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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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坐火車回國
研討會結束後，我在Ahne的實驗室裏停留了一天，跟他討論了下一步的計劃。然後用了一天時間去逛商店。我看到那裏賣的充氣橡皮艇很便宜，兩米長的橡皮艇帶雙槳和腳踏打氣筒一起還不到八十馬克，在東湖裏劃船應當挺不錯的。就買了一條，把箱子給塞得滿滿的。然後，到德意誌銀行換了一些東德馬克和蘇聯的盧布。最後又跑到附近的拚車公司去，約了一輛第二天晚上出發去柏林的便車。隻要二十馬克。而坐火車要近一百馬克，便宜多了。
第二天上班後，我到實驗室告訴Ahne教授：“我今天晚上就要回去了。”Ahne教授問我：“怎麽不多住幾天？有什麽事情要趕回去嗎？”我跟他解釋：“不是的，火車票有時間限製。回去還得十天啊，我還想順便去莫斯科看看。這來回一下子就一個多月了啊。”Ahne教授想想也是，但當他聽說我是搭便車去柏林，還買了一條船。吃驚地瞪大了眼睛：“什麽便車？安全嗎？”我把拚車公司的派車單給他看，他還是不放心，把單子拿去複印了一份留底。還問我什麽時候過去，他要親自去看看。
下午五點，我到了拚車公司。過一會Ahne教授也到了。他仔細看了看這個公司的業務情況，當他看到這個公司把每輛車的駕駛人和乘車人的證件、信息和聯係方式都有備案，才放下心來：“唔，看來這個公司是靠得住的。你怎麽找到這裏的？我在慕尼黑住了幾十年都沒有發現這麽個好地方啊。”接著問：“你的船呢？”我指著大箱子說：“在這裏麵。是充氣的，充好了有兩米長一米半寬，能坐兩個人。把氣放光了就能折疊起來成一個小旅行袋大小了。”他這才明白過來：“我還以為真是一條小船呢。”
Ahne教授笑眯眯地拿出一包熱狗來遞給我：“喏，給你帶在路上吃吧。這次很高興你能來參加會議。如果明年第二期項目能批下來，我就又可以來武漢和你們見麵了。”我握著他的手說：“我們大家都希望你能經常到武漢來！”
那輛汽車到晚上七點才來。這車一共帶了四個人，有個胖子要坐在副駕駛的位置。好在另外兩人的個頭都不大，我們三個就一起擠在後麵了。
西德的道路質量很好，車也開得很平穩，幾個小時後就到了東西德的交界處。我們把各自的證件從車窗了遞出去，等了幾分鍾還沒有動靜。我有點不耐煩了，就把頭探出去：“我去問問是怎麽回事。”車上其他人都嚇壞了，拚命把我往回拉：“拜托，千萬不要惹麻煩啊！”我莫名其妙：“問一下有什麽問題嗎？”這時邊檢官員聽到動靜，把頭伸出來看看，正好跟我打了個照麵。他看了我一會，一聲不吭地把頭縮了回去。大家都安靜下來，仿佛氣也不敢出。不一會，我們的證件被遞了出來。大家才舒了一口氣。
在路上，他們還心有餘悸地問我：“你怎麽不怕他們把你扣下來？”我不以為然地說:“怎麽會呢？我們中國人去東德連簽證都可以不要，不會扣我的。”進入東德，路況差了很多，坐在車裏感到有些顛簸。又走了幾個小時，已經是下半夜了，氣溫也下降了很多。大家開始感到有點涼。我把Ahne教授給我買的幾個熱狗分給大家吃，才感覺好像舒服了一點。
等我們進入西柏林，到達去東柏林的邊界時，已經快四點了。我就靠在牆邊迷糊了一會。七點，卷簾鋼門打開了，兩個東德的女邊檢官員站在那裏。她們一看見我，就叫了一起：“啊呀，今天看到的第一個人是個中國人！”她們笑嘻嘻地跟我聊天，還幫我把大箱子搬到安檢的機器上。
