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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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行
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亞洲華人生物學會要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所以放在香港，顯然是希望能有盡可能多的大陸學者參加。雖然香港尚未回歸，但畢竟去香港比出國還是要容易些，花費也要少很多。
接到通知，我們都有些心動。說老實話，我對這個會並不感興趣。據說有好幾百人參加，這麽大的一個會，得分成好幾個會場同時舉行，要真正交流很困難。隻能先認識一些學者，會後再慢慢交流。我隻是覺得這是一個去香港看看的機會。所以就提交了兩份論文摘要，作為牆報交流。很快，大會秘書處就通知我：文章已被接受。希望我能去開會。
然而，剛過“六四事件”，出去談何容易。那時候上麵最害怕的就是人們利用出國的機會不回來了，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那時候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對中國進行製裁。隻要出去的人說是政治避難，不管真的假的，一般都能留下來。有些在國內屁事都沒有的人，到了國外也說受到迫害，要求混個政治避難，也能在國外留下來。所以那時候申請到大陸以外的地方去開會，審查會非常嚴格。
還好，審查終於通過了。等辦好護照發下來後，叫人看了百思不得其解：給我辦的不是以前那種深棕色的因公普通護照，而是一本綠色的公務護照。而且這本護照上特別注明：僅能使用一次！我不知道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麽？雖然持有公務護照的人在國外不能到處亂跑，但如果有誰不想回來，一出了國門就申請避難，什麽護照都失去了意義，能擋得住嗎？
水生所二室是搞遺傳育種的，那時經常要派人去中山縣搞轉基因魚的試驗。他們室的小謝是李燕的愛人，跟我們都很熟。聽說我要去香港，熱情地說：“我們正要出差去中山。要不你跟我們先去中山看看，再從那邊去香港，好嗎？”我看看地圖。中山就在珠海隔壁，從珠海到深圳的蛇口就隻隔著一個珠江口，坐船能很快過去。然後從蛇口坐汽車去羅湖，再從那裏過關進香港。其實也挺方便的。於是。我們一起坐飛機到了廣州，那邊再派車把我們接到中山。
二十三號，他們把我從中山送到珠海，然後從珠海碼頭乘船去蛇口。一路上倒挺順利。我在蛇口碼頭找了一輛去羅湖口岸的大巴。車從蛇口碼頭開出不久，就走上了一條非常顛簸的碎石子路。
原來，雖然一九八零年在緊鄰香港的北部就劃出了狹長的一大塊作為深圳特區，但在頭十年僅僅發展了蛇口工業區和羅湖商業區兩片，其餘的地方仍然是一片荒涼。在羅湖和蛇口之間隻有一條碎石子鋪的公路連接。大巴在路上搖搖晃晃地緩慢行走，車上的人一個個被搖得昏昏欲睡。
突然，從半路上來個一看就是個走江湖模樣的人，手裏拿著兩支紅藍鉛筆和裹在上麵的百元大鈔，一邊搓來搓去，一邊對車上的人吆喝：“看哪，猜猜，是紅的還是藍的？”原來這是個賭博佬。他把兩支鉛筆夾在鈔票中轉，然後叫人猜哪一邊是藍色筆。你下多少注，贏了就給你多少，輸了那錢就歸他。大多數人都在冷眼旁觀，但也有幾個人在那裏用小錢試試，沒有一個贏的。這時有個打工模樣的人拿出一千元下注，一轉眼就輸掉了。小夥子急了:“我不相信連這也看不出來！”又拿出一疊鈔票：“來，一萬元！”結果不到半分鍾又輸了。小夥子氣得直喘粗氣，那人還在刺激他:“你沒本事就不要來猜嘛。”小夥子被激怒了。從書包裏拿出比磚頭還要大一點的一包錢：“來，我就不相信贏不了！”這時車上的人才開始議論起來：“不得了，要出事的。”“小夥子要是輸了要死人的啊！”大家都死死地盯著那人的手，才發現他在搞鬼。不論你猜到什麽，他都會再動一下，叫你始終猜錯。大家都叫了起來：“人家猜對了啊！”“你在搞鬼呀。不能動！”在大家的目光之下，他不得不把手鬆開，當然是小夥子贏了。小夥子高興得跳起來，不但拿回自己所有的錢，還把那人的口袋幾乎掏個精光。那人大聲哀求司機：“快停車啊，我要下車！”趁著大巴一停，連滾帶爬地下了車，在口袋裏隻留下一點點還沒被掏完的錢。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我奇怪地問旁邊的人：“這裏賭博沒有人管嗎？”那人用不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說：“這算什麽賭博？灑灑水哪（即小意思）啦！”我不禁目瞪口呆：這就是特區？這也算是走在時代前麵？
