料陳老師非常熱情：“小江，坐啊。你好像從來沒有來過我的辦公室吧？怎麽當了這麽久的室主任也不來幾次？”我非常尷尬：“沒有事來做什麽啊。有時候有點事情想找你，但經過你窗戶時，都能聽到有其他人在裏麵，我怎麽好進去呢？”陳老師聽了，幽默地說：“不要緊，有空來坐坐嘛。以後你要是來找我，我就把別人趕走。好不好？”我的心情一下子放鬆了。
陳老師很嚴肅地對我說：“小江啊，你搞科研沒有問題，我很放心。但是你要知道，魚病研究是個應用性很強的領域。最後要能解決實際問題，就是要能看病和治病。光在實驗室裏是不行的，必須走出去，到實踐中去學習。文革時把知識分子往農村趕，不讓他們搞科研是錯誤的。但完全就在實驗室裏不出去，同樣也是不對的。你一定要抓住一切機會到下麵去，才能做出成績來。你說是不是？”
我呆呆地看著他。這個問題我確實考慮得很少，平時下漁場多半是想看看有沒有什麽新病可以研究。陳老師的話裏提出一個觀點：研究成果有些對生產有用，有些是沒有什麽用的。盡管這些成果在理論上還是有一定意義，但作為魚病室，不能隻搞那些純基礎理論的東西。
陳老師的這番話對我考慮問題的思路無疑是影響巨大的。此後的幾年裏，我有相當多的時間都放在漁場。特別是九三年全國蝦病大爆發後，我幾乎把一半以上的時間都放在水生所之外。事實證明，這樣做受益匪淺。在實踐中，我不僅學到很多東西，也能把自己的知識用於實踐，同時，也給了我很多深入思考問題的機會。一些魚病綜合防控的理論就是在這些實踐中逐漸形成的。
九二年夏天，為了完成魚病室的課題《洪湖及其周邊地區養殖魚類傳染性疾病的監測》，決定魚病室的人輪流去洪湖蹲點。即在疾病多發季節不間斷地保持有人在那裏，一旦有漁場發病，就會有人找來求醫，這樣就能了解魚病的流行情況。同時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漁場作為監測點，探索魚病防控的方法。我和搞藥理的李愛華第一批去。想到在那裏大部分時間一定是閑得沒事幹，那時江蘇淮正在放假，幹脆把他也帶去算了，也讓他有機會看看農村是什麽樣子。
我們到了洪湖後，就在洪湖賓館定了一個長期包間，以便大家輪流來住。白天如果沒事，江蘇淮就抓緊時間做暑假作業，晚飯後就帶著江蘇淮去看電影，逛馬路。如果要出去看魚病，也把他一起帶著，到洪湖裏坐船，看荷花。江蘇淮也感到很有趣。我們這一批在洪湖住了兩周多，也看了一些魚病。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了一些問題，也引起我對一些問題的思考。
一天，有兩個漁場的老板來找我們看病。我們分別到現場看後，發現這兩個漁場麵積幾乎相同，養殖的魚數量和品種也幾乎一樣，剛好也都是得的同一種叫“淡水魚出血性敗血症”的疾病，但是發病的情況不一樣。因此，我們給了他們不同的處置方案。這兩個漁場的老板相互看了看，問道：“我們兩個場不是一樣的病嗎？怎麽處置方法不一樣？我這個場用的藥要比他那個場幾乎多十倍啊！要多花很多錢呀。怎麽回事？”我耐心地跟他們解釋：“那個漁場生病的原因是因為喂草魚的穀子沒有泡軟，吃進去把魚腸子劃傷了，感染細菌發炎生病。你看，他們主要死的魚是草魚，所以我隻要求他們把穀子換成其它飼料，並摻進一些藥物，就能控製住了。而你那個場的魚是因為水太髒，細菌太多導致魚感染生病。這個場主要死的是鯽魚和花白鰱，它們多是吃浮遊生物，不吃飼料，也沒法喂藥。隻有對水進行消毒。那用的藥就要多得多了呀！”
那個老板又問：“書上隻是說什麽病用什麽藥治療，沒有像你說的這樣複雜呀。”看來他是讀過書的，我一時語塞。是啊，水產的教科書裏就是說什麽病用什麽藥，甚至還教別人“預防減半”。看來這書寫得也太簡單了一些。我想了想，對他說：“肯定要因人而異啊。否則，還要醫院做什麽？隻要開些藥店就行了，什麽病吃什麽藥。為什麽還要醫生呢？魚病跟人病的道理不是一樣的嗎？”那個老板聽後，搔搔腦袋，也笑了。
