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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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中發生的那些事兒
一九八三年是草魚出血病研究進展很快的一年。病毒組的同誌們齊心協力，提純了病毒，看了電鏡，研究了它的形態學特性和理化特性。並於六月中旬向《科學通報》投稿，發表了文章。大家都對這個新發現的病毒充滿了好奇。
隨著對這個病毒的研究不斷深入，下半年，陳老師開始研究它的核酸。當時全世界對病毒核酸的研究都比較困難。那時還沒有PCR技術，也沒有現在這些高科技的儀器來對核酸序列進行方便快速的測定。但這個病毒有個與其它病毒不同的特點：它的核酸是由十來個RNA片段組成的。所以能用相對簡單的核酸抽提後通過電泳觀察核酸圖譜的方法來進行研究。
陳老師的運氣確實很好。她從來沒有學過病毒，也沒有學過生化技術，隻是按照書上介紹的病毒核酸的提純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居然在第一次對這個病毒進行核酸抽提和電泳時就成功了，經過染色後在膠上出現了很清晰的十來條黑色的帶子。我們都感到十分意外。因為在武漢大學學過的生化常識告訴我們，對這種病毒的核酸電泳不是件容易成功的事情。
大家圍在那塊膠的四周，看了又看，並商量該怎麽辦。顯然這塊膠不可能長期保存在水裏，誰也不知道它有多長的壽命。必須盡快地把它照下來，再來慢慢研究。當陳老師去借所裏的公用相機時，才知道管相機的人明天才回來。我們家裏的相機既沒有近攝功能，也不能準確聚焦，根本沒法給它拍照。高老師突然想起陳老師的愛人剛從英國回來不久，帶回一個高級相機。“那先把你家裏的相機借來用用吧。”誰知陳老師搖搖頭，慢吞吞地說：“那是我們家的私人相機，還是等明天吧。”聽到這話我失望極了。我擔心地問：“這個膠萬一等不到明天就壞了呢？”陳老師滿不在乎地笑了笑：“那我再跑一次膠就是了。”
晚上，實驗室裏靜悄悄的。我一個人站在那塊膠旁看了又看，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心裏念叨著：“要是我有個高級相機該多好啊！”快到半夜了，我搭了一個架子，拿出半透明的描圖紙，把紙盡可能近的靠近膠，然後把膠上的圖像盡可能準確地描繪了下來，這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第二天上班，陳老師帶著公家的相機來到實驗室準備照相。一進門，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朝那塊膠走去。走近一看，每個人都楞住了。通常人們電泳時都是用12%的膠，因為這個病毒的核酸帶比較多，且分子量相差不大，所以要用很稀的2.7%的膠來電泳才能將它們彼此分開。由於膠的濃度太低，那塊膠經過一夜的浸泡，已經因發脹而破碎，隻剩下一堆破破爛爛的碎片，什麽也看不清楚了。大家呆呆地看著盛膠的盤子，一句話也沒有說。
這次極好的機會就這樣被錯過了。這次過失讓陳老師，也讓病毒組，甚至水生所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陳老師後來花了幾乎兩年的時間，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也沒能再跑一個像第一次那樣漂亮的電泳圖形出來。雖然在和病毒所、長江所共同開鑒定會的前夕，算是勉強拿出一張像是電泳的照片，但質量明顯比病毒所差很多，被病毒所在鑒定會上恥笑了一通，丟盡了顏麵，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由於缺乏確鑿的證據，無法提出這是一個新的病毒屬的依據，隻好跟著病毒所後麵一會兒說病毒核酸是十條帶，一會兒說應當是十一條帶。對我國首次研究的第一個魚類病毒，失去了最初的話語權。我不知道陳老師後來是什麽心情，焦頭爛額？追悔莫及？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由水生所召集，在武漢舉辦了全國草魚病研究學術討論會。主要議題就是草魚出血病。這是我國第一次為某一個魚類病毒病舉行的學術會議，所以盛況空前。有全國各地的一百零二名代表參加，並於會後提出了要成立全國魚病研究會的倡議。