進入東柏林，我趕快到火車站簽好去莫斯科的車票。接過票一看，給我簽的那趟車又是晚上十一點半開。我拿著票，不知道這一天該怎麽過。突然，我想起東德的魚類寄生蟲教授Orderling先生。
Orderling教授是東德科學院的教授。去年夏天曾經訪問過水生所，他對孢子蟲有較深的研究。雖然他不是研究病毒的，但由於我剛從德國回來，用英語和德語都能比較容易和他交流，所以整個接待過程中都是我在當翻譯，彼此都比較熟，相互都留有地址和電話。
我按照他留下的名片在火車站給他打了一個電話。很快，他開著小車就過來了。Orderling教授高興地帶著我吃了早飯，還帶著我到處兜風。可能是晚上沒有休息好，我感到在車上很難受，一下子就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Orderling教授趕快把我帶回了家，讓我在床上休息一下，我一下子就昏昏沉沉地睡著了。
等我醒過來時，Orderling教授正坐在桌子旁邊看著我。我不好意思地說：“我昨天晚上幾乎一夜沒有睡覺。”他笑了笑說：“是啊，看得出來你非常疲倦。”他問我：“休息好了嗎？想不想再到哪裏去逛逛？”我想了想說：“我拖箱子的行李車來時在莫斯科車站壞掉了，想再買一個。”於是，他帶著我到商場。我看到一個黑色的行李車，就指著它說：“就買這個吧。”Orderling教授看看價格:“這個好貴哪！”我剛想說不貴，突然想起來我這錢是在慕尼黑銀行換來的，比他們的要便宜十倍，就把話吞了回去。搖搖頭說：“沒事，就買這個吧。”
我們回到家裏繼續聊天。晚上十點我開始清理東西，發現自己還剩下一百多東德馬克，反正也沒有什麽用了，就一古腦地掏出來放在桌子上：“這些錢我也用不成了，就都留給你吧。”Orderling教授看看錢，嚇了一跳：“這是很多錢啊，你怎麽不要了？可以再兌換回去啊。”我隻好跟他說了實話：“我這是在慕尼黑銀行換的，不可以再兌換回去的。上次我們來東柏林時，沒有用完的錢都是扔到垃圾箱去了。你如果不要的話，我隻有再扔到垃圾箱裏去了。”他聽後有點啼笑皆非地說：“我們東德的錢不能自由流通就是這樣的？你們中國的錢也是這樣的嗎？”我點點頭：“嗯，也差不多。”
Orderling 開車把我送到車站。下車後，當我把大箱子放在行李車上，才拖了幾十米，行李車就開始變形。我忍不住用中國話罵起來：“怎麽社會主義國家的東西都是這樣，像豆腐跟屁做的？”Orderling沒有聽懂我在罵什麽，看了看我的箱子說：“你的箱子可能太重了？”我擺擺手：“哪裏，我在慕尼黑跳蚤市場上買的舊行李車，我兒子都能站在上麵讓我拖來拖去，那比箱子重幾倍啊。”我們兩個一起費力地抬著箱子，他把我送進車廂。一直等到火車開了，才揮揮手離開。
第二天下午，火車又到了波蘭和蘇聯的邊界布勒斯特車站。車剛一停穩，立刻上來了一群士兵。和上次路過這裏時相比，他們的態度可要凶狠多了。隻聽見他們在車廂裏叫喚著，不一會，就趕下去好幾個阿拉伯模樣的人。隨後丟出來很多嶄新的紙箱子，好像都是日本電器，如電視機、錄像機、收錄機之類的。看樣子是些倒爺。對我倒沒有什麽，隻是板著臉叫我們打開箱子看了看就走了。
九月一日下午，火車到了莫斯科，我用那個壞了的行李車拖著箱子，艱難地走著。還好，去中國大使館還算方便，坐幾站公共汽車，再下來走幾步，就能看到那個大樓房了。