看過一些病例後，我慢慢發現，這些年來一直在搞高密度養殖，池塘裏的魚密度越來越大，環境也變得越來越惡劣。但漁民們都不以為然:“沒有問題吧？魚不是都還好好的嗎？”“魚沒有死，就說明沒有問題啊！”聽到這樣的回答，我不由得搖搖頭。覺得這樣的推斷未免太荒唐。養殖環境是否合適的標準是什麽？難道魚不死就認為是合適的嗎？顯然，二戰時被關在集中營裏的猶太人和住在豪華酒店裏的富人的抗病力完全是不在一個水平上的。一旦感染病毒或細菌後，發病率和死亡率顯然也會完全不同。怎麽可以用不死作為判斷標準呢？
我把這個想法試圖和漁民們溝通。他們都搖搖頭：“魚病了肯定是有病毒或細菌吧？你把它們殺死了，病魚就恢複了吧？環境再差，如果沒有病原，怎麽會生病呢？”
這個說法真有道理嗎？由於我們的養殖環境不可能是無菌的，一定會有成千上萬種細菌和病毒在水裏，沒有這種病原可能會有那種病原。如果魚體質太差，總會有某些細菌會引起它們生病。換句話說，環境惡劣或者體質差時，魚會得什麽病是偶然的，但一定會生病則是必然的。另外，進一步的觀察可以發現，其實在水裏存在很多“條件致病菌”。就是說當環境條件好，或者魚的健康狀況好時，這些細菌對魚是沒有毒力的。而在惡劣的條件下，這些細菌就可能危及魚，造成疾病或死亡。
在那個時候，還沒有人提出“健康養殖”的新概念。但這些現象已經讓人們開始認識到，環境，魚的體質顯然和生病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進而不得不逐漸形成健康養殖的意識。
洪湖水產局的人希望我們給當地漁民講講課，這是一個宣傳健康養殖的機會。我站在講台上，下麵坐滿了漁場的人。我說：“同誌們，你們家裏都養過孩子吧？如果你們家的孩子生出來後就扔在垃圾箱裏，當他生病了就拎出來找醫生看看，看好了再扔回垃圾箱去，你們覺得這孩子能養好嗎？”大家“轟”地笑了起來：“那當然不行！”“怎麽能這種養法。”我接著問：“那你們養魚為什麽不考慮一下，魚是否生活在舒適的環境下呢？如果環境惡劣，能夠養好嗎？僅僅生病了去找魚醫，你們覺得行嗎？”大家都不做聲了。
我接觸的漁民越多，越發現漁民對魚的生活環境和條件並不在意，而隻要魚病了就希望我們用盡可能簡單的方法解決，再三問有沒有藥到病除的法子，至於為什麽魚會生病，他們並不去想。換句話說，魚病了，你隻需要告訴他是什麽病用什麽藥就行，至於他怎麽養你不用管。甚至有人希望我用一句話把十幾年學到的知識用一句話概括一下，企圖一勞永逸。我不禁啼笑皆非地想：這又不是什麽武功秘籍，一句話就可以泄露天機，學到真功夫。我隻好對他說：“如果用一句話概括的話，那就是：好好學習！”
我開始意識到：漁民的要求不能一味迎合，需要提高養殖水平。泛泛地提所謂“努力去滿足漁民的需求”的提法是有問題的。漁民希望什麽？哪些要求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特別是，在水產養殖中，有時候養殖戶的個人利益和整個養殖業的全局利益是有矛盾的。如有些養殖戶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破壞環境。有些養魚苗的人在魚苗有病時，不希望告訴別人，否則賣不出去。至於是否會把病原到處傳播危害他人，就不管了。
後來，在跟漁民接觸的過程中，我反複對他們說，對疾病，光靠醫生不可能解決全部問題。在人醫是這樣，在魚醫也是這樣。九三年全國蝦病大爆發後，大量事實證明這個思路是對的。光就事論事治不好病，必須把健康養殖和健康管理一起抓，才能對疾病進行有效的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