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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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普和慕尼黑大學水生所
第二天，陳應華早早就上班去了，把我留在房間裏。我自己做了早飯，一邊吃一邊看著電視。我選了好多台，幾乎就沒有發現有說英語的電視。我不禁有點發愁：隻安排我去學習四個月的德語，能學成個什麽水平？可以看電視嗎？如果不能，豈不是變成聾子和瞎子了？
Ahne教授很晚才過來，他可能是想讓我多休息一會吧。這裏處於市中心，所以他沒有開車，帶著我邊走邊聊。在我們第一次過馬路時，他就很認真地告訴我：“江，到這裏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這裏有專門給步行人用的交通燈。千萬注意：無論路上有沒有車，隻要是紅燈，你就一定要等著，直到變成綠燈才能過馬路！”可能他在武漢看到馬路上沒有燈，行人都是趁著沒車時亂七八糟地衝過馬路，所以才特別告誡我。我這才注意到，在馬路上有給汽車用的紅綠燈，在人行道上還有專門給行人用的紅綠燈。直到十幾年後，中國才逐漸開始使用這種專門給行人過馬路用的紅綠燈。不過，闖紅燈的人仍然大有人在。
我們來到馬普基金會所在的大樓。那是一棟雪白的老房子。Ahne教授帶著我走到電梯門口。門一開，走出來一個很精神，也很帥的男子。他一見到我，就微笑著向我伸出手來，用清晰的中國話說：“您好，江育林先生，歡迎你來到慕尼黑！”我一下楞住了。看到一個黃頭發藍眼睛的人對我說中文，我一下子轉不過彎來。就跟他握了握手，用英語回答：“早上好！”他笑了笑，接著用中文說：“我叫哈裏遜（Harrison），是馬普外事處的處長。”我驚訝地說：“你的中文真好！”他嗬嗬地笑了起來：“我在中國呆了好幾年，還專門在中國的大學裏學過中文。”我打趣地說：“嗯，我還以為你隻會說那幾句問候的話，不敢對你多講中文。那我可以跟你說中國話啦？”他點點頭：“沒關係，你說什麽我都能聽懂。”
哈裏遜帶著我們走進電梯。在電梯上升的過程中，他突然問我：“不是說要你先去波恩嗎？怎麽沒有去啊？”我一下子警惕起來，反問他：“誰告訴你說我要去波恩？”他看看我，沒有吭聲。這時電梯門開了，他帶著我們走了出來。
在他的辦公室裏，哈裏遜叫我填了一些必要的表格。他告訴我：“你是我們邀請來做國際合作的訪問學者，馬普給我每個月的生活費是二千四百馬克。不過在四個月的學德語期間，由於已經幫我交了住宿費和學費，就沒有這麽多了，一個月隻發給六百馬克。”我擔心地問：“夠不夠用？”他笑了：“不用擔心，你每月吃隻要一百馬克就夠了。這六百馬克足夠你用的。”他還告訴我，每個月另外還需要扣除七十九馬克給我辦理醫療保險。“這個是必須辦理的。”他說：“這裏的醫療費非常貴。萬一你生病了，沒有辦保險的話會把你的錢用光還不夠。所以要求每個來的人必須要辦醫療保險。”他希望我能先到銀行去開個賬戶，並告訴他帳號，將來發給我的錢會按月自動打到我的存折裏。此外，馬普還給每個人辦理了財產保險。如果我的東西被偷，被搶，或者被燒掉了，就可以得到最多五十萬馬克的賠償。我一聽搖搖頭：“我的東西哪有那麽值錢。五千馬克足夠了。”哈裏遜一聽，“撲哧”一聲笑了：“我知道。但是來這裏的人哪個國家的都有啊。他們不這麽看呀。”
辦完手續，Ahne教授帶著我去吃午飯。我們來到一個飯店，每人點了半隻烤雞和幾片麵包，還有一杯可樂。我拿著叉子，覺得不太順手。就抬頭看著坐在對麵的Ahne教授怎麽吃。我很驚訝地看著他居然能那樣熟練地使用刀叉。隻見他把那半隻烤雞翻來覆去幾下，就把上麵的雞肉剔得幹幹淨淨，隻剩下幾根骨頭。我不好意思地問他：“我該怎麽吃它？”Ahne教授抬頭看看我說：“你可以用刀，還有叉，用手拿著吃也可以。”我還是努力嚐試著不用手，隻用餐刀和叉子把雞肉從骨頭縫裏挖出來。唉，吃得真累！
吃完午飯，準備去實驗室了。他帶著我在街上慢慢地逛。在路上，我們看到一個大樓，上麵寫著《INVESTMENT COMPANY（投資公司）》。他指著那個招牌問：“你知道這是做什麽的嗎？”我點點頭：“知道。”他很感興趣地看著我：“那你說說？”我想了想說：“就是，你現在放一個馬克進去，等幾年後能變成一百馬克出來……。”沒等我說完，Ahne教授就哈哈大笑起來：“嗬嗬，是這個意思。”我環顧四周，看到街上有好多銀行，而且都是不同的名稱。八十年代初，在中國老百姓的腦子裏，銀行就是存錢和取錢的地方。我想不出來還有什麽其它的用途，就很奇怪地問他：“為什麽你們需要那麽多不同的銀行啊？”Ahne教授看了看我，搖搖頭，做了個鬼臉：“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相信你們國家將來也一定會有很多銀行的。”