在會上，陳老師代表水生所宣讀了我們的研究報告。不僅包括了在《科學通報》上投稿文章的全部內容，還加上了核酸電泳的結果。在會前審查發言稿時，我看到陳老師在發言稿中信誓旦旦地寫到：“……提取病毒核酸RNA，經過聚丙酰胺凝膠電泳，硝酸銀染色後，清楚地出現十個核酸片段，它們的分布是3，2，3，2……”再看看我從那個膠上描下來的圖像，不由得擔心地問：“好像不止十條帶子啊！”陳老師胸有成竹地說：“肯定是的，我查過了，動物的呼腸孤病毒都是十條帶，隻有輪狀病毒才是十一條帶的，這個病毒和輪狀病毒的形態不一樣的。”“那萬一是在新的分類位置的病毒呢？”我又追問道。陳老師搖搖頭：“不可能的，你看這病毒的電鏡照片，形態和已知的呼腸孤病毒是一模一樣的啊！”聽她的話我明白了，這是搞寄生蟲研究的人的思維方式。在那個年代，對寄生蟲的研究僅僅是用形態學的特征和差別來分類，而病毒主要卻是以核酸來分類的。這是本質的差別啊！但在水生所，一個剛畢業兩、三年的學生，根本不可能去改變一個老研究人員的觀點。即便她對病毒學是外行。
就這樣，在魚病會上，陳老師代表水生所向全國的同行報告了我們的研究成果：電鏡照片、免疫反應、核酸電泳等。在全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誰知才過了不到一個月，五月中旬，長江所就在《淡水漁業》上發表有關草魚出血病病毒電鏡觀察的文章，宣布說發現了呼腸孤病毒。雖然從照片上看，和我們看到的病毒沒有任何區別。但他們並不認為和我們看到的是相同的東西，並把這個病毒另外起了一個名字“魚呼腸孤病毒”，宣稱這是他們最先發現的。文章最後署名是：長江所和病毒所聯合攻關組。潘老師把文章拿過來仔細看看，上麵寫著：稿件於一九八四年五月收到。顯然，他們在和水生所搶速度，利用《淡水漁業》雜誌掛靠在長江所的優勢，搶先發表了文章。而我們去年六月就投到《科學通報》的文章到現在還沒有見到發表。水生所的領導開始緊張了。
六月初，潘老師（當時已經是所長了）打算叫我去一趟北京《科學通報》編輯部，完成文章最後的修改，並希望他們能盡快發表我們那去年就投出去的文章。《水生生物學報》的編輯何碧武老師長期搞雜誌編輯，和科學通報的編輯們也很熟。潘所長希望他能和我一起去，但擔心何老師年紀大了，不願意出差。陳老師笑著說：“隻有叫細菌組的郭蕊芳老師去才能請得動他。” 我好奇地問：“隻有她能請得動？郭老師跟何碧武關係很好啊？”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那是很好啊！”徐老師笑著告訴我：“他們是兩口子呀！”我尷尬地摸摸腦袋。天天埋頭在實驗室做試驗的我，對周圍的事情是百事不管，什麽事情都搞不清楚啊。
臨出發前，陳老師提純了一小管病毒，叫我到北京後抽空到解放軍三零二醫院去看看電鏡。希望能照幾張好的照片，也核實一下病毒的大小。
那時候，從武漢到北京要做整整一夜又半個白天的火車。不像現在，四、五個小時就到了。在火車上，我才認識了何老師。那是個非常和氣的老頭，很瘦，但挺精神。在火車上，何老師把我當做第一次出門的小孩子，對我非常照顧。我笑著告訴他：雖然我出差很少，但出遠門不是第一次了。何老師哈哈大笑起來，在路上給我講了很多笑話。第二天到北京後，我們放下行李，立刻趕往科學出版社。出版社的人都跟何老師很熟，滿口就答應盡快排版印刷。由於文章裏修改過的地方很多，看起來十分雜亂。編輯對我說：“這樣吧，你把文章再往方格紙上重新仔細地抄寫一遍。明天拿過來，我們就可以拿去排版了。