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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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ne教授的第六次訪華
一九九一年初，接Ahne教授通知，他和Jorgensen計劃於四月初來中國。Ahne教授已經是第六次訪華了，但Jorgensen 教授還是第一次來。他是丹麥位於德國邊境的城市Arhus的血清學實驗室的頭。這個實驗室也是國際獸疫局(OIE)負責VHS病毒的參考實驗室，Jorgensen教授在魚類病毒的血清學領域有很高的聲望。Ahne教授把他加入這個項目，也是想叫他在免疫方麵多出些主意。
可能在辦理簽證方麵有些問題，他們四月十五日才到達北京。到武漢後。由於我和Jorgensen教授曾在慕尼黑見過麵，彼此並不感到陌生。然而他對我們的實驗室及其水平並不了解，相互之間的信任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此時主要是在磨合。
Ahne, Jorgensen和魚病室的同事一起
Ahne教授這次來武漢，心情比較複雜：緊張而有些擔憂。
歐盟第二期合作項目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讓病毒減毒，目的是用來製備疫苗。而在這個過程中，建立一個檢測方法是該項目的瓶頸。
由於這個病毒不能在細胞中產生病變，因此缺乏一個準確的定量方法。由此導致在製備抗血清時很難保證有合適量的抗原，製備的抗血清質量就無法保證，建立的方法可靠性就會很低，而這又會導致無法給病毒準確定量……。這似乎成了一個怪圈。
經過考慮，我覺得隻有先建立一個不太好的檢測方法，起碼能大致檢測病毒的量，然後在此基礎上收集一定量的病毒，再製備較好的病毒，從而能製備質量更好的抗血清……。逐漸跳出這個惡性循環。然而Ahne教授習慣了日耳曼工匠式的嚴格做法，什麽事都必須一板一眼的，清清楚楚。但對這個病毒，我們實在做不到。
而對Jorgensen教授而言，由於他沒有經過第一階段的合作研究，所以很自然地又提出我們最開始曾經提出的問題：這個病毒是否真的不能在細胞中產生病變？會不會是我們的做法有什麽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是否真的掌握了製備抗血清的方法？現在抗血清質量不好是真的有困難，還是沒有掌握正確的方法？
對於第二個問題，我拿出我曾經製備的抗IPN病毒的兔血清和羊血清顯示給他們看。這些血清有非常高的效價，也有非常高的特異性。他很快就打消了疑慮。
而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之間則展開了激烈的爭論。Ahne教授本來和我一起研究這個病毒兩年多，早就知道它是不能在細胞裏產生病變的。但他在來武漢之前從網站上查到，武漢病毒所也從患出血病的草魚中分離到了一株呼腸孤病毒，並且能在細胞裏產生明顯的病變。他開始動搖，對這個結論產生了懷疑。“為什麽別人能做出來？”他問我：“他們不是說有細胞病變嗎？”
我接觸這個病毒已經有十年。做了無數次試驗，包括在慕尼黑做了那麽多的試驗，對這個結論是有信心的。我肯定地對他們說：“要麽是他們搞錯了，這根本就不是細胞病變。要麽那就是另外一個病毒，跟草魚出血病的病毒不一樣。如果真是同一個病毒，在病毒所能做出來而在水生所不能做出來，那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對兩個搞了多年病毒研究的人，今天第一次遇見不能產生細胞病變的病毒，要說服他們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由於免疫熒光技術對抗血清質量要求較高，而且不能長時間觀察，否則熒光在光照下會慢慢變弱直至消失。一天，我跟Jorgensen教授正在做免疫熒光，突然在一個視野裏看到很清晰的結果。但過了一會，等我們再叫Ahne教授來看時，怎麽也看不到了。Ahne教授對這個技術是否能用來檢測病毒表示懷疑，而Jorgensen教授冷靜地說：“我保證：我確實是看到了。他們的技術沒有問題。可能是這個顯微鏡太差了。”有了他的證明，我才鬆了一口氣。嘿嘿，畢竟是老科學家，看問題還是比較客觀的。
就這樣，這一周是我們之間不斷爭論的一周。我試圖極力說服他們同意我的觀點，而他們始終半信半疑，對今後的技術路線也存在分歧。
武漢大學病毒係聽說有兩個魚類病毒學家來水生所了，就過來聯係，希望能給他們搞一個講座。我們抽出一天時間到武漢大學，他們兩人分別作了一個學術報告。
在我們去之前，還以為武大會自己找個翻譯。誰知到後一問，他們說學生英語都很好，不用翻譯。我不由得楞住了：這些學生們英語確實不錯，但這兩個報告裏有大量的專業術語，就是講中文，他們聽起來也比較費勁啊！以為隻要英語好就可以不用翻譯？這不是開玩笑嗎？
報告開始了。第一個是Ahne教授的報告。剛放第二張幻燈片，上麵就出現了一大堆魚的名稱。我看看周圍，學生們一片茫然。於是我趕快站起來對Ahne教授說：“對不起，你講的內容可能學生聽不懂，我覺得需要翻譯一下。”於是，他邊講我邊翻譯。由於事前沒有看過講稿，心裏一點底也沒有，翻譯起來非常累。也很緊張。
中午，係裏的領導劉老師請我們吃飯。大家正在熱熱鬧鬧地講話，Jorgensen教授突然向劉老師提出一個問題：“請問江育林先生在你們係裏讀書時表現怎樣？”誰也沒有料到他會提個這麽直率的問題。嘿嘿，外國人就是不一樣啊！大家一下子安靜下來，都看著劉老師。劉老師笑了笑，對著Jorgensen教授說了一句:“Maevellous!”接著，他對Jorgense教授講了我和張楚瑜老師一起搞水病毒研究的事情。Jorgensen教授聽後微微點點頭。也不知道他聽後會有什麽看法。
一周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臨走時，Jorgensen教授提出，要把我製備的抗IPN病毒的血清和在中國分離到的IPN病毒帶回去確認一下。同時答應下次帶一個專門用於觀察熒光的顯微鏡頭來送給我們。買一台新顯微鏡太貴，顯然做不到了，換個好點的鏡頭還是不錯的。
四月二十六日，他們要從北京回國。由於“六四事件”的影響，那幾年中國的外事活動少了很多。科學院很重視這次外事活動，叫我二十四號陪他們一起去北京。在那裏，他們被中科院外事局的人請去大吃了一頓。Jorgensen教授喝得半醉了，但還念念不忘工作。回到房間裏，他叫到我，還在指導我怎麽製備質量較好的血清。不過說著說著，就從英語變成了丹麥語。好在丹麥話跟德語幾乎一樣，特別是一些專業單詞完全是相同的，所以我聽起來倒也不困難。Ahne教授擔心地看著我，過一會悄悄地問我:“他剛才說的你能聽懂嗎？”我嗬嗬地笑起來：“這不是跟德語差不多嘛。你說呢？”Ahne教授點點頭，也嗬嗬地笑起來。
六月十日，Jorgensen教授從丹麥回信了。他告訴我：我在國內分離到的IPN病毒經過鑒定，結論和我的完全一樣。另外，我製備的兔血清質量非常好，堪比單克隆抗體。並且發來幾張照片。這說明我這實驗室做免疫試驗是沒有問題的。
我鬆了一口氣。看來，他對我們實驗室有了基本的信任。這點非常重要！如果缺乏這樣的信任，他們明年再來武漢時，麵對病毒所分離到的病毒，我們之間的爭論和衝突將會不可收拾！
應該是Marvellous
看看兩個嚴謹的，老外科學家開心的樣子，就知道他們對江老師他們這裏工作的認可，肯定，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