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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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出國人員英語培訓班
一九八四年元旦前，所辦公室通知我，準備去武漢分院進行出國人員的英語培訓。元旦後先要進行英語考試，春節後開學。
一聽說要考試，大家就都緊張了。那幾天，凡是要去培訓的人一個個都抱著一本TOFEL在啃，不停地做練習，元旦也沒有過好。元旦一過，分院就把我們叫過來集中考試了。考試題目就跟TOFEL一樣。一大堆卷子，一大堆題目，就是在裏麵打勾，選擇A、B、C、D……。幾個小時下來，誰也搞不清楚自己考得怎樣。打聽不到任何消息，也搞不清楚會不會批準自己參加出國人員的英語培訓。
春節剛過，人事處就通知我，趕快去分院看培訓班的通知。參加了考試的人一窩蜂地跑到位於小洪山的分院辦公樓，那裏貼了一張學員分班上課的通知。分院根據每個人的考試成績把要參加出國英語培訓的人員分為A、B、C三個班，我被分到C班。大家在通知的名單上看了半天，發現所有參加考試的人都在上麵，一個也沒漏掉。原來那場考試根本就不是入學考試，隻不過是分班考試而已。六室的小宋也在C班，他嘿嘿地笑著說：“早知道是這樣，就不消那麽緊張了，搞得年都沒有過好。”突然，我們好像發現了什麽，相互望著：“不是說分高級班、中級班和初級班嗎？這C班是哪一級？布告裏完全沒有提到啊！”我們又仔細研究起這個名單來。後來發現，平時英語成績比較好的人似乎多在C班。應當這是高級班吧，A班應當是初級班了。
二月中旬，英語培訓班正式開學。開學第一天，領導給我們講話，說這個班要培訓四個月，是全脫產的英語強化培訓班，可能會很累，叫我們做好艱苦學習的思想準備。上課了，一個胖胖的女老師走進我們班的教室。她自我介紹叫Mary，來自美國，現在負責C班的教學。這裏一共有三個從美國請來的女老師，每個老師負責帶一個班，不過也會交叉派到其它班教一部分課程。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等等。講完了，她看著我們，笑著說：“我講完了，你們有什麽問題就問吧。不過，我可是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講啊，你們隻能說英文。”於是氣氛一下子就活躍起來，大家都蹩著中國式的英語跟她對話：“你家裏有些什麽人？”“你會用筷子嗎？”“你住的地方有沒有三K黨？”……。她很耐心地回答我們的問題。不過在關於三K黨的問題上，問的人把中英文搞混了，說成是“三K party”。Mary不明白“三”是什麽意思，愣住了。大家忍住笑，告訴她是想說 “three K party”，這才恍然大悟，和我們一起哈哈大笑起來。接著，她告訴我們，根據課程要求，給我們每個人錄製了十盤與上課內容有關的錄音帶，明天帶錢來買。另外，隨時還會有其它內容需要錄音，所以還得準備十盤空白帶子。她的發音非常好聽，也很清晰，好多錄音帶都是錄的她朗讀的聲音。為了練習聽力，我們也找來一些聽力材料叫她幫忙朗讀並錄下來。她也很樂意幫忙，不過條件是得拿空白磁帶給她也複製一份。大概是打算以後教別人時也可以拿來用吧。
為了方便學習，周末我跑了一趟漢口。在商店裏看了半天，下狠心花二百多元買了一台雙卡的錄音機。當時這對我們這個家來說，算是置了個很大的“家當”了。
接下來的幾天，另外兩個老師也來我們班上過課。小個子Susan負責帶B班。是新聞專業畢業的，看起來就非常機靈。她天生對周圍的一切都充滿興趣，不過這後來也給她帶來一些麻煩。負責帶A班的老師是一個年紀稍大的美國人，好像是波蘭血統。因為名字很長，記不住她的名字是由哪幾個字母拚成的。大家都叫他Sleepcoal（沉睡的煤)，她也答應，看來也差不離。她很有耐心，教我們時像對幼兒園的小朋友講話。