不過今天下午我們要關門開會，你自己找個地方抄寫吧。”我想到抄一遍文章不過就是半個小時的事情，明天來這裏抄也來得及啊。正好下午我可以去北京三零二醫院看電鏡。下午，我一到三零二醫院，電鏡室的吳瑞老師立刻給我製片觀察。令人意外的是，在測量病毒直徑時，他根據乳膠粒做標準測量這個病毒的大小為65毫微米，而我們在武漢湖醫電鏡室根據光柵測定的病毒直徑是70毫微米。其實，不同的電鏡本來就有誤差，負染色和正染色（切片）也會造成一定的誤差，這個誤差應當是在允許範圍以內，可以不用管它。但我想到文章的第一作者是陳老師，特別她是搞寄生蟲的，對形態和大小非常在意，覺得有必要請示一下。於是我趕快打了長途電話告訴此事，並問她：“你打算在文章中寫病毒的直徑是多少？”陳老師在那邊猶豫了很久，慢慢地說：“那就改成65毫微米吧。”這樣，到第三天上午，我在趕去編輯部抄寫文章時，就把病毒直徑改成了65毫微米。誰也沒有想到，這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在後來的鑒定會上給病毒所與長江所留下一個鑽空子的借口。
抄好文章，我們的任務就算完成，也該回去了。但回武漢的火車晚上才開。何老師對我說：“我想休息一下，你自己活動吧，反正到時候回招待所，我們一起去火車站就是了。”
我突然想到醫科院病毒所。那裏有武大的同學夏愷在讀研究生，有很多大專家在那裏，我可以去向他們請教一些病毒學方麵的問題。這可是難得的機會啊！於是我趕到病毒所，不巧夏愷那天剛好不在。我感到有點失望，但又不甘心，就在那裏到處看。突然，我看到有個辦公室門口掛著洪濤老師的指示牌。
我早就聽說過洪濤老師。他是我國著名的病毒學家，特別對輪狀病毒有很深的研究。不過，像我這樣一個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就這樣貿然闖進去，他會跟我談話嗎？我有些猶豫。不過既然來到北京，就不能放過這個向老師請教的機會。我想了一下，就問他兩個問題，十分鍾，問完就走。
我輕輕地敲了敲門。一個個子很大的人開了門，笑著問我：“你找誰？”我一下子緊張起來，結結巴巴地說：“是洪濤老師嗎？我是，我是武漢中科院水生所的，來北京出差，想順便向你請教幾個病毒方麵的問題，可以嗎？”洪濤老師的眼光在我充滿渴望的臉上停留了幾秒鍾，又回過頭看看桌子上堆的紙張，點點頭說：“進來吧。”我小心翼翼地隨著他走進去。房間不大，靠牆有個很大的書架，到處堆滿了書和紙張。洪濤老師把桌子上的東西推了推，騰出一點空間，然後指了指旁邊的凳子說：“坐吧。”
我緊張的心情慢慢鬆了下來。我向洪濤老師簡單介紹了草魚出血病的情況，對新發現的草魚呼腸孤病毒的了解，由於沒有敏感細胞而導致進展非常緩慢，以及我想了解的病毒學問題。洪濤老師很認真地聽我的問題，然後詳細地，一個一個地跟我解答。他是那樣熱情，那樣耐心地跟我一個人講課，甚至有次還站在凳子上，從書架頂上拿下做好的病毒模型，給我比劃著解釋病毒的結構和功能的關係。仿佛是站在講台上麵對一群學生講課，但此刻麵前的學生隻有我一個人。
我們的交談在不知不覺中進行。一眨眼，我看看牆上的鍾，已經過了一個半小時。我抱歉地對洪濤老師說：“哎呀，真對不起，耽誤了你那麽多的時間！”臨走時，我紅著臉對他說：“洪濤老師，我隻是一個從大學畢業才兩年多的大學生。剛進門時，準備隻問你兩個問題，十分鍾就走。而你卻這樣耐心地給我講了一個半小時，我很感動，也很感謝你！”洪濤老師開朗地笑了：“沒什麽，我也是從你這樣的大學生走過來的，我很高興你能來問這些問題。”
走出他的房間很久了，他的話都還在我的腦海裏回響。洪濤老師確實是我學習的榜樣。不僅僅是學識，還有待人的態度。很多年以後，當我也成了老師，在學生麵前，對他們提出的學術方麵的問題，我從來都是盡量仔細地回答。每當這時，我就想起洪濤老師，想起他說的話：“……我也是從你這樣的大學生走過來的。我很高興你能來問這些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