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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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病室裏的病毒組
剛來時，張書記給我介紹情況，告訴我病毒組有七、八個人。但我到病毒組後，那裏好像沒看到這麽多人。除了陳老師外，隻有一個女孩在那裏洗瓶子。陳老師說是招來的實驗員，叫李正秋。過了幾天，人才慢慢地多了起來，原來春節都回家探親去了。這個組裏人好多啊。有搞免疫試驗的李萬維老師，專門搞疫苗的高漢嬌老師，還有兩個工農兵學員王迎喜和劉建平，實驗室裏一下子熱鬧起來。他們告訴我，原先這個組裏人還要多，已經調走幾個了。像現在物資處的王精豹老師，圖書室的歐陽老師，還有幾個已經離開了水生所。這原來是個很大的組啊。
由於這個組太大，人多，一天到晚都能聽見有人在裏麵哇啦哇啦地大聲講話。平心而論，在那個年代，實驗室裏的條件不是很好。冬天沒有暖氣，每個房間還得燒煤爐子取暖。我們幾個年輕人隔三差五地還要一起去煤堆那裏去鏟些煤抬到實驗室來。不過大家都還是樂嗬嗬的。
每天中午，年輕人都在那裏打牌，聊天。我感到很無聊。想到自己很缺乏魚類和水產方麵的知識，就自己坐在那裏看看魚類生理和魚類解剖的書，想增加自己對魚的了解。一天中午，突然看到那裏閑著一台打字機，不由得眼睛一亮。這可是好東西啊。學會打字，是一門本事，還可以熟悉英語。多好！於是我每天中午就滴滴答答地練起打字來。還好不是太難學，不到一個月，我就能比較流利地打字了，而且錯誤很少。學會打字對我後來用電腦有很大的幫助。很多人都要看著鍵盤打字，而我一直是堅持盲打，速度比他們要快很多。
看到我每天中午在看書和練習打字，劉建平就笑我：“你用不著那麽賣力啊，幹好幹壞一個樣的。過幾年提一級，大家都是一樣一起往前走的。”旁邊的蘇老師聽見了，搖搖頭，很嚴肅地說：“不是這樣的啊，年輕人。走得快和走得慢還是不同的。一年、兩年看不出來，五年十年就不一樣了。”那幾個年輕人都不以為然，但後來的事實證明蘇老師的話是對的。水生所這一年一共來了十個大學生，我是最先被提前特聘為副研究員的，並且當年就成為職稱評委會的委員。而我參加的第一次職稱評定會議，就是審查其中最後一個大學生的中級職稱申請。這就是差距！
水生所對我們這些新分配來的大學生抓得很緊。不久，就通知我們，每個人都必須進修《水生生物學》這門課程。從三月一直學到八月，每周上兩次課，都是各個研究室的老專家親自給我們講課。水生生物學包括很廣，如水環境、水汙染、水生態、水生生物分類、水體的漁業利用等等。雖然有些課程對魚病而言沒有直接的聯係，但極大地開闊了我們的視野。更重要的是學習了老前輩的思想和研究作風，這對我的影響遠遠超過了講課內容本身。最後還要考試，如果是研究生，必須要達到七十分以上才能畢業，而且不能補考。大家都很緊張。還好，我考了八十七分，比有些研究生還高一些。
進實驗室的頭半個月，我邊做實驗，邊熟悉和了解這裏的情況。這裏做細胞的條件不太好，無菌室裏細菌汙染比較嚴重，似乎還不一定比學校的無菌室強。不過實驗室裏儀器設備倒挺全的。有超速離心機、高速離心機、熒光顯微鏡、電泳設備、紫外掃描設備、層析係統、甚至還有部分收集器……。雖然拿到現在來說都算不上什麽，而且有的儀器據說有毛病，或者不太會用，但在八十年代初能有這些儀器已經很令人羨慕了。我高興極了，幾乎把所有的儀器都拿來試了試。對我這個在工廠裏工作了幾年的技術員來說，再難弄的儀器，隻要看看說明書，鼓搗幾下，就能把它們整得運轉起來。我對這個實驗室開始有了興趣。
剛上班不久，指導我做畢業論文的張楚瑜老師來實驗室看我。他看到這裏搞研究的條件很好，也很高興，鼓勵我好好幹。臨走時，張老師看著我，想了想，問我：“小江，我想把東湖水病毒研究展開了做，去申請一些項目。我能用你畢業論文上的數據嗎？”我不解地問：“你不是我的導師嗎？怎麽不可以用呢？”張老師搖搖頭，很認真地告訴我：“這些是你通過勞動得到的數據，雖然我是你的導師，但要用你的數據還是應當征求你的同意才行啊！”我看著他，心裏覺得老一輩搞學術的人做事都是這麽認真，這麽正直啊！我應當好好向他們學習這樣做人的態度。於是，我把畢業論文期間的所有原始數據和照片都給了張老師。聽說後來張老師在水病毒研究方麵做了很多工作，可以說是我國比較早開展水病毒這方麵研究的人了。這確實令我敬仰。但我更欽佩和看重的，是他為人的人品！
