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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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師二附中廣播站
高二下學期，張崇武找我談話：“你應當關心政治，多參加社會活動，多和社會聯係。你到校廣播站裏學習當編輯吧。”於是，我就來到了廣播站。開始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社會工作。
那時廣播站的站長是高二（一）班的王治民。他安排我負責每周一、三、五下午的廣播內容。就是根據時間的長短選一些閱讀的材料，寫在安排的記錄本上。同時把材料準備好，放在一起。等廣播員下課後一來就能找到。校廣播站每天廣播三次。早上就是轉播中央的新聞聯播，中午吃飯時要廣播一些材料。主要內容是在下午四點以後，那時是課外活動，是主要的廣播時間，要一直播到吃晚飯才結束。每天是一男一女兩個廣播員。廣播員都是各班抽調來的幹部，學習也一定要好，否則不能參加過多的社會活動，以免影響學習。如婁建華是少先隊大隊長，張宣是班上的學習委員，萬麗君是團支部委員，還有施乃環，舒本琪……。管理廣播站的也個個都是重要幹部：張崇武是分團委副書記，夏玲玲是學生會宣傳部長，韋琪是副部長……，顯示了對廣播站這個“階級鬥爭工具”的重視。所以他們個個都很不錯的。恐怕我是最差的一個。除了學習好，其它都不行，以至於有人戲稱我是“一好生”。記得有次武漢市開中學生運動會，學校調幾個學習好的人去搞宣傳，寫寫稿件。我卻一頭鑽進運動場的廣播站裏，幫助他們搞起廣播來了。學校帶隊的金昌林老師見了又好笑又好氣。
剛開始編排節目時，我確實是認認真真地去做的。由於我完全沒有政治意識。覺得廣播就是讓別人聽得有趣。就專門從《知識就是力量》、《科學畫報》等科學雜誌中挑選一些有知識性、趣味性的文章，供廣播員來念。過了兩周，張崇武把我找過來，狠狠地批評了一頓：“你怎麽光編排一些科普的文章，時事政治到哪裏去了？”他說我完全不懂政治，不知道廣播站是政治的喉舌。他告訴我：廣播站是宣傳工具，不是娛樂工具。一個階級要推翻一個政權，首先就要奪取宣傳工具。這時，我才開始意識到政治的重要性：你可以不關心政治，但政治會來關心你。
但，什麽是政治？按照現在的理論，政治是“上層建築領域中各種權力主體維護自身利益的特定行為以及由此結成的特定關係。政治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麵都有重大影響和作用。它是人類曆史發展到一定時期產生的一種重要社會現象。一般來說，這個詞多用來指政府、政黨等治理國家的行為。”而在六十年代，特別是在文革前夕，我們學習的“政治”是按照馬克思的定義：“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鬥爭。”既然有政治，就一定有階級，沒有也要找一個。人們的神經高度緊張，尋找身邊的階級鬥爭，在熟人中尋找。把天天在一起的人分成不同的階級。於是，就有了鬥爭的對象，也有了鬥爭的理由和動力。
其實到一九六五年，火藥味已經很濃了。隻要不是書呆子，是個人都能聞到。先是批判海瑞罷官，後來批判三家村及其燕山夜話。幾年的四清運動挖出一個接一個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麵鋪得越來越大，走資派越抓越多，好像一抓一個準。人們自然而然地考慮到對整個政權的基本估計：是不是各級領導都爛掉了？對政權可靠性的擔憂也順利成章地慢慢地轉移到對本單位領導的擔憂上：我們單位的領導是不是也爛了？這就給一場運動的大爆發培育了廣泛的群眾基礎。整個國家處於政治的高度敏感時期，政治運動一觸即發。
