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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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的聚會
一九八八年二月，剛過春節幾天，吳恒樂跑過來告訴我：“下鄉到今年是第二十個年頭了，二附中的同班同學打算大年初四去學校聚會，熱鬧熱鬧。”我心裏一算就說：“要到十二月十五號才是二十周年啊。”吳恒樂拍拍我的肩膀：“你不要那麽吹毛求疵嘛！已經是進第二十個年頭了。怎麽不行？”我不由得笑起來：“嘿嘿，我隻是說說而已。”
初四一早，我就到了二附中。按照約定，我們大家都先到原來的班主任、物理老師舒暢家集合，並給舒老師拜年。我到老師家時，才剛剛到了幾個人。舒老師滿麵笑容，高興得合不上嘴。早就在家裏衝好了茶水，放上糖果和瓜子來招待我們。
舒老師在整個高中階段都是我們的班主任。文革初期，學生紛紛對老師進行衝擊，我們班上也給他貼了不少的大字報。不記得是誰還在他的教研室門口貼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摩擦係數點點為零滑得要死”，下聯是“曲率半徑處處相等圓的要命”，橫批是“泥鰍舒老”。嗬嗬，頗有點物理學的味道。但他一點也不在意。即便在那樣的情況下，舒老師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還是像老母雞帶著小雞一樣地護著我們。
幾十年過去了，我看到舒老師比原先老了很多。頭發幾乎全白了，臉上也布滿了皺紋。但精神看起來還不錯，隻是說話變慢了很多。
在等其他同學到來的時候，李植年坐到我跟前，小聲對我說：“你出國好幾年了，和大家聯係都很少。有些事情得先告訴你一下，心裏有個譜，免得不小心說錯了話，搞得有的人過年都不愉快。要記得啊！”接著，他給我一一介紹班上同學近幾年發生的一些事情。如班上的小孟到今天還是孤身一人，沒有結婚，千萬不要在她麵前提家庭和孩子的事情。還有陳宣良已經跟李力離婚了，所以要注意不要向他打聽李力的情況……。我聽了不住的點頭，這些事情還真不知道啊。如果不告訴我，真可能是會說漏嘴的。我確實很佩服李植年的細心。
同學們一個個來了，舒老師家裏變得熱鬧起來。雖然這些年來，個別同學之間都有來往，但這樣全班同學在一起聚會，還真是多少年都沒有過了。大家都在相互問長問短。二十年不算短了，下鄉時還都是小姑娘和小夥子，一轉眼都步入中年。好在大家都還能互相認出來，隻是臉上都不可避免地被歲月或多或少地刻下了一條條的皺紋。
怕打擾舒老師太多，我們一起來到學校的大操場。大家席地而坐，圍成一個大圈，開始聊天。這時，這個集體看不到以前的班長和書記，也沒有文革時不同派別的影子，隻剩下中學時代的同學情。這才是歲月無法磨去的記憶。
高三（二）班下鄉二十周年聚會
大家把班上的同學一一清點了一番。到八八年為止，我們班上已經有兩人去世了。一個是一九七一年去世的王性天， 另一個是去年才去世的張治民。張治民是死於心髒病。而王性天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下班後在鐵路邊走路被火車壓死的，但其真正原因有幾個版本。有的說工作沒搞好被領導批評後心情不好，或者是其它原因，總之是自己要去死的。不過大家除了對他們感到惋惜外，也沒有更多的震動。大家都過了“不惑”之年，對生死看的比年輕時要平淡很多。畢竟這是每個人的必然歸宿。
有人提議我講講國外的見聞。我猶豫了一下，講好的嗎？那不是宣揚資本主義？去年年初還在批判“自由化”啊！講不好的？像mimi那個家夥？她畢竟是少數，我不願意讓她破壞德國的形象，以為那裏的人都是那樣壞。我隻好跟大家介紹了一些旅遊景點，和一些好玩的事情。
我們班上同學的狀況，就如一個國家和人民的縮影。改革開放十年左右，每個人都感到了改革的好處。大家似乎都看到了希望，但離收獲又好像還有一段距離。在工廠裏幹了很久的人基本上大小是個頭目了。而上了大學的同學也先後到了新的崗位，剛開始施展才能。不知道十年、二十年以後，如果再相聚，會是個什麽情況？
大家聊了很久，才依依不舍地告別。還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學因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沒有來。我們都希望，在下一個十年，能有更多的同學再來相會。
壯誌豪言記憶猶新，該收場了，看一下是否達到了目標，這輩子就快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