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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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學院的第二學期
經過兩個月的艱苦學習，四月二十六日周五上午，老師在班上宣布：這一期學習已經結束，大家可以走了。下一期學習是從二十九號即周一開學。像我這樣還要參加第二期學習的可以繼續住在原先的房東家裏，行李也可以不帶走。所以我打算趁這幾天回一趟慕尼黑，叫陳應華幫忙打聽一下租房子的事情，並買一個照相機。
大多數學生都隻學習一期，所以很多同學都要走了。Fujiko已於上周提前回國，奧地利的小林也要回去，台灣的小黃則要從慕尼黑轉去法蘭克福工作。大多數日本人也要離開，隻有跟我住同一個房東家的Yamamoto還要學習兩個月。
經過兩個月的交流和爭論，我小黃之間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臨走的前兩天，小黃特地托人從台灣寄來一本德漢詞典。他拿著那本詞典對我說：“你學德語什麽資料也沒有，太困難了。這本詞典就送給你吧。不過上麵是繁體字，你不會不認識吧？”我笑著說：“沒事，我小學頭兩年都學的是繁體字啊。”他留下了他在法蘭克福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希望我有空能去他家做客。接著他皺著眉頭說：“對不起，台灣的聯係方式不能告訴你。台灣現在還在戒嚴，萬一出了什麽問題，會連累家人啊。”我想想如果我回去後告訴周圍的人說我找了個台灣朋友，恐怕一樣也會惹上麻煩。於是點點頭說：“是啊，大陸剛打倒四人幫，對台灣人也是一樣有戒心。還是小心為好。”我們都沒有留下對方家裏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吃了中飯，我和小黃一起來到火車站。我笑著對小黃說：“你的德語好，還是讓我試試買票吧。萬一說不清楚你再來幫忙。”於是，我把錢遞進去，用德語說：“買一張下午兩點去慕尼黑的單程票，另外買一張下午兩點去慕尼黑，後天下午四點返回Murnau的往返票。”一會，三張車票和找的零錢從窗口遞了出來。小黃嗬嗬地笑著說：“說得很好嘛！看來在德國混日子沒有問題了。”我點點頭：“嗯，有點信心了。”
很快，我們坐火車到了慕尼黑車站。老遠就從車窗裏看到陳應華正在那裏等著我，我連忙向他招手。小黃看到有其他中國人接我，很警惕地說：“那我們就此告別了吧。多保重！”我們握了握手，讓他先下了車。
第二天，陳應華帶我乘地鐵來到一個叫Pasing的地方。他已經幫我找到了一個出租屋，這次是帶我去看看行不行。在離地鐵站不遠的地方，我們來到一個小院子。按了門鈴後，從大門出來一個很老的老太太。他似乎對一切都很警惕，仔細地看了我們半天，才把我們請進門。
這是一個三層小樓，每層樓都很小。一樓是廚房和老太太住的地方，三樓已經出租給一個意大利的學生，二樓住的是個中國人，還沒有走。據說等我學完德語前他就回國，所以正好我能接上去。不過他今天剛好出去了，沒有見到。
陳應華和老太太在談著什麽，我完全聽不懂。他跟我解釋，這個老太太叫Mimi，是個博士。她說要我簽一個合同，等我再學完後回來就可以住了。陳應華把合同講給我聽：每個月房租五百馬克。我將於六月二十八日回慕尼黑，所以房租從每月二十八號算起，到每月三號前必須一次付清。下麵就是一些要求，如損壞賠償，不得隨便帶人來住之類。最後提到：水費是多少錢一噸，電費是多少錢一度。我很奇怪地問陳應華：“水電費要交給她嗎？”陳應華仔細看了看合同：“是啊，其實有些房東根本不管這些，由住戶自己去交錢的。她要求你先交給她，而且價格好像比直接交公司要貴一些啊。不過也確實有的房東是要求把水電費由他們先付，然後再找住戶要錢的。你先住這兒吧，萬一實在不滿意再換一個地方。”雖然我覺得不是很合理，但這是第一次在外國租房子，目前也沒有更好的選擇。否則等我從Murnau回來後住哪兒呢？簽了合同對她也是一個製約。所以想想就同意了。