進入高三，每個人都進入高度“備戰”狀態。幾乎所有高三的學生會和分團委的幹部都不再擔任職務，回到班上安心學習。可能是廣播站沒有太耽誤學習吧，也可能是看到我學習一點也不吃力，反而從那時起，任命我當廣播站的站長，高一（工讀班）的李新新為副站長。我們兩個就住在廣播站裏。
廣播站在教學樓的三樓，和宿舍相隔一條馬路，是個完全隔離的天地。每天的晚自習結束後，同學們逐漸走回宿舍，整個教學樓就安靜下來，變得漆黑一團。連拉線開關的塑料頭被風吹得撞到牆壁上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任何一點聲音都會引起巨大的回響。剛開始真的有些不習慣。倒不是怕，那時膽子已經很大了。但畢竟是突然從一個非常嘈雜的環境來到一個安靜無比的地方。後來慢慢習慣了，倒覺得是個好地方。
廣播站就隻有一間房，擺了兩張大桌子。一張放滿了擴音機，錄音機，話筒等廣播設備。另一張桌子則用來寫東西，放有關資料。還有一個上下鋪。我睡上麵，李新新睡下麵。這裏就是我高三整天呆的地方了。特別是到後來複習階段，我幹脆就呆在那裏用黑板做練習。
站長是個管人管事的“官”。而我對“官”的要求根本就搞不清楚，隻知道是管事的，對如何處理矛盾，如何處理關係，可以說是一竅不通。因此常常會出現一些誤會，鬧一些笑話，做了一些其它“官”們決不會去做的事情。
有天晚上，我和李新新剛睡下，突然聽見遠處一片嘈雜聲，還有人在叫：“失火啦！”。我趕忙跑到窗戶旁一看，隻見不遠處的湖北外語學院火光衝天，顯然是失火了。我連忙跑下樓，看見值班的老師正在走廊裏來回走動，就問他：“我們趕快去救火啊！？”老師擺擺手，“不要亂動。聽領導的。”我回到三樓廣播站，看到火越來越大，再也忍不住了，立即打開廣播喊了起來：“隔壁有單位失火了，請同學們趕快去救火！”喊了兩遍後，我也跑出去，提起一個滅火機，也趕往火場。路上碰到很多同學也在往那裏跑。到了那裏，房子已經燒塌了。我提起滅火機，倒過來就噴。其實對大火而言，一個滅火機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幾個滅火機才勉強把一個木頭柱子上的火壓下來，但泡沫一噴完，火立刻就反撲過來，大家不得不後退幾步。直到消防車來後，巨大的水柱才把火勢壓了下來。
後來聽宿舍的同學們說，那天大火剛一開始，同學們就知道了。大家都往下衝，但在樓梯口被值班的老師攔住了，說要請示領導。正在僵持時，廣播響了，大家立刻一窩蜂地衝了出去。好在沒有同學出什麽事，事後好像也沒有任何一個人來了解事情的全過程。既沒有批評也沒有表揚，就這樣不了了之。
那時我是個急性子，在當“官”時其毛病充分地暴露出來。那時，剛好發表了毛主席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題詞“努力辦好廣播，為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服務。”我立刻就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學習。“我們辦廣播站已經一年多了……”，話還沒有落音，就遭到大家的一致反駁：”誰說才辦了一年多？”，“你這是瞎說！”。我真的很尷尬，因為他們說的都是對的，但我真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隻是想讓大家學習毛主席的題詞而已。看來當頭說話要三思而行。
不過，廣播站的每一個人其實都很寬容，也很友好。後來我回想起來，之所以他們那麽好，恐怕還是因為來的都是各班的幹部，對我這個從沒有當過官的人做錯了什麽也不太在意吧。
在廣播站，我們有時也搞些技術訓練。主要是教廣播員們熟悉擴音機和錄音機的基本原理，電子線路的基本常識。這樣在工作時出了些小問題時不至於卡殼，能及時排除故障，保證廣播的順利進行。這時大家是最快樂的，經常是笑話不斷。那些小姑娘真的膽子很大，個子小的夠不著接喇叭的閘刀，就掂起腳來，用手指尖頂著閘刀的金屬部分往上推，手指上不停地冒火花。好在電壓不是很高，也不會觸電，但總是看得膽戰心驚。所以安全教育也是其中之一。廣播大喇叭又大又重，由一個大喇叭筒，後麵擰上一個大鐵疙瘩拚起來的。我們就簡稱那鐵疙瘩是“喇叭屁股”。那天考試，萬麗君突然摸著喇叭後麵的鐵疙瘩問：“這個喇叭屁股怎麽安上去啊？”大家先是呆了一下，接著轟的一聲大笑起來，搞得她滿臉通紅。
