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不管雨下了多久，雨後都將會有彩虹。版權所有，嚴禁轉載。
可愛和友好的德國人
小樊來到德國，在家呆了一段時間後，看到附近有供外國人免費學習德語的地方，就報名參加了那個班。每天下午帶著江蘇淮去那裏學習德語，教室外麵還有專門供小孩玩的地方，可以把江蘇淮放在那裏，一舉兩得。
在那個班裏，小樊很快就認識了一些朋友。特別是，那裏的老師們都對小樊非常熱情。有個老師很想學中文，想叫小樊教她。於是小樊把她帶回家裏。先給她用毛筆寫了一個大大的“人”字，告訴她“這是人”。老師認真地問：“大寫的人怎麽寫？”小樊搖搖頭：“沒有大寫”。老師又問：“那複數怎麽寫呢？”小樊又搖搖頭：“也沒有複數。”老師不由得驚訝地說：“啊，中文這麽好學，沒有大小寫，又不用單複數。”但不一會，看到各種模樣看起來差不多的方塊字,如口、日、目、田、由、甲、申……,她的頭就大了。這完全把她搞昏了頭，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
在慕尼黑，我們隨時隨地都能感受到德國人的熱情和友好。即便不認識的人見麵，也會很有禮貌的對你打招呼。如果發生什麽事情，馬上就有人過來，看是否需要幫忙。一年來，我們見到了很多熱情友好的德國人。其中給我們印象最深的，就是房東老太太、鍾神父和傳教士一家子。
自從我們租到Maria家的房子後，我們和房東老太太的來往就非常密切，一點也不像在Mimi那裏。她做什麽事，我們盡量去幫忙。我們做了什麽好吃的，也記得拿一些給他們。她有時候也會請我們吃飯，還經常在一起聊天，喝茶。江蘇淮叫她“Tante（嬸嬸）”，她也很高興地答應。她家的老頭還在，但年紀有點大了。說話有點不太清楚。
一個周末，我們去參觀位於慕尼黑不遠的達豪集中營舊址。那裏和臭名昭著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差不多，也是有毒氣室和煉人爐。門口也寫著“Arbeit macht frei (勞動使人自由)”，真是個非常恐怖的地方！我們談起這個地方。Maria太太說，她的丈夫以前是個郵遞員，二戰時也曾經被抓到達豪集中營裏呆過。我很奇怪地問：“你們不是正宗的日耳曼人嗎？”她肯定地說：“當然是啊，你以為希特勒隻迫害猶太人嗎？其實對不聽他話的德國人一樣迫害啊！幸虧他沒被關多久就放出來了，否則生死也不一定啊。”
老太太說起我們，很感慨地說：“我喜歡和中國人在一起。你們現在這樣多好！我們可以在一起聊天啊。以前我們在街上也見到過中國人，可他們看見我們就躲開了，不跟我們說話。真不知道是為什麽？”我們不由得笑了起來：“那是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你們是資本主義國家啊。”老太太睜大眼睛奇怪地問：“我當然知道德國和中國是不一樣的。但為什麽不同社會製度國家的人就不能講話呢？”我不由得搔了搔腦袋，這確實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是啊，政府跟老百姓是個什麽關係？她想問的問題是：為什麽要把老百姓和政府混在一起？而在中國的問題卻是：怎麽能把老百姓和政府分開？這，講得清楚嗎？
房東和我們
一天，小樊在擦門上麵的玻璃時，不小心把玻璃碰掉了下來，砸到頭上碎了。我嚇了一跳，趕快到樓下去告訴Maria太太，以為要賠玻璃了。老太太一聽說玻璃碎了，馬上緊張地問：“你夫人受傷了嗎？要不要去醫院看看？”我告訴她，小樊問題不大，就是一點點外傷，但玻璃破了。她才舒了一口氣：“啊，那就好，玻璃破了沒關係。”第二天就找人換上了新玻璃。聖誕節快到了，Maria太太還過來教我們做生日蛋糕和曲奇餅幹。大家親熱地就像是一家人。
Ahne教授聽說這事以後，不由得嗬嗬笑了起來：“哈哈，江，除了Mimi外，你的幾個房東都挺不錯的啊！”