大使館前麵站崗的蘇聯小兵看到我來了，檢查了我的護照後，笑眯眯地對我說：“你能不能等會進去，教我做做氣功好嗎？”我愕然地看著他，心裏想：“他是不是覺得每個中國人都是氣功大師？”但也不好說什麽，就回憶電影上打太極拳的模樣教他做了一下。小兵把槍丟在地上，認真地學習。過了幾分鍾，我就不耐煩了：“我要進去了，以後再教你吧。”
大使館裏有個很大的招待所。裏麵還有餐廳和幫忙辦理簽轉火車票和機票的辦公室，確實能省心不少。我對辦公室的人說：“請幫我簽三天後回北京的火車票吧，我想在莫斯科玩幾天。”他們接過車票，跟我辦好了住宿手續，隨手遞給我一張紙：“好好讀讀吧！”我接過來一看，原來是注意事項：不要在房間裏談論機密事情，不要把機密文件放在桌子上……。我奇怪地問：“要這麽小心嗎？”那人認真地說：“這決不是嚇唬你。這棟大樓是蘇聯人建好了才讓我們搬進去的，裏麵安裝了無數個竊聽器，窗戶對麵也不知道有多少監視器。你們在房間裏說什麽都能聽見，放什麽都能看見。”我嚇了一跳：這不是掉到間諜窩裏去了？那人看到我很緊張，安慰我說：“也不用緊張，你隻要不在房間裏說什麽保密的事情就不要緊。”
我進到房間，裏麵已經住了三個人，就空了一張床。關上門，門背後貼著一張紙，用很大的字寫著：“請不要在房間裏談論保密的事情！”回頭看看桌子，上麵也貼著一個大標簽“請不要把保密材料放在桌子上！” 看來形勢挺嚴峻的！
第二天，我來到紅場，這是我最先想到要看的地方。不料到了那裏，讓我吃了一驚：它和天安門廣場完全沒法比，還不到天安門廣場的十分之一！廣場的地麵居然是石板鋪成。我原先還以為應當是用水泥鋪得平平整整的哩。廣場北麵是克裏姆林宮，前麵有列寧墓和觀禮台。西邊是像洋蔥頭似的東正大教堂，南麵是莫斯科第一百貨商店，東麵則是廣場的入口。
莫斯科的紅場和列寧墓
我在紅場裏漫步走著，看到那邊有人排著長長的隊。過去一看，才知道是參觀列寧墓和克裏姆林宮的。我順著隊伍往後走，天啊，這隊伍足足有一公裏長！我一直走過了烈士紀念碑那裏的長明燈後才看到了隊尾。不過隊伍移動得倒挺快。在移動過程中要經過三次安檢，由於我的口袋裏放著一條麵包，每次都被士兵叫我拿出來，打開看了半天才還給我。快到列寧墓前，當一個士兵又叫我拿出來時，我幹脆把麵包遞給他，順便擺了擺手，表示不要了。那士兵檢查了一下，給我咕嚕了什麽。我呆呆地看著他。他示意著命令我舉起手來，然後把麵包放在我的胳肢窩的位置，再命令我放下手，把麵包夾住。旁邊的人都笑了起來。
快要進列寧墓了。墓門前有兩個站得筆直的儀仗兵，連眼睛都沒見眨一下，仿佛是蠟做的。據說有一次，一個西方的女人突然上去抱著那士兵照相。周圍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那人也不敢動彈，還是旁邊其他的士兵上去把那女人拉下來的。
列寧墓裏麵光線很暗，隻有列寧遺體那裏才有燈光。我慢慢地走過去，看到列寧的遺體保存的很好，仿佛是一個人正在那裏睡覺一樣，看來比毛主席的遺體保存的好多了。我正在那裏看著，一個小兵走過來，很有禮貌地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快些走。我朝他點點頭，趕快離開了。
接著，我又跟著長長的隊伍參觀克裏姆林宮。裏麵有沙皇時期的大鍾，還看了看那裏的辦公室，其實也很普通。我心裏想：不知道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在哪裏？會是什麽樣子？什麽時候能到中南海去看看那裏的辦公室是什麽樣子嗎？