大巴慢吞吞地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到羅湖。在那裏我意外地碰到了武漢病毒所的蔡所長和柯麗華教授，於是跟他們一起過關去香港。坐上香港地鐵後才知道，香港中文大學離深圳很近，進入香港後坐地鐵隻五站路就到了。而從中文大學到香港最熱鬧的地方尖沙咀都還有十站地，要跨海去對麵的港島就更遠啦，不覺得有點遺憾。其實，香港中文大學是個非常美麗的地方。一九六三年才成立，但現在已在世界上頗有名氣。整個大學就坐落在山上，樓房和自然景色融為一體，看起來很舒服。晚飯後，我們出去散步。剛出門就遇見迎麵開過來的汽車，都被嚇了一跳。這才想起香港的交通規則是“靠左行走”，跟大陸相反。我們都感到很不習慣。
這個研討會來的人確實太多，分成八、九個會場。幾點幾分到幾點幾分由誰發言都規定死了，如果誰沒來，那段時間就不得不休會等著。如果誰拖延了時間，從別的會場來聽的人就可能撲空。所以沒法認真聽。好在我的論文是以牆報形式發布的，隻要求在某個時間段必須站在那裏候著，看看是否有人提問，其它時間就不管了，所以還能到處走動。
一天在餐廳吃中飯的時候，有個台灣來的老教授坐在我對麵，和我邊吃邊談，不知怎麽就跟我聊起了文化大革命：“你們大陸剛開始搞運動的時候，國民黨的報紙天天報道那些鬥走資派、武鬥的事情”老教授告訴我說“不過大家都不相信，怎麽可能會這樣！因為國民黨造共產黨謠的事情太多了，大家都認為一定是胡說八道，報紙怎麽解釋都沒有人相信是真的。後來時間長了，有人從國外帶回來消息，我們才相信這是真的。你說，共產黨怎麽會自己整自己呢？”我苦笑道：“誰說的？還不是整黨外的。像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一樣挨整，一樣趕到農村去勞改六、七年。”“哦，這樣。”他又問我：“那出身好的到哪裏去了呢？”我告訴他：“也是下鄉去了。”他放下手中的勺子，疑惑地看著我：“那你說，大約有百分之幾的人留在學校裏沒有下鄉呢？”我笑了笑：“沒有，百分之百的學生都下鄉了。”那個台灣教授不相信地搖搖頭：“這不可能，總會有些他認為最可靠的，忠於他的嫡係會留下來吧？”我告訴他：“真的沒有，連大學都不辦了。哪裏能上大學呢？” 他再三追問:“真的一個學生也沒有留下嗎？”我肯定地說：“確實一個也沒有留下!”他再次放下勺子，拿起盤子裏的雞腿，狠狠地咬了一口，慢慢地在那裏品味。不知道是在品味我說的話，還是在品味那隻雞腿。過了好一會，他才歎了一口氣，慢慢的說了一句：“嘿，你們那個毛啊，怎麽會有這樣stupid ideal（愚笨的主意）？”我忍不住笑起來。你們有誰能告訴我，在那個年代怎麽會有這麽個餿主意嗎？
最後一天晚上是宴會。隻有在這個時間，大家才能一一見麵，我才發現居然付向東的同事和武亞明的老師也在這裏。我們都好幾年沒有聯係了，從
他們那裏也聽到了一些老同學的消息。
香港中文大學
我們幾個從武漢來的人在會議期間抽時間到香港鬧市區走了一次，但印象都不是太好。擁擠而略顯狹窄的街道，馬路上高架橋使人無法遠望，滿街的粵語如同到了外國，靠街的牆上突出地掛滿的各種廣告牌令人感到堵得慌……。唯一叫人羨慕的是：那裏的進口東西便宜，且什麽都有。
會議結束後，我們又一次通過羅湖橋，從香港回到深圳。我們沿著正對著羅湖口岸的那條路一直朝北走。沿路車輛很少，感到挺冷清的。高架橋下的橋洞裏盡是賣衣服、襪子和折疊傘之類小商品的攤販。據說這條路是上海的城市設計院設計的，還說保證到二十一世紀都不會過時。很可惜，當我六年後舉家搬來深圳時，這條道就已經擁擠不堪，成為深圳市最堵車的一條路。發展實在是太快了！
我們來到深南大道的上海賓館附近，找了一個五層樓的旅店住了一晚。那一帶當時還比較荒涼，路上車很少，高樓大廈也就是一個上海賓館，所以當時給我的印象也很一般。但是僅僅過了三年，當我於九三年再次來到深圳時，不禁大吃一驚：深圳市幾乎是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模樣，成了一個燈紅酒綠的現代化城市，上海賓館一帶成了最繁華的路段之一。它讓我深深地領教了，什麽是“深圳速度”！這也是令我動心，最後選擇了全家前往深圳的重要因素！
有個typo，應該是stupid 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