但不幸的是，在我們臨走前，Maria太太被查出患了腎癌。那天，老太太敲了敲我們的房門。很淡定地對我們說：“抱歉，我查出有腎癌，需要到醫院去動手術。你們走時我不能來送行啦！我很喜歡中國人。”小樊和我都感到很難過，但她一點也不在乎。在家裏忙碌了幾天，把老頭子送下鄉去，把家裏安排好，然後很平靜地跟我們打個招呼就去醫院了。她過生日那天，我們特地做了生日蛋糕拿到醫院去。那天她還沒有動手術，很高興地和我們一起吃蛋糕。
臨回國的前兩天，我們又去醫院跟她告別。一進病房，就看到Maria太太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滿管子，看樣子剛動完手術。江蘇淮跑上前去，拉著她的手叫：“Tante!”。還沒等到老太太醒過來，護士就跑來把我們拉出去了。以後就再也沒有見到這個可愛的老人。
我們看到的另一個慈祥的老人是一個神父。他給自己起了一個中國姓氏“鍾”，所以中國人都尊敬地叫他“鍾神父”。
鍾神父早年在山東傳教，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慈善事業。剛解放那年，不知是什麽人“告發”他是特務，甚至懷疑他參與了“炮轟天安門”的行動，被抓到監牢裏關了好幾年才放出來。但他始終不改那顆熱愛中國的心。回國後一直致力於德中友好。
在慕尼黑，他有很大一套房子，並以中國字“福”作為房子的名字。大家都叫它為《House Fu》。他看到中國留學人員收入很低，而慕尼黑的房租又比較貴，就把那房子都拿出來以很便宜的價格租給中國人住。因此那裏常年住有十幾家留學的中國人及家屬，簡直就是一個慕尼黑的“唐人街”，
鍾神父慢慢老了，但依然不辭勞苦，經常到處遊說，搞到一些資助後，就組織華人旅遊團，隻收很少的費用，帶著大家到德國旅遊，讓彼此增進了解和友誼。一九八六年我們也參加了這樣的旅遊團。到亞琛（Achen）市後，市長要接見我們大家。我們當時一點準備也沒有。不料鍾神父拿出不知道何時從杭州買回的綢緞布料，在接見時送給市長，說是代表我們中國人送的。真叫我們每個人都特別感動。事後大家感慨地說：“這種人會去炮轟天安門？虧那些人想得出來！”
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鍾神父
小樊和江蘇淮來德國後不久，一天傍晚，突然聽見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一對德國夫婦帶著一個男孩站在外麵。他們用不太流利的中國話問：“你們是從中國來的？”聽到會說中國話的外國人，我們當然很高興，馬上把他們請了進來。
那個男的自我介紹叫Horst Schawohl，他說：“我們家就在你們家附近。聽說這裏來了一家中國人，很希望能跟你們交朋友，同時學習中文，好嗎？”我們也正想學習德語，和德國人多交流，當然也很高興了。而且他們一家三口的年齡也剛好跟我們一家差不多，正好每個人都有機會說話和交流。於是他們幾乎每周都有一個晚上會來我們這裏聊天。有時說中文，有時說德語，不過二者結合起來確實夠用了。偶爾我們也去他們家做客，或者一起去英國公園滑雪。一直到我們返回中國。
Schawohl先生是個非常虔誠的傳教士。他在銀行工作，但他不認為那是工作，隻當是個混飯吃的地方。我們到他們家看過，相當簡樸，是個對生活質量沒有很多追求的人家。他的心思都花在宣傳基督教上麵。不過對待我們，可能也是意識到東方人和西方人差別太大了吧。他應當還算是比較謹慎的。隻是不斷的宣傳，給我們一些小冊子，經常講一些聖經故事，倒沒有拉我們一定要去教堂，或者入教會什麽的。