逛完紅場，我就到處亂跑起來。我坐了幾趟莫斯科的地鐵。那裏的地鐵非常氣派，非常宏偉，全世界恐怕隻有莫斯科的地鐵最大氣了。而且布局也比較科學，很多條線路都是從紅場向四麵八方放射出去，然後以紅場為圓心有一路環形的地鐵把其它的地鐵線路連接起來，這樣通過這路環形地鐵就能轉乘其它任何線路的地鐵了。
在一九八八年，莫斯科的交通非常便宜。不管是坐到哪裏，也不管是坐公共汽車還是坐地鐵，都隻要五個戈比。所以那裏沒有月票，人人手裏攥著一小本車票，要乘車就撕一張下來。
一天逛下來，我才發現這裏不僅僅是坐車便宜，買東西也很便宜。街上到處都有自動售貨機賣一種叫“格瓦斯”的飲料，你隻要丟幾個戈比進去，就能接上一大杯。
第二天，我來到莫斯科大學。大學位於列寧山，是俄羅斯最大的大學，也是最大的學術中心。據說裏麵出了十幾個諾貝爾獎得主。大學的主樓是那裏的標誌性建築，我看了一下前麵的說明，連主塔在內總高二百四十米，有三十六層。確實非常雄偉。
美麗的莫斯科大學
在大學廣場的主路兩邊各有一排雕塑。我沿著那排雕塑慢慢地看過去，那都是俄羅斯曆史上著名的科學家和藝術家的雕像。我邊看邊想：遍布中國的雕像幾乎都是各個朝代的皇帝和政治家，很少看到有什麽祖衝之、魯班、李時珍這些學者的像被立在什麽地方。什麽時候中國也能開始重視文人和科學家，也許中國就真正發展起來了。
我在莫斯科大學看了很久，一直轉到天黑才回去。
第三天，我去莫斯科的超市和自由市場，買了好多俄羅斯的紀念品和工藝品。像俄羅斯套娃、刺蝟狀的煙灰缸等。中午，我大包小包的拎回房間。大家看到我買了那麽多東西，都驚訝地圍了上來：“啊呀，你買了這麽多東西？”“這些東西很貴的啊！”我不解地說：“沒有啊，很便宜的。你們看，這個俄羅斯套娃才兩個盧布一個，這個煙灰缸才三個盧布……”不等我說完，他們就叫起來：“還說不貴？差不多要五十多元人民幣呀，太不劃算了。”
我這才恍然大悟：那時的盧布很值錢。一盧布相當於一點七美元，而當時國內美元的黑市價大約是一比十，即一個盧布相當於十七元人民幣。而我在慕尼黑的銀行一點七美元能換到十個盧布。即一盧布相當於一點七元人民幣。所以在我心裏，那個俄羅斯套娃就隻要三點四元，而煙灰缸也隻要五元左右，能不感覺便宜嗎？
他們聽到原來是這樣，一個個都感到好羨慕啊。我笑著對他們說：“好吧，我請你們吃烤魚，行吧？”於是，我們一起走到街上吃了一條很大的烤魚。真好吃，而且隻要一個多盧布。我想，在國內怎麽也吃不到這麽便宜的烤魚啊。
回北京的火車是晚上十二點出發。晚飯後，大使館就用大巴把我們送到火車站。大巴坐滿了人，看來每天要坐這趟火車回國的人不少啊。上車後，和我同一個包廂的是一男一女兩個挪威的年輕人和一個日本女孩。很快，安頓好行李，火車就開了。
火車飛快地向北京跑去。估計車上大多數人都是坐火車來的，所以對外麵的風景也不再稀奇。大家都留在包廂裏，走廊上沒什麽人。隻是一進到九月，西伯利亞的氣溫很快下降，晚上火車裏居然要生爐子取暖。我們這些南方人不習慣，幾天下來，好多人都上火了。
第五天深夜，火車就過了蘇蒙邊境。蒙古的海關官員登上車，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張海關申報單。我拿著單子看了看，心想：我是路過蒙古，又不下車，填什麽申報單？火車剛一開，我就把申報單揉成一團，從窗戶扔了出去。那兩個挪威人看到我扔了，也把這單子扔了出去。剩下那個日本女孩看到我們都把申報單扔了，楞了一下，也把它揉成一團扔了出去。
