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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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恐怖：紅衛兵運動
八月八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在此之前，運動處於膠著狀態。誰都知道運動才剛剛開始，但誰都不清楚該往哪裏走。而從這時起，目標就非常清楚了：走資派和黑五類。前者是高層關心的對象，而我們根本就搞不清楚劉少奇究竟幹了些什麽。而後者是百姓感興趣的目標，既簡單又明確。
學校裏迅速地組織了紅衛兵，出身是唯一的標準。我們班上幾個出身好的都戴上了紅袖章：李華東，梁華盛，黃官清、陳玉平，秦明維，張邦發，俞誌遠等幾個人，個個神氣得很。不過畢竟是高中了，還不是那麽張揚。賈亮琴不知道是什麽成分，可能剛好處在兩者之間。後來給她做了一個硬紙殼做的紅袖章，在遊行的時候捏在手裏，戴也不是，不戴也不是。我看了覺得還不如我們幹脆沒有還省心一些。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
鬥爭迅速升級，從文鬥變為武鬥。北京的高幹子弟成立了“聯合特別行動隊”，簡稱《聯動》。據說在北京郊區對地富反壞的家裏開始搞打砸搶，甚至從肉體消滅，殺死了很多“黑五類”及其子女。西安更是公開成立了“紅色恐怖隊”。一時間紅色恐怖籠罩了全國。我們這些非紅五類的子女則非常緊張。中央不得不發出“要文鬥，不要武鬥”的人民日報社論，但根本沒有作用。因為大家都在傳達毛主席的聲音：“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是階級報複，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今後不要打人。”而實際上，沒有一個紅五類能記住最後六個字“今後不要打人”，而僅僅靠黑五類記住是沒有用的。
學校裏開始對老師進行“階級鬥爭”了。教高一語文的吳六林老師為了叫學生不寫錯別字，費盡心思給學生設計了“正字表”。但被學生把那些毫不相關的字硬連在一起，賦予政治含義，成了反攻倒算的“政治表”。因此他吃夠了苦頭，被學生打了無數次。初中有一些住在將軍村的高幹子弟這時則成了最高領導，想打誰就打誰，誰也不敢碰他們。對五類份子開始戴高帽子遊街，剃陰陽頭，掛黑牌子等。
一天上午，突然有個班開了個吳六林的鬥爭會。全校學生都湧向行政樓前，吳老師被押在二樓的窗口，低頭掛著黑牌子。大家高呼口號，幾個人衝上去打他，我也跟著上去打了他幾拳頭。在回教室的路上，有的同學很讚賞地對我說：“打得好！”我也樂滋滋的。但回到教室，貝恩渤卻一聲不吭。後來才偷偷地說：“不是三大紀律八大注意說了，不虐待俘虜嗎？怎麽能這樣打人呢？”我聽後楞了半天。在那種紅色恐怖的日子裏，他居然還想得起這些，的確是夠冷靜的了。
一天晚上，我回家拿衣服。一進門，看見爸爸正在往衣服上縫黑牌子，上麵寫著“反動學術權威”。爸爸縫得那樣認真，仿佛是在縫什麽榮譽獎章。縫完了左看右看地欣賞了半天，還問我：“你看縫歪了沒有？”我簡直不能想象，他居然還有這份心思！就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算是答複。可能這就是久經風雨的“老運動員”對政治運動的態度吧。對什麽都從容應對。不像我們這些第一次參加運動的學生，對什麽都看得很重要，其實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
在黨十幾年的教導下，出身不好的人對這些事情沒有一點怨言，反而人人“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紛紛挖掘自己受到不好出身的“惡劣影響”。記得有一天，周建明在會上痛哭流涕地挖掘自己受剝削階級家庭影響的根子，說得我心驚肉跳。晚上，我偷偷地問張崇武：“難道周建明真的是很反革命？”張崇武大怒：“這種事怎麽能胡說八道！”我才明白：張崇武心裏還是有數的。但在社會上，夫妻因政治問題離婚的、自殺的已經時常發生了。記得有天我坐輪船去漢口，去的時候有個人跳江自殺，回來時又有個人跳江自殺。輪船在那裏轉一個圈，扔下一個救生圈。但水中的人根本不接，一會兒就被渾濁的江水吞沒了。那時的人們似乎習慣了這些，大家隻是歎息一聲，誰也不做聲，默默地坐在那裏。
在這種惡劣的形勢下，每一個人都被迫思考：這就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行動嗎？”如果是，誰是統治階級？誰是被統治階級？是誰在壓迫誰？這個問題讓人不敢往下想了。因為隨之而來的下一個問題就是：應當推翻誰才能得到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