周日上午，我到商店裏看了半天，選了一台美能達（MINOLDA）的相機。價格還比較適中。我特別配了一個f=1.8的大光圈的鏡頭，這樣能在較暗的地方照相。在歐洲，很多教堂裏麵是禁止用閃光燈的。如果光圈太小，根本沒法照相。雖然又多花了一百多馬克，我覺得還是很值的。啊，我可以到處照相啦！
下午，我趕回Murnau。這次我一點也不感到生疏了。Semit太太家裏除了我和Yamamoto外，又增加了一個叫Joseph的美國學生，他自我介紹說是個醫生。
第二期學習開始了，我到了中級班。仍然是高強度的學習，仍然是大量的實景練習。不過我已經習慣了這種學習方式，因此這兩個月我過得很平常。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這幾個月我的體重在不斷增加，幾乎每個月增加一公斤。原來歌德學院是包早餐的，而且非常豐盛。我最喜歡的食品就是黃油。大多數人每天早上隻吃一個抹了黃油的小麵包。而我的肚皮是在三年困難時期被撐大了的，每天早上要吃四個麵包。到六月，我已經增加了八斤。看來營養嚴重過剩！我不得不開始節食了。
歌德學院的老師們都對我很好。也許是對中國人很友好，也許是看到我的德語相對其他人要差些。他們經常在周末把我叫到他們家裏給我開小灶：一方麵和我談天說地，另一方麵請我吃飯。在這兩個月裏，我逐漸了解了很多背景知識。
和美國學生Joseph
作為回報，有時我也請老師們來Simet家，由我做飯請他們吃。對於一個下鄉六年的知青來說，做幾個菜根本不是問題。令我驚訝的是，不論我隨便炒幾個什麽菜，都會叫他們讚不絕口。記得有次做了一個花椰菜炒肉，很普通的菜啊，幾個老師連裝菜的盤子都用麵包擦得幹幹淨淨。有個老師再三問我這些東西是不是從中國帶來的，當他知道所有的材料就是從附近超市買來的後，歎了口氣說：“啊，東西都是德國產的，我們也買得到，為什麽做出來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我的兩個德語老師
Murnau的居民非常淳樸。大家一見麵，不管是否認識，都會很有禮貌地跟你打招呼，用典型的巴伐利亞口語問候：“Grüße Gute！”，讓你每天都心情都很好。特別是，每家的大門鑰匙都放在門口用來蹭鞋的小地毯下麵，沒有人會認為這有什麽不安全。德國人對戰爭非常厭惡，甚至滲透到很小的細節裏。記得有次老師在陪我練習口語時問我：“假設你帶著你的孩子去商店，他看到一支玩具槍，吵著要買，你打算怎麽辦？”我想也沒想地回答：“如果不是太貴的話，就給他買一支吧。”老師大吃一驚：“不行！你怎麽能給孩子買武器呢？你應當告訴他，不要玩這些不好的東西。這些東西隻有戰爭時才用的。”從那時起，我才開始很注意地觀察德國人對戰爭，特別對二戰的態度。在跟德國人交談時，有意識地問他們這方麵的看法。而這些，都是在國內不可能知道的。
隨著德語學習的進展，我能夠在日常交流中比較自由地跟人講話了，也能寫點簡單的東西。於是五月二十一日，我嚐試著用德文給Ahne教授寫了一封信。信裏告訴他：我在這裏很好，房東太太對我也很好。我在努力學習德語，但是很擔心會把英語忘記了，會不會對進實驗室後的工作有什麽影響？還告訴他，我已經在Pasing租到房子了，我將在學習結束後就去住在那裏。Ahne教授收到信後立即給我回了一封信，對我能用德語給他寫信感到非常吃驚。他在信中講到國際合作的情況，和武漢水生所跟他聯係去講學的事情。完全沒有顧及我是否看得懂。嘿嘿，看來他對我的德語很有信心！