我們在一起時的主要內容就是聊天。他們感興趣的話題太多了。在他們心裏，中國是個很神秘的國家，有很多不為外人所知的東西，他們太想知道了。他們詢問過文革的真相。想知道外麵的一些傳聞哪些是真的，哪些又是假的。也問過中國人究竟是怎樣生活的？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什麽樣子？他們也告訴我們一些他們聽到的一些事情。如他們拿來一本專門介紹斯大林大清洗時期的書，上麵詳細記錄了當時的一些恐怖和血腥的事件。他也告訴我們二戰後，蘇聯如何把成千上萬的德國戰俘運到蘇聯去為他們恢複生產，如何遭受迫害……。而我們則多是講生活方麵的事情，對於政治方麵的事情，隻能很小心地向他們解釋我們所知道的一切。畢竟，在當時那個剛剛打倒“四人幫”的年代，人們的膽子都還很小。
和傳教士Schawohl夫婦
和他們在一起，我們對德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雖然我們的房租和其他中國人相比算是相當貴的了，但由於相對“遠離”了中國人，能跟德國人有更多交流的機會，真的很值得！
在歌德學院學習的美國人Jorseph臨回國前把他買的一個小電視機送給了我。雖然屏幕隻比巴掌大一點，但也能看看電影。那段時期電視台正在播放一個電視連續劇《鄉村醫生》。描述一個在山區診所裏的醫生，他看病認真負責，經常風雨無阻地到處給人看病，而且非常仁慈，窮人病了也不收錢，樂於幫助困難的人，在受傷的歹徒麵前也非常機智……。看著這些我有些發呆：如果這個醫生在中國，肯定會把他宣傳為“閃耀著共產主義光芒”的好人。但這裏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啊，而且電視裏怎麽也是在正麵宣傳這些“好人好事”，並沒有宣傳他身上“閃耀著資本主義思想的光芒”呢？是啊，這些好人好事其實不應當貼上所謂“社會主義”或者“資本主義”的政治標簽，應當是人性善良的一麵，在任何社會都有。把好事都說是共產主義思想所指導，壞事都說是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這樣是不是太牽強了？
德國人做事時非常認真而且死板，做什麽事情都必須清清楚楚。連“下麵條”這種事都會在麵條的包裝上寫清楚：放多少水，燒開後可以放多少麵條，煮幾分鍾後就可以拿出來吃……。再不會做飯的人到了德國也能按照說明書下麵條。而像中國廚師那種“少許”、“片刻”的提法，他們根本無法接受。一天，Ahne教授的學生Holder找我:“江，明天我有幾個朋友來做客。我覺得你燒的魚很好吃，能教我怎麽做嗎？”我絞盡腦汁，設法把我們平時的“少許”、“片刻”都轉換成具體的數字，才寫了一個紅燒魚的程序。我真擔心她做不出來。還好，Holder根據我寫的程序還真燒成了一盤紅燒魚。
不過，這種思路還真的很容易學會做菜。我就在那裏學會了做白斬雞：一斤半到兩斤的雞，放入冷水鍋內，剛好淹沒即可。給冷水加熱直至燒開，燒開後繼續保持六十秒，取出切塊，加佐料即可食用。你看，是否簡單、明確、不羅嗦？
德國人生產的任何東西都是非常精密而準確的。連江蘇淮玩的積木LEGO，一塊塊都結合得嚴絲合縫，拚接起來就是一個很好的平麵。叫人不得不佩服。
當然，德國人也有自己煩惱的事情。夏天，我和Ahne教授以及他夫人一起在公園裏乘涼。談到國際交流，我羨慕地說：“你們多好，想到哪裏參加國際會議隨時就可以去。”Ahne教授笑著搖搖頭：“嘿嘿，我們哪裏都可以去，就是不能去東德啊！”“怎麽啦？”我不解地問道。“我如果想去東德開會，需要辦理簽證。但我去外交部，他們說東西德是一個國家，不能用簽證，叫我去內務部。但我去內務部，他們說這明明是兩個國家，怎麽可以不辦簽證。所以我們去不了那邊。”Ahne看著我：“江，你說東德跟西德是一個國家還是兩個國家？”我想也沒想就回答：“我說是一個國家。你別看兩邊都有外交部，我覺得那是暫時的。”Ahne教授驚訝地看著我：“你是這樣看的？”我聳聳肩膀笑道：“我隻是想，應當是這樣。”很幸運我的話是對的。不到十年，這變成了現實：一九九零年夏天，東德和西德統一了。
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