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擺子
從監利回來後,就馬上投入到春耕大忙,不過基本上是收尾了。然而到六月十三日,我就感到渾身不對勁,身上一點力氣也沒有,第二天就開始高燒起來。在床上躺了兩天後,覺得實在是撐不住了。晚上隊裏派人把我送到十裏牌的石油職工醫院,一到那裏,醫生馬上就從我的血液裏查到了瘧原蟲,原來是打擺子!我怎麽沒有想到這點呢?
這裏的農村是瘧疾的高發區,隊裏的人幾乎個個都打過擺子。所以隻要是被蚊子叮咬過就很容易被傳染。我在監利割勞子時,那裏的蚊子很厲害,穿著帆布褲子都能叮進去。不過我很奇怪,為什麽其他的知青都沒有得呢?好在送進了醫院,一天下來,燒就退了,但人還是虛弱得很。醫生也說要治斷根很不容易,需要多住幾天院。反正大姐姐在那裏,有人照顧,比前幾年要強多了。於是前後住了十天,直到二十四號才出院回隊。
快出院的那天,突然看見醫生護士們都在忙忙碌碌地搬東西。一問,才知道今天有要上“七二一大學”的人來體檢。那時所謂的上大學,其實就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根本談不上是讀書,不過是一個找工作的由頭而已!老百姓在私下裏說他們是“大學的招牌、中學的教材、小學的水平!”。我平時和那些醫務人員比較熟,所以也跑過去幫忙搬東西抬桌子。後來,有個醫生開玩笑地說:“小江,要不要跟你量一下血壓?” 我笑笑說:“行啊,看看我的血壓有多標準。” 不料醫生一量,發現我的血壓很高。大家都沒有在意:“可能你剛才搬東西用力了,過半個小時再量就好了的。” 誰知半小時過去了,一個小時過去了,我的血壓仍然很高。那個醫生疑惑地看著我:“你很緊張嗎?”我搖搖頭:“又不是不認識你們,緊張什麽?” 她點點頭說:“我想也是,看來你的血壓真的是很高啊,你要注意!” 我完全沒有把這放在心上。一來我並不清楚“高血壓”是怎麽回事,二來也不相信自己虎背熊腰的樣子怎麽會“有病”?但後來的事實告訴我:從那時開始,我確實是有高血壓了,而且它一直伴隨我四十多年,直到今天。
在醫院的那段日子裏,我躺在病床上想了很多。現在我才二十四歲,以後的日子還長。但在農村裏我幾乎每年都要經曆一次災難:第一年被石頭砸了腳,第二年喉嚨發炎引起腦膜炎,接著就是黃疸性肝炎,去年腸梗阻差點丟了命,今年又是打擺子……。如果這樣下去,再過幾年人就會完全垮掉。犯得著嗎?這樣玩命是為了什麽?我們下農村究竟是為了什麽?
下農村是為了什麽?這個問題真的要好好地思考了!是為了生存嗎?一年累死累活下來的收入還不夠買回家的車票。如果我告訴你,一個遊手好閑的人和一個一年到頭累到死的人每年的收入相差四、五十元,你覺得勞動對生存有意義嗎?到哪裏都能解決這個問題,犯不著用命來換。就連農民們也是多有欠債。因此,勞動已不再是謀生的手段。
是為了改造思想嗎?有必要用鮮血和生命來換嗎?誰會相信你呢?即便你願意用生命來證明你對黨的忠誠,黨也仍然把你當作異己,頂多是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否教育好了還是兩個字。
是為了表現好了能招工上去嗎?招工靠的是祖上的資本和走後門,而這兩點我們家都沒有。連招工的人現在都完全撕掉了最後的遮羞布,填表時隻看家庭成分,從不向農村幹部詢問知青的表現。黨的“重在表現”的階級路線已經徹底地丟在一邊。如果你的出身好,幹得好是接過父輩的班,幹的不好是忘了本,要拉回來;如果你的出身不好,幹得好是企圖鑽進革命隊伍,幹得不好是階級本性暴露。一切皆是先天的,幹好幹壞已失去了任何意義。
如果我在農村累死了,對國家沒有一點影響,對生產隊也沒有一點影響,就像死了一隻螞蟻,無聲無息。唯獨受到影響的是我自己,也許還包括我的親人。一個人如果要適應農村,需要從小開始,這是一個係統的磨練與適應。像我們這樣二十歲左右的人才開始在農村生活,要適應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我的身體也不允許這樣拚命了,還想多活幾年,算了吧!
從醫院出來後,我想通了很多,從此不再參加農忙。無論是春天插秧還是秋天割穀,我一律回避。反正這裏本來就不缺勞動力,不出工就不要工分,還免得把隊裏的工分值扯低了。這樣,我的身體慢慢地恢複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