我和李新新好像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類型：他的體質很差，我的身體特別好。他是個慢性子，而我是急性子。但他的思維很有條理，就這點看，和我倒很合得來。所以經常在床上討論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記得有一天我突然問他：“如果不小心用錯了毛巾，用洗臉毛巾洗腳和用洗腳毛巾洗臉哪個損失更大？”我感到很難判斷。但李新新思索了一下，肯定地說：“還是用洗腳毛巾洗臉損失大。因為如果用洗臉毛巾洗腳後，可以用肥皂把毛巾仔細地洗幹淨，再用開水燙一燙也行，最多把它扔掉也行，反正是可以挽回的。而用洗腳毛巾洗臉則是既成事實，不能挽回的。”我反駁道：“臉還不是可以用肥皂多洗兩次嘛！”他搖搖頭說：“那心裏的創傷是不同的。” 我不以為然。但後來所經曆的事情證明他的思路是對的。客觀事物如果加上人為因素的影響，其結果可以完全不同。例如：經過幾年農村的艱苦磨練，不同的人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出來，可能就和心理因素有關。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四日，我被批準加入共青團。我是高一寫的入團申請書。記得那時候是躲在一邊寫的。寫完後折成一團，突然想起來還沒有寫標題，就偷偷展開一頭，匆匆地寫下“申請書”三個字。找到班主任往他手裏一塞，回頭就走。走了很遠才回頭看看，發現老師正在顛來倒去地看那張紙。原來我隻是展開紙的一邊，沒有打開看，申請書三個字寫在申請書的最後麵，而且寫顛倒了。不過也算是寫過了。高三剛開學，班團支部就對我進行入團資格的討論。大部分人對我是同意的，理由是學習好，做事雷厲風行。也有少數人不同意，認為我處理人際關係很成問題。表決結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記得十四號那天，我正好在分團委辦公室裏做什麽事情。班上的組織委員來找書記金昌林簽字，可能是入團通知書吧。等他離開後，金老師很嚴肅地跟我說：“你的入團申請我們批準了，但你的缺點還是很多的。你要加強思想學習，不斷改造自己。”我趕快回到教室。一進教室，幾個人就笑了起來：“他怎麽消息這麽靈通啊！”張崇武高興地把我叫到教室外麵，把通知書遞給我，並表示祝賀。他問我：“今後有什麽打算？”我說：“努力爭取入黨吧。”他聽了非常高興，覺得我還沒有歇一口氣的思想。但幾十年之後，經過風風雨雨的磨練，看見的東西太多，我不僅不再要求入黨，甚至，連工廠的黨支部書記教我們如何寫申請書，我都裝聾作啞。這裏的個中原因，不是一句話能說得清楚的。看看我後來的經曆，也許就明白了。
廣播站的部分成員 我的入團通知書
到了高三下學期，高考臨近。我不再是站長，李新新和羅吉春兩人負責廣播站的工作。不久，學校搬到原湖北省外語學院的地方，離原先的舊址不過一裏路。雖然我離開了廣播站，但是仍然和大家有很密切的聯係，經常到廣播站玩，晚上也時常到那裏複習功課。廣播站在我心裏結下了深厚的感情。
廣播站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再生”的地方。在那裏，我第一次接觸了社會，第一次接觸了政治。當然，也把我從一個極端帶到另一個極端，變得對政治近乎狂熱的地步。也恰好從那時起，文化大革命開始席卷全國。隨後幾年裏，人們對廣播站是如此關心，成了各派力量爭奪的重點。人們瘋狂地爭吵，叫罵，把它看作自己的喉舌。我也被卷到這個漩渦裏。這些，可都是我始料未及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