第六天中午，我們去餐車吃中飯。餐車已經換成了蒙古餐車。我們四個中國人坐在一張條桌兩邊，等著服務員來送餐。誰知那些服務員把其他老外都服務了，就是不來我們這張桌子。我叫來了服務員，問他為什麽不來這裏。服務員說：“這張桌子已經被人預訂了。我們很客氣地說：“我們沒有看到有什麽標記啊。那麽能否把飯賣給我們？如果來了人，我們可以把飯帶回包廂。”服務員裝作聽不懂我們的話，不理我們。這時我們中間有個中年婦女站起來說：“我會俄語，我來教訓他們！”於是，她叫來那個服務員，對他說：“你在這張桌子上放了標記嗎？根據什麽說被預訂了？火車上的餐車也可以預訂座位？誰預訂的？請你告訴我！你是不是看到我們是中國人就欺負我們？”那個服務員看著我們幾個，有點心虛了，趕快跑去廚房。一會，給我們送來了四份飯。坐我旁邊的小夥子生氣地用中國話罵了起來：“他媽的連老毛子都沒有這樣對我們，你們這些二毛子怎麽這麽混帳！”旁邊站著的另一個服務員顯然聽懂了這幾句罵人的中國話，臉一下子漲得通紅，但一句話也不敢說。畢竟，這是趟中國列車，而且再過十幾個小時，就要到中國了。
半夜，火車在二連浩特前麵的邊界上停了下來，又有蒙古的海關官員上車來。他們朝我們幾個伸出手來，示意我們出示海關申報單。我裝作不知道，攤開雙手，搖搖頭。其三個人也學我的樣子搖搖頭。蒙古官員感到莫名其妙，看看這四個人又不是一個國家的，搞不清楚是怎麽回事。嘴裏咕噥了一個英文單詞：“忘記了？！”搖搖頭從包廂裏退了出去。看到他們出去了，大家忍不住都“噗哧”一下笑了出來。
很快，火車越過國境線，到二連浩特停下來了。這次是中國海關的官員上車檢查了，好像查的還比較仔細。他看看我打開的箱子問：“帶了煙酒之類的嗎？”我很幹脆地回答：“我不抽煙喝酒，也不喜歡給別人帶煙酒。”那人看了我一眼，說：“那把箱子關上吧。”就走了出去。
第二天中午，可能是鐵路線出了什麽問題，火車在居庸關停了好久。大家都在走廊裏聊天。不遠處，一個年紀有點大的婦女在大聲抱怨什麽，旁邊有人在安慰她。過去一打聽，原來她也是剛從德國回來，有同事托他捎帶一個吸塵器回北京。她好心幫他帶回去，誰知那人偷偷在吸塵器裏麵塞了一台照相機，被海關官員發現了。結果不但被沒收，還被訓斥了一通。她有苦說不出。就在那裏大發牢騷起來。
聽到這個事情，大家都紛紛議論起來：“是啊，不能隨便做好人呀。這是回中國，如果是到其它國家去，那麻煩就大了。”“哪裏，這是照相機啊，如果是毒品，連命都要賠進去！”“以後遇到這種事情要謹慎些，即便是熟人帶東西也得打開看看才放心。”……嘿嘿！
九月十一日下午四點，火車開進北京站。這一個月零兩天的漫長旅行，除了在慕尼黑停留了九天，莫斯科停留了三天，其它時間幾乎全都是在火車上。真累啊，以後再也不想坐火車出國啦！
啊，不管怎樣，我終於回來了。
在大學廣場的主路兩邊各有一排雕塑。我沿著那排雕塑慢慢地看過去，那都是俄羅斯曆史上著名的科學家和藝術家的雕像。我邊看邊想：遍布中國的雕像幾乎都是各個朝代的皇帝和政治家，很少看到有什麽祖衝之、魯班、李時珍這些學者的像被立在什麽地方。什麽時候中國也能開始重視文人和科學家，也許中國就真正發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