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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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班集體
華師二附中高中分班的過程極其簡單：按照入學時的考分排序，然後一班一個地分配，這樣一分為二地分成了兩個班。我被分在二班。我們班上有三十八個人，其中十三個女孩。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住在附近單位的子弟，隻有幾個是從武漢郊區的石咀中學考來的，據說在那裏班上還號稱是“化學大王”，“物理大王”，但到了這裏化學和物理卻考得一塌糊塗。看來學校之間的差距的確很大。後來在同學會上統計：到上世紀末，已經有四位離開了人世。
我們這個班是比較特殊的班級，集體主義的精神比較強。文革期間，很多班都散得七零八落，而我們班基本上還是比較完整，而且經常聚會。直到一個個成家後才稍微冷了下來。而孩子長大以後，大家的聯係又密切起來。不像有些班，不知道有什麽深仇大恨，或者是缺乏熱情和動力，很少在一起聚會。
張崇武，是和我最熟的同學和朋友。從初中起就在一起，經過文革，下鄉也在一個組裏，上大學後也都在武漢大學。他和我的關係非常密切，連我們的爸爸媽媽對我們兩人都很熟，隻是雙方的家長沒有見過麵而已。
張崇武是個老幹部，從小學開始就在當班長，入團後就當了團支書，到高中當學生會主席，後來又當了校分團委副書記。而正書記是專職脫產幹部金昌林老師，可以說是做到頂了。因此從社會經驗上講，或者說在做領導的經驗上講，和我比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我從他那裏學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其實做人和做事真的是有差別的：做人考慮的是利害關係，而做事則考慮的是是非關係。這也是後來人們在笑話裏講的：兩個人吵架，誰對？如果是兩個領導，官大的對；如果是兩個商人，錢多的對；如果是兩個學者，則由實驗結果來定。我的學者思維在我後來的生涯中讓我吃夠了苦頭。所幸的是：我始終沒有放棄這個思維方式。但從另外一方麵看，張崇武缺乏平民那種自由擴張的思維方式。嚴格遵循領導的指示，絕不越雷池半步，連表情都不能自己。他曾經很正經地教我：一個好的領導要能控製自己的表情，無論是高興還是憤怒，在麵部表情上都不應當有任何流露。我聽了後覺得活得太累了。不像我，沒有虎氣，但卻充滿了猴氣。想罵人就罵，罵完了心情舒暢，罵錯了當麵賠禮道歉，從沒感到“丟了麵子”。特別是我最不喜歡按照規矩出牌，比較喜歡自己獨自做一套。這種風格在一生的學習和科研工作中使我受益匪淺，但也讓我在社會這個熔爐裏吃盡了苦頭。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張崇武的仕途也許會非常順利。從他一貫的表現和工作能力來看，的確是個當幹部的好材料。不幸的是這次運動曆時十年，一切都顛倒過來。我們這些人必須學會從平民做起，從創業開始。這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在泥濘的路上前行。這是我所具有的：我從小學到高三，除了在高三當了廣播站的站長外，連值日生都沒有輪上過，被有些同學嘲笑是“一好生”。而張崇武不是。從大學開始，就看出毛病來了。他學習完全按部就班，學校怎麽安排就怎麽學，而我幾乎多學了一倍的課程。恰恰就是這些多學的課程對我以後的科研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以至於後來武漢大學在進行回顧性調查後采納了我的一些建議，為病毒係的學生增開了一些課程。後來在工作中他的表現不錯，但好像總是平平常常，沒有大的成績，直到退休。我相信，在環境條件適合的情況下，他一定會幹得很好。但是當環境條件不夠好時，如何創造出適合自己發展的環境，那就是個問題了。
他在我的進步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是他把我帶到廣播站，第一次參加社會活動，把一個從不關心政治的人調教成在一段時間內對政治幾近狂熱的青年。我有時自己在想：如果沒有張崇武，沒準我會變成像陳景潤那樣的書呆子。