我們來到一個很寬闊的大街，兩邊還有噴水池和雕像。他用手往四周一劃：“這裏就是慕尼黑大學了。”慕尼黑大學？我四下看了看，沒有看到圍牆，也沒有看到寫有《慕尼黑大學》的大門，或者大牌子，更沒有看到守門人。我看看Ahne教授：“這些房子都是屬於慕尼黑大學的嗎？”他搖搖頭說：“喏，這一棟，那一棟，還有那邊幾棟才是。”哦，原來外國的大學沒有用圍牆圍起來，也沒有明確的邊界啊！
走下大街，再轉過彎，我們就到了一個灰色的四層樓房。Ahne教授把我帶到二樓的右邊，那就是他的實驗室了。裏麵有幾個房間，連走廊上也放著培養箱和冰箱，顯得有些擁擠。
Ahne教授把我帶進實驗室，拍了拍手，喊了幾句。實驗室裏走出來三個人。一個個子很高的男子，一個很高但很苗條的女士，還有一個滿臉雀斑的女孩。他們看到我都很高興地過來跟我打招呼：“你好，你是從中國來的嗎？歡迎，歡迎！”Ahne教授高興地對我說：“等你從Murnau學完德語回來後，就和他們一起上班啦！”他指著那個高高個子的女士說：“這是我的技術員。”又指著另外兩個人說：“他們兩個是我的學生，正在讀博士。”他抱歉地對我說：“我有點事，你先跟他們聊聊吧。”
我看著他們，笑著做自我介紹：“我叫江育林，在中科院水生所魚病室工作。”可能那個“江”的發音對他們不是很容易。他們一個個口裏念著：“江，江，江……。”我連忙把我名字的拚音寫在紙上給他們看。並告訴他們：“我先要去歌德學院學習四個月的德語，然後才能來實驗室和你們一起工作。”高個子男士打著哈哈說：“啊呀，等你再來這裏就是夏天啦。”我看著他們問道：“該怎麽稱呼你們？”他們七嘴八舌地說了自己的名字。這外國人的名字真的不好記呀！我不好意思地笑著說：“哎呀，抱歉。你們有三個人，我記不住。能把你們的名字寫給我看看嗎？”於是，大家嘻嘻哈哈地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一張紙上遞給我。我在那個技術員的名字上做了一個記號，剩下兩個學生是一男一女就好區分了。我把那個紙片揣進了自己的西服口袋裏。
一會，Ahne教授過來了。他帶我到一個大冰櫃，把我那天給他的試驗材料指給我看：“這是你帶來的樣品。先放這裏吧，等你回來再說。江，你今天沒什麽事了，可以回去了。明天你休息一天，可以到處走走，買點東西。後天一早我過來接你去Murnau，好嗎？”接著，他關心地問：“你朋友住的地方離這裏很近。我送你回去吧？”我笑了：“不用。我自己走回去。還可以熟悉一下四周的情況。”Ahne教授笑著點點頭：“我想也是，不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在回去的路上，我慢慢地走，到處看。發現每隔不遠就有一個通往地下的進口。上麵寫著“U”或者“S”。我猜那一定是地鐵了。但不明白具體是什麽意思，也不敢貿然下去。嘿嘿，等陳應華回來教教我再說吧。
晚上，陳應華拿出各種鈔票和硬幣，教我認識德國的錢幣：馬克和芬妮。他打趣地說：“一定要記住它們。如果有票子躺在路上沒人要，起碼你還認識它，可以把它給撿起來啊。”我問他，什麽是“U”和“S”。他想了一會，說：“其實都是地鐵啊。好像U是指南北方向的，S是指東西方向的。這樣好區別些吧？慕尼黑城市不大，地鐵好多啊，有十幾條。所以到處都是地鐵站和地鐵口。”
我突然想起實驗室看到的三個人，就掏出放在西服裏的紙片，請陳應華教我讀那幾個人的名字。他告訴我：那個技術員叫Thomsen。另外兩個博士生，男的叫Kolmaya，女的叫Halder。他教了我幾遍，糾正我的發音。很快，我就把這三個人的名字牢牢地記住了。
第二天，我一個人在街上亂逛，想熟悉一下慕尼黑這個城市。在路上我看到一個郵局，就走了進去。裏麵安安靜靜的，架子上放滿了各式各樣的明信片和賀卡。有些賀卡做得非常精致。你把它一打開，裏麵就有燈光在閃爍，還有音樂在演奏。在那個年代，中國的賀卡都是簡單的一個硬紙片，根本沒有這些東西。我突然想到，還有不到一個月就是江蘇淮的生日了。買個賀卡吧，寄到中國恐怕沒有半個月是到不了的。等他們收到時，也差不多該過生日了。於是我挑選了一個能亮彩燈並帶有音樂的兒童賀卡。在上麵寫了幾句話，就寄了出去。也算是報個平安吧。
後來，我走進一個很大的超市，裏麵什麽都有。我在裏麵到處看，並仔細研究那些價格標牌和花花綠綠的貨物，試圖明白上麵寫的什麽。我最後的結論是：還行。看來要在這裏生活，語言方麵的障礙不是很大。牌子上麵的數字肯定是價格了，至於是馬克還是芬妮，基本上可以根據貨物的價值估計得出來。貨架上的東西基本上都能認出是什麽。我來到食品部分，同樣的一些小顆粒，小園圈，有的上麵畫了狗或貓的圖像，而且是集中放在一處，而另外一些沒有。我立刻明白，這些是給寵物吃的，那邊的是給人吃的。嘿嘿，看到這些，我放心了。
二十七號一早，Ahne教授就把他的車開過來了。他幫我把箱子等物都裝上車。看著我：“還有什麽嗎？”看到我搖搖頭，就把手一揮：“出發吧！去Murn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