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春節：回，還是不回？這是個問題 02

第一個春節：回，還是不回？這是個問題

 

快到一九六九年春節了。廣播裏在不斷地報道某某地方的知青留在農村過“革命化春節”的新聞。我們都在想：如果回武漢算什麽？不革命嗎？其實心裏真的很想回去看看。看看家裏究竟成了什麽樣子？小林現在怎麽樣了？還想看看學校有什麽變化？廣播站的戰友們還好嗎？一想到這次如果不回去，還得再等一整年才能有機會回去，怎麽會不想回去呢？

回？還是不回？這是每個知青都在考慮的問題。在我們組裏，張崇武說他不打算回家了,叫我幫他帶點東西回去。其他同學都要回去。後來到公社一打聽，幾乎每個小組都留了一個人不回去，絕大多數人還是回武漢了。

回不回的問題決定後，下一個問題就是怎麽回？這麽多知青要同時返回武漢，那幾天路上到處是浩浩蕩蕩要回城的知青，買車船票是件非常困難的事。荊門有好幾條回武漢的路：直接坐汽車回武漢、先坐汽車去襄樊再轉火車回武漢、先坐汽車到沙市再轉輪船回武漢。但這些走法的前提都是必須買到汽車票，而荊門汽車站每天隻往襄樊、沙市和武漢各發一班汽車，每天另外還有兩班過路的班車。這對於接納了大幾千知青的荊門縣而言，根本是杯水車薪。於是我們想到了另外一條比較艱苦但比較靠得住的路線：先想辦法到九十裏外的沙洋鎮，再乘那裏的小火輪回武漢，船票總是能買到的。

二月九號，我們清早二點就起了床。頭一天大家把行李精簡了再精簡，隻帶了一點糯米和老鄉給我們打的糍粑，做好了長途跋涉的準備。我們走啊走，天亮了才走到麻城鋪。匆匆吃了早飯，繼續趕路。快到中午了才到達沈集，走了近一小半。但由於每個人背的東西很多，大家都感到累了。我們看到那裏有很多軍車在運糧食，就打起他們的主意。原來荊門是個產糧大縣，由於當時沒有鐵路，所有的糧食都要用汽車運出去，所以經常調動大量軍車來運糧。我們找了幾個年輕的司機，跟他們商量：我們幫他們把糧食裝上車，而他們把我們捎帶到沙洋。這些司機也多是從學校招去的學生兵，大家都有些相憐，很容易就談妥了。

我們七手八腳地把幾輛車裝滿了一袋袋的糧食，坐上了順風車，總算是省了一多半的走路。傍晚，我們才到達沙洋碼頭。船票總是有的。大家在候船室一直等到淩晨五點，才登上小火輪。冬天漢江水淺，船走得很慢，還不時地感到船底和江底摩擦的沙沙聲。就這樣走了幾乎一天一夜，到十一號半夜一點到了漢口碼頭。一輛貨車的司機聽說我們是回城過年的知青，就說：“上來吧，我把你們順路帶到武昌去。”大家高興極了。那個老司機邊開車邊歎氣說：“哪個父母不想自己的孩子回來過年哪！”車過大橋時，我們都站在車頭後麵到處看。心裏很激動，說不清楚是個什麽心情。到“家”了嗎？是我們的“家”嗎？

在回武漢之前我已經知道，我一下鄉，大姐姐就被放了出來。雖然還在被批鬥和審查，但不像以前那樣被關押，完全沒有自由。而媽媽卻被關起來審查。看來我原來的猜測是對的：專案組之所以沒有把媽媽立即關起來，是因為我要下鄉，小林需要照顧。一旦我走了，大姐姐被放出來，媽媽就理所當然地要被關起來。這兩個單位的專案組是互相通氣的。現在小林住在大姐姐那裏，院裏是沒法住了，所以我就直接奔七醫院。經過修整，洗刷，並到張崇武家去了以後，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學校找老朋友。那裏隻有工讀班的人還在那裏等待分配。廣播站裏除了韋琪、薑都、王曉林、陳宣美和劉仁森外，增加了好幾個新來的廣播員，李新新也經常到那裏去。