李植年，好像在班上沒有當什麽幹部，但絕對在班上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和大部分人的關係都很好。雖然他不顯山不露水，但越是到後來，我才越是感到他身上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李植年的脾氣很好，我很少見到他發脾氣。他很早就有深厚的無線電功底。所以當我參加學校的無線電課外活動小組時，他是以教員和師傅的身份在那裏的。記得當時做一個單電子管收音機，其實就是用一個電子管，把幾個電阻電容焊接上去就行了。不過對於我們這些門外漢來說，這並不容易。第一次裝配好了，開機試驗，什麽也接收不到。仔細檢查，才發現電子管的七個腳的順序本來應當是順時針數的，結果被我數反了。當然焊接位置幾乎都錯了。老師在那裏發脾氣，李植年連忙說：“這是我的責任，我沒有強調這個問題。”把事情都攬在自己身上。他的電學知識很紮實，但從沒有吹噓過，或者瞧不起別人，而是很耐心地告訴別人想知道的事情。記得在農村裏，我自學自動控製，對書上關於“與門”、“或門”、“非門”等邏輯電路方麵的理論不太懂，覺得書上用電燈開關做比喻是不是太荒唐。李植年聽後沒有指責說我錯了，書上是對的，而是很平靜地看了我一眼，慢慢地說：“說不定人家說的是對的呢？”在後來我自己做電視機時，他也是很耐心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從不強迫別人接受，而是讓別人自己思考。
記得有一年我們在荊門縣城送同學招工回城。他和楊瑞豐是一個隊的，所以吃完飯後應當是一起回去。等他出去上廁所回來，我們惡作劇地把楊瑞豐藏起來，騙他說已經先回去了。他先很惱火地說：“豐子這家夥怎麽招呼也不打就先跑了！”過一會兒，又自言自語地說：“不過豐子還是不錯的。”大家聽了都哈哈大笑起來。要是我，早就大罵起來，其實又沒有什麽深仇大恨，隻是發泄一下而已。罵完了還是好朋友。不過很容易造成誤會。李植年就很懂做人的藝術。因此後來當了電子設備廠的廠長也是意料中的事。
貝恩渤，家住武漢體育學院。樂於助人，是個非常正統的人。做什麽事都一定要有道理，因此在很多事情麵前頭腦比較清醒。他的爸爸媽媽都是體院的教授。他的媽媽和我的爸爸還於一九六四年一起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當時在白石橋）學習了一年，所以有時也戲稱：和我爸爸是“同學”。他媽媽很活潑開朗，而他爸爸則比較沉穩。貝恩渤應當是繼承了他爸爸的性格。
文革開始。老師被學生毆打非常普遍，也是很“正常”的情況。我們都處於極度亢奮之中。而他卻很明確反對：“現在還要不要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是說不虐待俘虜嗎？”這種話現在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麽，但是在當時連國家主席都可以揪出來胡亂批鬥的日子裏，能說這樣的話，叫人聽來簡直是匪夷所思。因此，他是一個很正統的人，不像我，什麽都要看一看。連法國巴黎的紅燈區都要抓緊時間帶著老婆孩子去開眼界。不過就我看來，總感到貝恩渤認準一個道理後轉彎比較困難。
雷全賢，從初中起我們就是同學，好像當了很久的學習委員。她學習非常認真而且紮實。不光學習好，還會跳舞。總之，是個非常規矩的學生。她很注意關心同學，特別是對班上的女生。記得有次勞動，好像是挖泥巴挑土。班上有個女孩的鞋子破了，幹脆就打赤腳。雷全賢一定要把自己的鞋子給她穿，最後寧可把自己的鞋子也脫下了和她一起打赤腳勞動。那天我看著她們，心裏想：如果是我，恐怕不會這麽幹的。
那時候的女孩子是非常保守的。初中畢業後，我們洗照片課外活動小組挨家挨戶地給大家送全班合影照片。走到雷全賢家門口，她看到我們來了，低著頭出來，拿了照片就走，連一句話也沒有。我們幾個忍不住偷偷笑起來。到了高中，班上經常叫幾個學習較好的人辦牆報。記得有一次，我們一邊辦牆報一邊聊天，我說到防疫站辦夜校，解剖死人，非常可怕。她問我那個屍體是男的還是女的？我想也沒想就回答：好像是個老太婆吧。她馬上瞪著眼睛，很認真地問我：那你不是什麽都看見了？！我尷尬極了。天呐，且不說一股刺鼻的藥水味老遠就讓人眼淚直流，一想到那裏有個死人躺在那裏，背上就感到涼颼颼的，哪裏還敢湊攏去看。
總之，她在我心裏就像一列準點運行的火車，就是一個標準的三好學生形象，從來沒見過她做過什麽讓我感到印象不好的事情。
張桂芬，是繼張崇武後班上的團支部書記。其實我平時跟她打交道很少。我不是團員，她學習不是很好，我們之間沒有很多的交流。我的感覺是她沒有什麽主見。後來不記得是誰告訴我，她居然說：“看見江育林就緊張得講不出話來了。”我聽到後非常驚訝。晚上對著鏡子看了半天，覺得自己似乎沒有那麽可怕。