一天晚上，幾個美國同學約我去電影院看電影。反正也閑得沒事幹，就跟他們去了。這是我第一次在外國看電影。一張票要十二馬克，當時幾乎相當於人民幣二十五元了。好貴啊！這和在國內當時每場電影隻要一毛錢簡直不是一碼事。不過十幾年後，國內的電影票價也和外國差不多了。中國在這方麵跟國際接軌總是挺快的。
電影的名字叫《北方吹來的風》。是講七十年代美軍從越南撤軍之後，越南南北方統一後發生的事情。電影描寫了北方的軍隊解放西貢後，如何把那些舊官員抓起來體罰和殘酷地殺死。如何建立勞改營，強迫他們勞改，並對他們的子女進行“革命教育”，叫他們和反動父母劃清界限……。電影裏有很多慘無人道的情節，那些令人熟悉的整人方式使我想起了中國的文革。真的很像！有幾個美國女孩看到驚險之處都嚇得尖叫起來。
看完電影後，在回家的路上，大家一邊走一邊默默地思考。突然，一個美國同學問我：“江，你認為電影裏的這些事情真實嗎？或者是編出來的？”我想了一下，覺得應當告訴他們自己的真實看法。於是老老實實地說：“雖然是否有具體這些人和這些事，我無法確定。但就這樣的故事情節，我覺得是真的，至少像是共產黨的做法。這些做法和希特勒，以及日本人的做法不一樣。應當說和中國在文革中的做法是一模一樣的。”他們驚奇地看著我，可能還想問些什麽，但沒有說出來。
在德國期間，最想看到的就是家信了。但在那個年代，沒有國際長途電話，沒有手機，也用不起電報。一封信都要貼幾元錢的郵票，在路上走半個多月。一個來回通常需要一個月左右。所以等家信往往是種奢望。Fujiko總是安慰我：“不要急啊，沒有消息，就表示沒有問題。多好啊！”我苦笑著搖搖頭。
好容易等來小樊的一封信。她告訴我：江蘇淮前幾天得了水痘。剛剛恢複。看到這個消息，我立刻想起在武大學過的醫學病毒學。書上說：這是一種由皰疹病毒引起的慢病毒感染。兒童時得了水痘，幾十年後會有帶狀皰疹，而且兒童在水痘恢複期很容易並發睾丸炎。天哪，我立刻回信，告訴小樊注意江蘇淮的睾丸炎。我知道等到她收到我的信時，江蘇淮的水痘已經過去一個月了。但有什麽辦法呢？實在是無可奈何啊！
一個月後，小樊回信了。她告訴我，江蘇淮在水痘恢複後不久，就得了睾丸炎，發燒。還好，治療比較及時，打了幾針後就好了，應當沒有後遺症。我這才舒了一口氣。家裏沒有一個稍微懂醫的人，讓人心裏著急啊！
這是江蘇淮出生後我第一次離開他那麽長時間。越是到後來越是擔心和思念，有時候甚至莫名其妙地害怕起來。這是在農村六年裏都從來沒有過的感覺。
第二期學習很快過去了。這兩個月我感覺比上學期過得要快很多，可能是適應了環境吧。在離開的前幾天，我顧不上馬上就要進行德語考試，開始拚命的複習英語，希望能把這段時間裏被遺忘的英語再撿起來。我很擔心，到實驗室裏我那英語能否夠用？畢竟實驗室和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兩套用語啊！
學習終於結束了。我和Yamamoto都要去慕尼黑工作，Joseph還要再學習兩個月。六月二十八日是周五，下午我帶著一個大紅箱子，另外還加上一個大紙箱的東西，乘火車返回了慕尼黑。在車站看到在那裏接我的陳應華，我不好意思地說：“怎麽才在Murnau呆了四個月，東西就增加了這麽多。”陳應華看著這堆行李，笑笑說：“都是一樣的，東西不知不覺就會多起來。你看吧，還會增加的。”
周六上午，陳應華先帶著我到火車站買了一張乘地鐵的月票，然後把我送到Pasing的Mini家裏。看看我說：“那就這樣啦，你自己慢慢收拾吧。有什麽事給我打電話，沒事就過來玩玩吧。我就走啦。”我朝他擺了擺手。沒什麽可擔心的，到了慕尼黑，有他在附近，我心裏踏實多了。
嘿，我終於回到慕尼黑啦。要開始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