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夢中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火車到達武漢。從家裏到火車站來回兩趟,才把行李全部拖了回來。爸爸媽媽在家裏給我安排了住的地方。中飯後,立即到街道派出所報到。雖然大家都對我客客氣氣的,但自己總感覺像是從監獄裏剛釋放出來的犯人。第二天,拿著縣裏給的返城通知單,到市裏和區裏辦理有關手續,換到了上戶口和上糧油關係的證明單。第三天,到街道派出所把我的戶口上到家裏的戶口本上,再拿著戶口本和上糧油關係的證明到街道辦轉上了糧油關係。這樣,我終於在一九七四年的最後一天,辦完了所有手續。也就是說,從一九七五年開始,我算是一個正式的武漢市的居民了。
從這時開始,我可以說自己是武漢人了。可以隨意地和親人們在一起,和朋友們見麵,和同學們聚會了。原來在農村時,我總在想象:當我回到武漢後,一定會長長地舒一口氣,或許會高興地大吼上幾聲。但當一切安定下來後,我一點興奮的感覺也沒有。特別是在區裏辦手續時,腦海裏出現的盡是下鄉時戶口被銷毀時的震撼。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一次已經做過多少次的惡夢:我的戶口被撕成了碎片,在天空中飄著。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光禿禿的山頂上,有一間小茅草屋。一個獰笑著說話的聲音從空中傳來:“你要在這裏過一輩子!過一輩子!!過一輩子!!!”我被驚醒了,滿頭大汗。不由自主地摸摸自己的鼻子,拍拍自己的後腦勺。想搞清楚:究竟是在農村裏夢見自己回城了,還是在城裏夢見自己還在農村?當確定自己已經回武漢後,我安慰自己,這是剛回來的緣故,還不太適應,過幾天就會好的。但後來的事實告訴我錯了。這種惡夢一直延續了十幾年,在工廠、在大學、在水生所,甚至在德國的慕尼黑,我都做過幾乎同樣的夢!它提示我心靈的創傷有多麽深,也是多麽難以撫平。
記得我九十年代到唐海縣看蝦病時,農委的同誌告訴我:當年唐山大地震,從天津下放到唐海的女知青們想從窗戶逃命,結果其中一個女孩被垮下來的窗梁砸斷了脊梁骨。待到鄉親們把她抱起來時,頭和腳都能對折到一起,人隻剩下一口氣了。但那女孩沒有求別人救她,而是哀求旁邊的公社幹部:“你看我不能幹活了,你和上麵講講,把我的戶口轉回城裏行嗎?”大家都哭了。隻好安慰她:“放心吧,一定首先把你的戶口轉回城裏!” 那女孩子聽後,頭一歪,帶著滿足的笑容走了。一張城市戶口在知青心中的分量是其他人不可能體會到的。
十幾年後,同事告訴我一個笑話:有個富人看到街頭石頭長凳上睡覺的流浪漢很可憐,就出錢給他在豪華酒店裏定了一個房間,請他免費在裏麵住上一個月。但幾天後,流浪漢就又回到街頭,怎麽也不肯睡酒店了。富人不解,流浪漢告訴他:當他睡在街頭的石頭長凳上時,做的夢都是住在酒店裏的好日子。而當他在酒店裏睡覺時,做的可都是睡在冰冷石凳上的夢。
同事們都哈哈大笑,可是我一點也笑不起來。我認為,這是個很真實的故事。我自己不就是這樣的嗎?
幾天後,我逐漸地習慣下來,不再把自己當作外人,開始從心裏覺得自己“應當”是武漢人了。睡覺時也不是那樣別扭,於是又進入了夢鄉……:
春天,地上到處是野花。有池塘和小河,還有一片小樹林,就像在荊門的農村一樣。我在那裏小心探索著往前走。在林子中間出現了一個很高很大的石碑,上麵長滿了青苔。我好奇地走過去,發現上麵居然是光溜溜的,一個字也沒有!我很納悶,心裏在想:“這是誰的碑?” 一個聲音告訴我:你想到是誰的,就會是誰的。真的嗎?於是,我折了一些鬆枝和地上的野菊花,仿照以前民兵訓練時戴在頭上的偽裝圈的樣子,紮了一個花圈。我小心地捧著它,向石碑走過去。石碑上沒有字,我不知道哪一邊是正麵。於是,我看了看太陽的方向,把花圈放在朝南的位置。我默默地朝石碑鞠了一個躬,想說點什麽。說什麽呢?看著石碑,我想起了王慶榮,此時她墓前的木頭牌子大概早被放牛娃拿走了,說不定連墓地都被某個工程的機械給平掉了。還想起那些在農村病死、累死,以及其它各種原因死去的知青……。巴金曾經建議在中國建一個“文革博物館”,但沒有被批準和認可。想建一個“知青博物館”更是不可能。這些人既沒有建設國家的“豐功偉績”,也沒有“苦大仇深”的鮮紅曆史。相反,在農村呆的時間越長,表明你家裏的問題可能越多。這些人值得懷念嗎?隻有我們這些知青們還依稀記得。等我們老了以後,就會被完全遺忘了。於是,我挺起胸,大聲地說:
“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獻出自己年輕生命的知識青年們,永垂不朽!”
(第三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