周建明，也是個老班幹部了。說話稍微有點口吃，是班上的大文豪，文筆很好，寫文章又快又好。到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我後來和他一起到新疆去了一趟。我才發現：他雖然是個老班幹部，但卻非常忠厚老實。
還有很多同學就不一一描述了。總之每個人個性都很明顯。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是初中的同學，因此關係都比較深。雖然其中也有幾個我不喜歡的人，或者不願意多打交道的人，但大多數在我的心裏都還是很好的。
班上的十幾個女孩子，都對我不錯。不過她們都把我當作小弟弟而已，沒有別的意思。記得有次上晚自習，快下課前，大家閑得沒事，就站在講台上比高矮。我才發現：女孩子總是顯得比男孩子高些，其實仔細量起來並不是如此。我在班上算是矮個子了，但要是認真背靠背的比起來，班上的女孩子好像都比我矮些——盡管分開看的時候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那天晚上我著實得意了一把。
那時候每年元旦前幾天學校都要舉行文藝演出。而在十二月三十一號則各班自己要開聯歡會，鬧個通宵。文藝演出時每個班都會努力拿出最好的節目來展示。我們班在演出文藝節目方麵是典型的陽盛陰衰：高一的霸王鞭是男女各半，而高二的板車號子和高三的大刀舞則全部是男生出場。不過我是例外，實在是缺乏表演才能。記得有一年在班上聯歡時，大家要求我演節目。我想了半天：既不會唱也不會跳，就變個魔術吧。於是就用氫氧化鈉在瓷片上寫了幾個字，等到幹了以後，用酚酞一噴，就顯現出紅色來了。本來很有趣的實驗，但我笨嘴笨舌地說不好話，下來後自己都感覺到不像是在表演，而是在做演示實驗。
我初中時是俄語課代表，但到初三後我的化學很好，也很感興趣，所以到高中成了化學課代表。所謂課代表，一般是由這門課成績比較好的同學擔任。就是收發作業本，幫老師準備實驗，向老師反映同學們的要求，出出牆報等。也算不上是什麽班幹部。我從小到大，興趣是在不斷改變的。小時候喜歡畫畫，小學時喜歡天文，後來喜歡詩歌，初中喜歡外語，化學，到高中對物理，特別是電學感興趣。慢慢地，興趣就集中在無線電和自動控製方麵，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即便我的專業是病毒學，但是仍然對電子設備和控製設備有特別的愛好。這些對我後來的工作有極大的幫助。如很多大型儀器設備壞了會自己動手修理，知道如何發揮它們的最大效能。還會自己編輯有關檢測病毒的程序……。這無疑給我的事業插上了翅膀。
高三（二）班的部分同學合影
六十年代中期，中學教育很重視體力勞動鍛煉，每年高中學生一定要進行一個月的停課勞動。由於那時已經開始宣揚“以擂功 (武漢話：努力用功學習的意思) 為光榮”了，所以也是想方設法地減少勞動量。時間上基本隻有二到三周，而且勞動內容也盡量在學校裏完成。
記得高一勞動的任務就是把舊操場挖低兩公尺，形成一個大一些的操場。再把挖下來的土運到下麵鋪開，再形成一個更大的新操場。要移動的土方量還是很大的。頭幾天，大家累得夠嗆。晚上，梁華盛就來找我，說要是用炸藥炸是不是會快多了？我們商量找教化學的賈老師要點硝酸鉀做炸藥。因為我是化學課代表，所以就一起去找老師。我們跑去找到賈老師，說了我們的想法，滿懷希望地看著他。賈老師聽後連話也不跟我們說，扭頭就走了，把我們撂在那裏。
一天，我正在努力挖土，隻感到背被什麽東西狠狠地撞了一下，一下子就被打在地上。原來範鎮峰在我的背後掄起洋鎬挖土，一不小心撞到了我的背。大家都嚇壞了，趕緊把我抬到華師醫院檢查。還好算是命大，隻是撞了一下，差一點就挖到脊椎骨，沒有大礙。
六四、六五年是軍事大比武的年代，我們的民兵訓練也搞得熱火朝天。每天早上要起來集體跑步，而且跑到最後一段是衝山頭，個個累得筋疲力盡。訓練我們的是空軍司令部的兵。他們是傘兵，所以訓練的內容很強調單兵戰術。如一個人怎麽對付四周的敵人，對協同作戰方麵教的很少。因而後來練習刺殺的強度很大，天天就拿著木頭槍練習。每天累還不算，個個手和肩膀都有傷。好在沒有護罩，不敢真幹，沒有人受重傷。隻有一次匯報表演，在表演了刺殺動作後還表演了一次雙方對打，那才真的是熱鬧非凡，不過幾分鍾就結束了，沒有鬧出什麽事來。暑假還集中搞了幾天的民兵訓練。半夜裏緊急集合後急行軍，在關山繞了一大圈，又在山上摸爬滾打了一陣。結果衣服和褲子都掛爛了，狼狽得很。
我真的很留戀我們這個班集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