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的動員和準備
從九月份開始,到處在流傳要下鄉的消息。但究竟怎麽個下法?大家都在猜測:是下一段時間回來還是長期呆在下麵?是讓黑五類先下還是都下?怎麽安排?能回來嗎?無數個問題在大家心中,也有各種版本的小道消息。十月十五日,省革委會的方銘在中山公園做了關於知識青年下鄉的報告。十月二十一日,正式傳達了畢業生的分配報告:老三屆高、初中學生100%的下鄉。一個不留,全部“安家落戶”。既然這樣,還有什麽可猶豫的呢?更何況像我們這樣的黑五類子弟。第二天,我就首批報名下鄉了。這樣好歹還能少被看一點白眼。之後的半個多月裏,大部分同學慢慢地都想清楚了:既然沒有商量的餘地,寫明白了是100%,那還拖拖拉拉地搞什麽呢?早下多少還有點“光榮”,晚走恐怕會被押送下鄉也說不定。於是絕大多數人都先後報了名。十一月九日,文革前下鄉的老知青代表來學校做報告,介紹下鄉的體會和經驗。整個學校就完全處於下鄉的準備中了。
再後來,我們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地做準備。有的聯係買可以防風的馬燈,能提在手裏邊走路邊照亮。有的去砍樹做鋸子,家裏沒錢的就到漢口買部隊裏穿壞了送出來便宜賣的鞋子。十七號是周日,我回到家裏,買了一些用品。還做了一些煤球,打掃了一下衛生,把家裏的事情安排好了。不料晚上回學校就聽說我所在的宿舍被盜,我的被子和褥子一套全被偷走了。真的是“屋破又遭連夜雨”,真叫人一籌莫展!
十一月十九日,學校正式公布了報名名單,並開始具體執行下鄉的各項手續。我不得不向工宣隊提出申請補助布票,以購買新的棉絮和被套、床單。由於這涉及到“上山下鄉的偉大戰略步驟”,所以馬上就被批準了。我立刻去買了一床新的被子和新的床單。
大家最想帶下去的東西就是書。一想到在農村看書比較困難,每個人都想盡可能多的帶各種書去:農業科技的書,小說,甚至學習的書也行。我也想帶些書去,但卻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難。在防疫站,專案組怎麽也不讓我回去拿書:“你下去是勞動改造,什麽書也不用帶”連毛主席著作都不讓我拿。結果還是下鄉後的第一個春節,我回到武漢,偷偷地從家裏拿走了高中時的全部筆記本。而學校的雷指揮長說的話更是離譜,他完全反對我們下去看書。說我們下去就是改造思想,要帶那些文化書幹什麽?我們拿著毛澤東語錄問他:“那毛主席怎麽說,要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我們的主觀世界呢?”他很輕蔑地看著我們說:“你們下鄉就是去改造思想的,改造客觀世界是貧下中農的事”。我們被這個穿著軍裝的丘八所說的無知言論搞得目瞪口呆。
十一月二十五日,所有被批準的同學到新華路體育場開歡送大會,並參加遊行。大家都被“光榮”了一把。不料第二天,軍代表做清理階級隊伍的動員報告。有幾個同學像陳宣良,梁華盛等被暫停下鄉,等候審查。接著二十八日,又開始討論搶槍的事情,要大家相互揭發。下午,宣布了要被關起來隔離審查交待問題的人的名單。當時還美稱為辦“五不準學習班”。
其實,這時候都要下鄉當農民了,審查不審查根本無所謂。即便最後落實是反革命分子,還不是下鄉。犯人要勞改不也是下鄉嗎?
隨後開始填下鄉編組表,原則上都是自由組合。陳宣良想和我在一個組,他爸爸是武漢大學的哲學係教授,日子也好不到哪裏去,所以從這點看來倒是“臭味相投”。另外就是幾個女生。婁建華找我,想和我一個組。一起來的還有張紅梅和李力。我當然很高興。有廣播站的好朋友在一起,心裏要踏實多了。
十二月四日和五日兩天,軍代表組織畢業生寫鑒定。先自己寫自我鑒定,然後由班組討論後寫出組織鑒定意見,塞進檔案。大家對我的鑒定是這樣寫的:
小組意見:同意本人自我鑒定。江育林同學在兩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中,能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積極參加擊潰二月逆流的鬥爭。對工作認真負責。希望今後進一步學習毛主席著作,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步驟。密切聯係群眾,在三大革命運動中鍛煉自己。
校革委會意見:同意小組意見。希望今後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鬥私批修,不斷提高政治思想覺悟。
對於一個有反革命、特務背景的黑五類子女而言,能得到這樣的評語是相當不容易的!這是很多同學對我的關心和“幫助”才得到的。至少,沒有像兩個姐姐那樣被關起來審查。至於鑒定裏麵涉及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話,如“二月逆流”、“鬥私批修”等,大家去查詞典吧。不想解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