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主任的工作真多啊
當了室主任後才發現,亂七八糟的事情還真挺多。至少每天簽字都有不少。什麽報銷的,請假的……。我常常感到奇怪:我又不是神仙,怎麽搞得清楚哪些該簽哪些又不該簽?那些職能部門是幹什麽的?所以凡是找我簽字的,我幾乎一律簽“同意”。同事們都笑我是“隻要別人不嫌我做得少,我決不嫌別人做得多”。嘿嘿,起碼覺得我特別好說話吧。
陳老師說自己工作多年,吵著要一個人單獨一間辦公室。給了她一間辦公室後,又來找我,說每天早上沒人給她打開水。我哭笑不得:這種事情也來找我?我對她說:“你要一個人用一個辦公室,肯定就沒人給你打開水,我不可能替你請一個打開水的工人做你的服務員,也沒有哪個人會每天為你把水送到你的辦公室去,除非有個人跟你坐在一個房間裏。所以,要麽你自己打開水,要麽我派個人和你共用一個辦公室。你自己決定吧。”可能她想想自己一年有十一個月不上班,找個人到她辦公室裏坐著實在不劃算,也就不再說了。
小劉快畢業了。倪先生想把他留在水生所,那無疑就是留在病毒組了。我很不喜歡這個學生,一方麵是覺得他做人很不地道,另外做學問也不怎麽樣。寫的畢業論文水平太差,大家看在倪先生的麵子上也沒有說什麽,讓他畢業了。但如果留下來可不是件好事,如果來了一個很差的科研人員,那才叫人煩心呐!
我再三表態,不願意接受他。這個年輕人對人緣關係非常精通,他不跟任何人打交道,隻是一味地跟倪先生說要來水生所。老先生也不是很了解情況,就再三跟人事處打電話,說一定要把他的學生安排在水生所。搞得人事處的李老師夾在倪先生和我之間很難辦,感到頭疼極了。
李老師幾次找到我說:“倪先生發脾氣了。我是他的學生,你說我該怎麽辦哪?我簡直是頂不住啊!”看到他那難受的樣子,我也感到很抱歉。但是長痛不如短痛啊。我要是不把劉誌東擋在外麵,將來麻煩事多著呢。我堅決地拒絕了:“是我當室主任還是倪先生當室主任?如果你硬要把他塞進來,那我就辭去室主任不幹,那時你們隨便要誰進來都不關我的事了。行嗎?”
看到我如此堅決地拒絕,人事處終於讓步了。小劉在外麵找到了工作,我也鬆了一口氣。
哎,這都是得罪人的事情啊。不知道倪先生會怎麽想?懶得去琢磨啦!
五月初,泰國的Tonguthai來信。說上次她跟NACA的Phillips 去無錫訪問時就想來武漢看看,但沒有來成。這次她又要來中國,想來水生所看看。
這可是我分管的的範圍,我趕快給她回信邀請她來水生所。很快,Tonguthai就來到武漢,還隨身帶來一個年輕人,她介紹說是自己的孩子,順便來中國旅遊。
那天上午,我帶著他到各個實驗室參觀。從樓上跑到樓下,她一邊看一邊點頭,看樣子非常滿意。
到吃中飯時,陳副所長請她吃飯,我也一起陪著。陳老師問她:“你對我們水生所有什麽印象嗎?”這本來是一句禮節性的問話。不料Tonguthai想了一下,居然說:“我覺得,無錫淡水中心是供人參觀的,而你們水生所是幹實事的。”陳老師感到非常驚訝:“你隻在這裏看了半天,怎麽就能得出這個結論呢?”
他對陳老師說:“你看啊,當我在無錫,我想看什麽地方,都要先向他們提出,他們要準備一兩天才能把我帶去看。我去他們實驗室的時候,看到他們實驗室都是幹幹淨淨的,儀器都用布罩起來,打開看看都是嶄新的。看來沒有做什麽事,隻是供人參觀而已。而我來水生所後,我想看什麽地方,江先生扭頭就把我帶去看。他把我丟到那裏,讓我看夠了再來接我繼續參觀其它地方。我看到你們每個實驗室裏儀器都在不停地運轉,儀器也很舊了,每個人都很忙。這說明你們都在做事啊。”
陳老師聽後歎了口氣:“哎,這才是: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啊!”
下午,我和所長助理吳建中帶著她們兩個去黃鶴樓遊覽。看到上麵寫著:“門票,國內每人兩元,外賓八元”吳建中說:“反正他們也分不清泰國人和中國人,就買國內的票好了。”我對Tonguthai說:“你不要說話,好嗎?”他們似乎明白是怎麽回事,一聲不吭地跟著我們進了黃鶴樓。後來她才告訴我,她丈夫是中國人,她也認識幾個中國字,但很少,也不會講中國話。原來是這樣,難怪她好像什麽都明白。
五月,北京的學生運動已經影響到全國各大城市。武漢也開始有學生遊行,長江大橋一帶非常熱鬧。Tonguthai和她兒子不明白是怎麽回事。我感到很鬱悶,也不想跟她們詳細解釋。我們幾個人就站在黃鶴樓頂層,呆呆地看著下麵。
但到五月底,NACA的另外一個官員,加拿大的Arthur來到水生所時,就沒那麽幸運了。那兩天,Arthur正在跟魚病室的人談合作項目,突然傳來上海學生鬧事的新聞。那裏在燒汽車,交通也斷了。北京也開始有大量士兵攜帶武器進入城內,形勢陡然變得非常緊張。按照Arthur的行程安排,他還要去上海幾天,然後才從香港回去。看到這個形勢,我極力勸說他不要去上海,建議他立即離開大陸去香港。Arthur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但還是接受了我的建議。
臨走那天,武昌突然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整個地區一片混亂。警察開始出動,各處的道路都被卡斷了。魚病室的伍惠生老師看到這個形勢,站出來說:“讓我來送他去機場吧!”午飯後,我們幾個坐一輛小車前往南湖機場。沿路不是被遊行隊伍堵塞,就是被警察封鎖,根本無法通行。伍老師這時拿出省政協的證件,對警察說:“我是省政協的委員,這裏有外賓要去機場,請協助我們。”這樣,在警察的幫助下,我們到處彎來彎去,好容易在飛機起飛前到達機場,把Arthur護送上了飛機。他剛到香港幾天,“六四事件”就發生了。好險啊!事後,Arthur還特地從加拿大來信,感謝我們的幫助。
嘿嘿,我這要管的雜事還真是多啊!
沒人會用。完全是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