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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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從學校蔓延到社會
這時，運動已經發展到全社會，各個單位都在搞運動了。搞什麽？理論上講，矛頭要對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也要打倒“反動的學術權威”，特別是被資產階級占領了的文化陣地。因此，除了對付各單位的領導外，最簡單而又快速的階級分析法就是劃成分。出身不好的人如果表現好，就是混進革命隊伍的糖衣炮彈。如果表現不好，就是階級報複。當時最流行的話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後來還加上一條橫批“從來如此”。這種高效快速的階級分析法把一切出身非紅五類而又願意跟共產黨走的人拒之門外。從此，我們這些人就從“革命陣營”裏被踢出去了。
要“革命”，首先要從自己開始，從自己家裏開始。我給爸爸寫了一封信，勸爸爸要老老實實地把自己當領導期間的所有錯誤言行徹底交代出來。爸爸很快回信了，他說：我也是願意革命的，也願意接受大家的審查。如果錯了，我願意改正。那時，還完全沒有想到，我們家會屬於被“打倒，再踏上一隻腳”的行列。也隻能這樣了。記得後來周末回家，還和爸爸談了一次。問及院裏運動的情況，爸爸倒是很客觀地說了一下。看來爸爸也是要革命的，那我應當去革誰的命呢……？誰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麽辦。就看著辦吧。
那時大姐姐被調去搞四清，進駐武漢市雜技團。我想看看大姐姐那裏是怎麽回事。有天周末，特地到那裏去了一次。雜技團裏也是貼滿了大字報，好像也沒有演出了。宿舍裏隻有大姐姐和另外一個女的坐在那裏。武漢雜技團的夏菊花是全國有名的雜技演員和勞動模範，在我心中是感到很高不可攀的人物。我問大姐姐：“你見過夏菊花嗎？”大姐姐把頭一點：“坐在那裏的那個人就是。”我嚇了一跳，原來坐在桌子旁邊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夏菊花！我問：“她在這裏做什麽？”大姐姐說：“她是走資派，在這裏寫檢查。”我這才看到桌子上有張紙，上麵剛開始歪歪倒倒地寫了“檢查”兩個字。我不由得心裏嘀咕起來：“她怎麽也成了走資派？”但在大姐姐麵前也不好說什麽。
從七月下旬開始，運動逐漸走向“破四舊”的階段。人們紛紛走上街頭，用“革命”的眼光審視一切可能代表“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東西，把它們拆下來，打碎，燒掉。就是街上的路牌，誰看到不順眼，說它有“封資修”的含義，馬上就站在那裏高呼一陣口號，然後就用墨把它塗黑，然後隨便起一個“革命”的名字，就算是把它改掉了。在出身不好的人的家裏，通常就給“壞人”掛上黑牌子，或者剃個陰陽頭。很多出身不好的人的家被抄後，家裏被搞的一塌糊塗，人也被搞得一塌糊塗。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跟在出身好的人後麵，除了喊口號，跟著幹以外，多一句也不敢說。因為說得太好，可能會懷疑是“企圖鑽進革命隊伍”。說得不好，可能被扣上“階級本性大暴露”。不說也不行，那是“逃避鬥爭”。所以這個尺度很難掌握。
那時候，什麽東西一不小心就會被指為“四舊”而需要打破。連名字也成了鬥爭的對象。大姐姐說要改叫江淩，還真到公安局改過來了。小姐姐說要改為江軍，但後來又沒有改。可能新疆的公安局不是那麽容易改名字吧。我看看自己的名字，好像還不是那麽“資產階級”，也沒有誰對我的名字提出異議，先湊合著看吧。
抄完別人的家，我又累又餓地走回家。看到自己的家也被抄了，家裏亂七八糟。爸爸問我，怎麽這麽晚回來？我支支吾吾地說，跟著大家一起破四舊去了。爸爸自嘲地笑著說：“嗯，別人的孩子抄我們的家，我的孩子抄別人的家，打平了。”我聽了說不出是個什麽滋味。
一天，在跟著大家抄校領導的辦公室時，我被分派到和紅五類一起去抄董主任的辦公室。在那裏，我無意中看到了他的日記。嚴格地說，那不是日記，而是日記帳。記錄了每天的重要事情，實際上是個備忘錄。我這才想起來，為什麽每次批鬥董主任時，他都能很有條理地說出，哪年哪月，和誰在一起，做了什麽事。以表示不是自己的責任，原來他是有這樣一本賬！我深切地感到寫日記的重要性。將來說不定哪一天，我也需要這個帳本。從那時起，我就養成每天記事的習慣。有事多記，無事少記，每天至少一行。這個習慣一直保持了整整十年，記滿了幾個筆記本，直到文革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