這個培訓班和國內的英語課學習方法完全不同。就是從出國的實戰出發，解決急需的英語知識和能力。書倒是發了好幾本，但學習重點就是兩大類。首先是口語和聽力的強化練習。課本裏除了最常用的一些新單詞外。就是大量的情景對話和替換詞練習，有時還叫我們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演戲。並且給我們大量的錄音帶叫我們帶回去聽，第二天上課時再根據裏麵的內容進行提問和練習。這對於我們這些學啞巴英語的人確實難度很大，特別是聽力。口語嘛，反正可以快快地說，也可以慢慢地講。一個單詞想不起來，可以換個單詞或者換個說法。而聽則不行，必須有很強的反應能力。特別不能一個個單詞聽，在腦袋裏一個個翻譯成中文，再拚接成一句話。而要練習用英文思維。老師特別要求我們，不要把每一個單詞都聽清楚後才去理解句子的意思。開始大家都不能接受：沒有把單詞都聽清楚，怎麽可能知道那句話是什麽意思呢？老師反問：你們在聽中國人講話時，是把每個字都聽清楚了嗎？大家一愣，都哈哈大笑起來。是啊，我們平時講話時，哪裏聽得那麽過細，不就是聽到幾個字後就明白對方說的什麽了嗎？關鍵是要改變思維方式和習慣。老師詼諧地告訴我們：如果你們哪天在做夢時能用英語跟別人吵架，那英語就算過關了。幾年後我在德國時，晚上做夢用德語跟房東對罵，那時我才深刻理解到這句話的含義。不是說你的英文已經很好，足夠了，而是說你能夠用英文來思考了。這對學英語而言是個關鍵的變化，這表示英語在你心裏已不再是一門學科，一門課程，而隻是一個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了。
另一個重點就是快速閱讀，特別是閱讀其中混有不認識的單詞的文章，搞清楚其中的意思。老師問我們：“你們在學校學習專業課程時，遇見不認識的中文詞匯怎麽讀的？“小宋大聲回答：“那個詞雖然不懂，但組成的幾個字都認識啊！”老師毫不留情地反駁：“那英文課本中你不認識的單詞，每個字母你不是也都認識嗎？”大家都安靜下來，開始思索老師的話。是啊，學習有很多途徑，並不一定非要一個個單詞中英文對照翻譯後才能理解啊。比方說，用英文解釋英文不也是一種方式嗎？第二年我去德國，先去歌德學院學習了四個月的德文。上課的第一天，老師就問我們：“你們誰帶了德文詞典的？請把它扔到廢紙簍裏去！”然後叫我們暫時忘記母語，也忘記曾經學過的英語，一切都用德語教學。當我們對某一個單詞不懂是什麽意思時，他可以用德文解釋，可以畫畫，甚至可以做各種手勢和動作來比劃……，一直到我們明白為止。幾個月下來，我們完全不要詞典，也不靠中文幫助，一樣也學會了德文！因此，在這個培訓班裏，我們不僅僅在學習英語，也在掌握學習外語的思維方式。這對我們到國外後能很快適應環境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培訓班的進展速度很快。幾門課同時展開，學習的形式也非常靈活，從來就不按照什麽“單詞-語法-課文”的形式學習，就是反複應用，反複練習。我們感到學習的壓力非常大，一天下來很難消化當天的內容，能把作業做完就很不錯了。回到家裏，除了做作業就是聽那二十盤錄音帶，一直聽到半夜。四個月下來，我磨壞了錄音機中的一個磁頭。出國後，這些錄音帶被別人借去。他們驚訝地發現，這二十盤錄音帶上麵的磁粉幾乎被磨光了。後來，他們不解地問我：“這些帶子聽一遍就要二十個小時啊！看你把磁帶磨成這樣，你究竟聽了多少個小時？”我粗略算了一下，一盤磁帶能磨成這個樣子，至少也聽了三十遍吧。算下來我每天至少要聽六個小時。換句話說，在那幾個月裏，我從來沒有在半夜十二點前上過床！其辛苦程度遠遠超過了我上培訓班前的預料。