薑都和王曉林是六九屆的學生，我們下鄉前她們才剛上學不久。所以要過一年後才會下鄉。但她們兩人都提出了提前下鄉的申請。那時候她們才十五、六歲，可能是看到我們都下去了，反正總是要下去的，幹脆早些下去還能和熟人在一起。她們很希望能和婁建華他們下到一個地方，這樣也算是有個照顧。當她們興高采烈地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心裏真不知道是個什麽滋味。王曉林的爸爸那時是鐵道部什麽工程局的領導，後來到北京市當了市委的領導，算是很高級別的領導了。她要下去其實無所謂。但薑都的情況完全不同。

那天，薑都拿著她的情況登記表，跑來問我：“你看這樣行嗎？”我打開看了看，他家的成分很不好，好像是“地主”。但事已如此，我該如何回答她呢？我能說什麽呢？也許和熟人在一起會好一些，說不定將來和班上的同學一起下鄉會更糟糕，這些都很難預料的。知青有各種不同家庭成分的事實不可能永遠隱瞞下去，一旦老鄉們知道後會怎麽對待我們，誰也無法預知。我心裏亂糟糟的，簡直不敢正視她，不知道該說什麽好。含含糊糊地說了句：“還行，就這樣吧。”

第三天，我帶著小林到了防疫站，找到了工宣隊。我提出要拿些東西下鄉。工宣隊就把媽媽從“五不準學習班（實際上就是變相關押的地方）”裏帶出來，由兩個人押著，一起回到家裏。在路上，兩個工宣隊的人問了我一些知青下鄉的情況。我裝作匯報的樣子，很大聲地向他們講述了我這兩個月的情況。媽媽在前麵走，頭也不敢回，但能看出她在很注意地聽。我盡量慢慢地走，慢慢地講，大聲地講。講了好些在農村裏的開心事，順便還提到小林要到二附中，我的朋友們都會照顧他等等，和工宣隊的問話有些答非所問。他們似乎也不太管我說些什麽，隨便我想說什麽都行。我在家裏仔細看了看，發現我的很多東西都還在那裏，特別是我高中時期所做的各科的筆記本都在那裏。書我都可以不要，這些筆記本是我幾年學習的積累。隻要有了它們，我隨時都能夠複習。但現在是絕對不能動的，那兩個人正警惕地看著我們。我裝作清理東西的樣子，“順便”把我想帶走的一些資料堆在靠窗戶很近的地方。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偷偷地把窗戶上的插銷輕輕地拉了上去。我緊張極了，心裏在叨念著：“千萬不要自己打開，千萬不要自己打開！” 也許是長期沒開窗戶的緣故，雖然插銷沒有插上，仍然紋絲不動。我才放下心來。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我又回到了防疫站。這次我直奔家裏。四周看看沒人，就把那扇窗戶輕輕地推開，翻進屋，把我高中的學習資料全部拿了出來，還順便拿了兩本“毛澤東選集”。其實下鄉前已經送給我們每人一套了，拿這兩本是萬一被抓住了可以做擋箭牌。然後把窗戶輕輕關上，溜回了醫院。這才鬆了口氣。

這些筆記本我一直保留著。在農村，我常拿出來看看。恢複高考時，我靠這幾本筆記本，考取了武漢大學。到後來雖然沒有用了，但我覺得很有意義，就一直保留到今天。紙張已經發黃發脆，但它們仍然站在我的書架上。

這次春節我在武漢整整呆了半個月。每天就是到處串門。同學們對我非常好，知道我不能回家，沒有地方呆，都邀請我到他們家裏做客。我也就吃了東家吃西家。

 

1969年春節和大姐姐、小林一起        1969年春節和二附中的同學合影

 

臨走前，大姐姐給了我一個醫院裝葡萄糖鹽水瓶的木頭箱子。我把它修理了一番，安了一把鎖，帶下鄉後可以用來裝一些常用的東西。二十五號晚上，和其他幾個同學一起上了去襄樊的火車。第二天再轉汽車，回到了荊門。

一到荊門汽車站，就看見張崇武正在那裏等我們。原來先到的同學告訴了他我們今天會回來的消息。張崇武很高興地拉著我的手問：“武漢的氣候怎樣？”我沒明白他問的什麽，就告訴他：“一天雨也沒有下”。他笑著打了我一拳說：“我問的是政治氣候。” 我恍然大悟。搖搖頭，苦笑著說：“不知道，我天天在逃難！沒有報紙看。”

這就是我下鄉後的第一個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