在那四個月裏，我們天天和老師們在一起，實際上不論上課還是下課，都在學習。到了周末，我們則常帶著老師去武漢三鎮遊玩、吃飯，以增加練習的機會。她們也可以了解中美文化的差異。當然，她們也求之不得啦。另外，有空還在教室裏給我們放原版的美國電影，鍛煉一下聽力。那都是一些在文革時供高級領導幹部觀看的“內部電影”。其實無論從政治性還是從藝術性來看，有些電影都是挺好的，實在挑不出什麽毛病來。如《大屠殺》就是講二戰時期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電影。用當時的話說，就是“政治性、革命性都很強”的電影。我時常想：當時管文化審查和宣傳的人是不是腦袋進了水？要不然這麽好的電影怎麽就不能給老百姓看看，接受一些革命教育呢？
Susan是新聞專業畢業的，所以總是想多跟大家接觸。她聽說我有個三歲的孩子，就跟我說：“能帶來一起玩玩嗎？我很喜歡小孩。”於是一天晚飯後，我和小樊騎著自行車，帶著江蘇淮一起來到Susan的房間。她看到小孩子高興極了，連忙拿出箱子裏的所有玩具顯示給江蘇淮看，極力想逗他笑。不料江蘇淮從來沒有見過那些黑猩猩、狗熊之類的野生動物，居然嚇得抱著媽媽大哭起來。Susan看看江蘇淮，又看看手中的玩具，感到茫然不知所措。那天，我們玩到很晚才回家。
Susan說她很想看看中國的家庭是個什麽樣子。由於當時還不是很開放，特別她又是從美國來的，我們猶豫了，沒有馬上回答。後來和隔壁的華麗家商量，他們其實也挺想請Susan過來玩玩。最後覺得由我們共同邀請她周日來新大樓吃中飯比較合適，這樣萬一有人告狀找麻煩的話，有兩家人也好說話。嘿嘿。當我們把這個決定告訴Susan，她高興地拍著巴掌叫了起來。
到了星期天，我們一大早特別把走廊掃了一遍，把一些看不入眼的東西能挪開的盡量挪開，以免“造成不好的印象”。上午不到十點，Susan就來了。那天剛好下毛毛雨，Susan穿著雨衣，如果不注意，幾乎沒人會看出她是個外國人。我不知道她看到我們每家人住在像鴿子籠樣的一間屋子裏，隻有公共廚房和公共衛生間，連洗臉洗衣服的地方也是公共的，會有什麽想法。中飯後，Susan 說想上廁所。她剛一去，華麗就驚慌地叫了起來：“糟糕，我忘記打掃廁所了！裏麵一定髒得要命。”可我們隻有這個條件啊。大家都無可奈何地說：“算了，顧不得那麽多了，她如果實在無法下腳，就讓她憋著回招待所再拉吧。”一會，Susan要回去了。她似乎很清楚我們的擔心，很自覺地把雨衣穿好，還帶上一個口罩，“嘩”的一下子就騎著自行車衝出去了。然而剛出門還是被一個人看到，那人覺得有些不對頭，站在那裏看了她半天。我們擔心極了，還好，沒人來找我們。看來那是個懶得管閑事的人。我們鬆了一口氣。
Susan講話比較大膽，這給她帶來了麻煩。有一次好像是在關於台灣的名字上說了些什麽，總之跟中國政府的提法不大一致。這引起學生中某些人的反感。於是有人向分院打她的小報告，告她的狀。說她在台灣問題上有“錯誤言論”，以至於聽說還有人偷偷對她進行監視。這件事在學員之間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在那個剛剛過了隨便給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年代，一些文革的餘毒還深深地留在人們心裏。人們對“蘇修”、“美帝”也有很高的警惕性。特別是從美國來的人，一旦有什麽情況，很容易就聯想到“間諜”、“特務”上。
後來我經常到各個國家去以後才發現，各個國家的人對中國的情況根本就不是很了解，更不要說什麽政治觀點了。甚至有的國際友人看到大陸的中國人來了，為了表示友誼，到處找中國的國旗，結果找到一麵國民黨的旗幟來，還恭恭敬敬地掛上去歡迎我們。即便是德國-奧地利邊境上的檢查官，看到大陸和台灣兩種不同的護照，也是感到莫名其妙，問我們一個國家怎麽會有兩種不同的護照？更不用說是普通老百姓了。所以，當時有些中國人對來中國的外國人由於無知而說一些不合我國政府觀點的某些言行表現出一些激烈的反應，完全是多此一舉。
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後，不由得感到好笑！根本就不相信Susan會是“間諜”或“特務”。如果她真是間諜，一個起碼的常識就是不要暴露自己！怎麽會這樣公開發表不合時宜的看法，讓別人注意上你呢？
不過事實是，武漢分院好像是不太歡迎她了。而Susan對此渾然不覺。一個周末，在和學員們一起去漢口的路上，她很高興地告訴我：這幾個月來她對武漢有了很深的感情，也很喜歡這個地方。她說，等這一期培訓班結束後，聽說還有第二期、第三期。她很希望能繼續留在武漢任教，以便能更多的了解武漢。
聽到這話，我問道：“那如果分院不批準你留在武漢呢？”她頑皮地笑了：“我會很努力，很努力的爭取，我會盡力申請。”聽到這話，我不禁有些替她擔心。這是何苦呢？既然分院已經對他有些不好的看法，根本沒有繼續留在武漢的必要。我試探地勸告她：“其實，中國有很多美麗的地方，那裏的人和武漢的我們一樣，都會對你很友好的。我覺得你沒有必要再留在武漢。”她固執地說：“不，我喜歡這裏，很愛這個地方，希望能在這裏多留一些時候。”我不得不試著提醒她：“你在這裏說話太隨意，有的人聽了不是很高興。你說話要注意一些。” Susan呆呆地看著我，似乎聽出些什麽，但又不太懂：“你能說得詳細些嗎？”我不禁感到有些好笑：如果我什麽都告訴你了，別人不是要說我是特務或者間諜？於是我裝作很困難的樣子，把手一攤說：“嗯，我英語不好，不知道該怎麽表達我的意思。但總之，我希望你能在這期培訓結束後換一個新的地方。”聽到這話，Susan的臉暗下來，不說話了。幾天後，她找到我說：“江，我想好了，我下一期不留在武漢了，我會去北方。謝謝你！”我不知道她怎麽想通了。或許，還有其他人也向她表示了相似的看法？
這期培訓班結束後，Susan去了大連。後來在去桂林旅遊時還路過武漢，跟我們這一期的學員們見過一次麵，還專門給我帶來一大堆美國郵票……。
從二月中旬到六月中旬，四個月的學習期間，我幾乎是全力以赴。除了早上送江蘇淮去幼兒園，晚上把他接回家外，幾乎沒有過問過家裏的任何事情。除了吃飯和睡覺，幾乎和家裏沒有一點聯係。滿腦子都是英語，連做夢都想的是英語。小樊戲稱：“這個家就是你的旅館和飯館！”當然，這裏麵也摻雜有埋怨和惱火。但我實在已經是筋疲力盡了。我也想做做家務事，但沒有一點時間和精力。唯一能做的是，晚飯後把錄音機和書帶到辦公室裏去，學完了再回家睡覺，免得在家裏幹擾她和江蘇淮的生活。但即便這樣，學習也隻能達到一般水平。特別是聽力的反應能力較差，總感覺不是很滿意。我詢問過Mary：“怎麽才能學得更好些？”Mary看了我一眼，很溫和地說：“你年紀太大，已經超過學語言的最佳年齡。你能學成這樣已經很不錯了。”聽到這話，我不禁感到非常失望。
四個月的學習很快就結束了。這個培訓是一次很實用、針對性極強的培訓，沒有很多考試，就是根據平時的測評給出一個分數。畢業那天，武漢分院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張英語進修的證書，以及我們的成績單：我的課文練習九十四分，詞匯與結構九十二分，NCE（新概念英語）課程平均八十二分，成語一百分，表達練習（聽寫、快速閱讀、造句等）八十七分，五門課平均九十一分。這就是我這四個月努力學習的收獲和回報。經過四個月的強化訓練，每個人的英語水平確實都有了很大提高。特別是聽和說的反應能力提高得十分明顯。大半年後，我到了德國，立刻感受到這次學習帶給我的好處。我能迅速地融入那裏的生活和工作，幾乎一點也感覺不到語言的障礙。甚至到了德國以後，我從德語字母都不認識開始，隻經過四個月的學習，就能夠滿足日常的交流，並能把Ahne教授的一本德文小冊子翻譯成中文。這個培訓班教給我的學習方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的英語培訓畢業證書
六月中旬，我們學員和老師們舉行了一個很熱鬧的聯歡會。在學習期間，學生和老師都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