李萬維老師是病毒組的副組長，專搞免疫方麵的試驗。看到我來了很高興，經常過來和我討論各種問題。他問我：“你會做免疫沉澱反應嗎？”我說：“做過啊。很好做的。”李老師苦笑了一下說：“嘿嘿，現在我們做這試驗很不順，也不知道哪裏出了問題。”我隨手拿起一篇英文的文章給他看，一邊解釋到：“你看，人家做病毒的免疫學檢測都做得挺不錯的。他們先……”我還沒有說完，李老師就嗬嗬地笑了起來：“我們還是來看中文的吧。我們以前都是學的俄文，看英文比較吃力。”我才想起這個問題。是啊，像我這個年齡的人都是學的六年俄語。他們年紀比我大，再經過文革，可能看起英文文章來是有些困難。我想了想，就建議說：“我去過湖北中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免疫化驗室，那裏經常做免疫沉澱試驗，也做得很好。我爺爺原先在那當化驗室主任，我們可以去學學。”陳老師一聽這話，立刻尖叫起來：“你們要去外麵學習嗎？我們是中科院的一級所，到外麵去學也不怕別人笑我們？”我不以為然：“古人都說：三人行，必有我師。去看看有什麽丟臉的？能者為師嘛！”陳老師不高興了：“不要去！”
又過了一周，來了一個老師。他自我介紹說：“我叫王精豹，原先是這個組的……。”沒等他說完，我就想起來了：“啊，我知道，那篇關於病魚腎髒切片裏發現病毒的文章是你寫的吧？”王老師笑了笑說：“是啊，但是我們對病毒都不熟悉。所以走了很多彎路。”王老師給我介紹了很多關於他們研究草魚出血病的情況。他非常誠懇地對我說：“你知道嗎？我們沒有一個是學病毒的，陳燕新原先也是研究線蟲的，所以對這個病我們搞了很久都沒有搞清楚。你是第一個病毒專業的人。來了快半個月了吧？大家都在觀察你，總的說來大家對你印象不錯。老同誌對你的評價是：英語很好，基礎很紮實，動手能力比較強。希望你能在這個病毒研究方麵發揮作用。”
王老師留給我幾本他們的試驗記錄本，好讓我對過去的工作有所了解。我拿著這些記錄本看了好幾天，才對草魚出血病的來龍去脈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
草魚本來是個人們喜愛的品種。長得快，肉又好吃。但是多病。特別是從七十年代初開始出現一種死亡率很高的傳染病，稱之為“草魚出血病”。專門引起五、六寸長的草魚苗大量生病死亡，以至於能長到商品規格的草魚不到百分之二十。漁民損失很大，都不敢養草魚了。水生所的魚病室對這個病進行了很長時間的研究，發現用抗菌素治療沒有用，認為不是細菌病，初步懷疑是由病毒引起的。前年，通過電子顯微鏡在病魚的腎髒裏觀察到大量的病毒顆粒，並初步命名為草魚皰疹病毒。他們用病魚內髒作為原料，製備了組織滅活疫苗，進行了大量的臨床試驗，取得了很好的預防效果……。
我聽說還有些記錄本在科研計劃處，就又去那裏借了幾本出來。看到老前輩們的記錄本，我一方麵感到非常欽佩。他們在不懂病毒的情況下能展開如此艱難的研究，並取得這樣的成績，確實不易！但另一方麵，從記錄的情況看，由於對病毒不了解，也沒有遵循病毒學研究的規律，有些試驗的方法不對頭。一些試驗的可信度很低，還有些值得懷疑的地方。
我又找到王精豹老師談了自己的看法：“你們這些實驗方法好像不太符合病毒學研究的原則啊，這樣得出的結論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做感染試驗，怎麽就隻是做死亡率是百分之幾十就行了？這樣得出的結論是靠不住的。應當做半致死量試驗才能說明問題呀。”王老師搖了搖頭：“我以前也曾經這樣考慮過，但說出來後被倪先生罵了一頓。他說：我們搞的是魚病學，不是病毒學。你認為呢？”我一聽就怔住了，仔細想想後回答說：“魚類病毒學是魚病學的分支，同樣也是病毒學的分支，必須在遵循魚病學規律的同時也要遵循病毒學的規律，否則一定會栽跟鬥。”王老師隻是靜靜地看著我，過了好一會才說了一句：“小江，道理是對的，但說起話來一定要小心啊！”
我心頭一震。晚上，我坐在那裏思索。是啊，搞科學要堅持真理，這沒有錯。但是否一定要指出別人的錯誤，跟別人爭個是非來？我回憶起文革時的大辯論。那時候可以吵得你死我活，但從來沒有聽說有誰吵贏了的，最多把對方說得無話可說而已，從來沒有聽說過辯論會上有誰會承認自己錯了。要讓人家認識到真理在哪裏，隻有通過事實，讓他自己認識到才行。在這裏，我，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有必要告訴大家，你們都做得不對嗎？我隻要堅持按照對的去做不就行了嗎？
水生所的魚病室在當時是全國魚病研究的中心，魚病研究也是處於全國領先地位。但這些年大量的研究內容都是以寄生蟲病研究為主，後來逐漸發展到研究細菌病，近幾年才開始研究病毒病。因此，病毒學研究基礎顯得非常薄弱，幾乎要從掃盲開始。我開始感到了未來工作的艱辛。
魚病室裏多年來做感染試驗，就是把病原注射到魚體內，然後觀察死了幾條魚，計算出百分比，就是死亡率。這種試驗方法很容易掩蓋病原的真實毒力。所以在病毒學試驗中，一定要求把病原按十倍比係列稀釋成一係列不同濃度，再分組感染動物，看稀釋多少倍後能剛好讓一半的動物死亡。即半數致死量。看起來好像隻是做法不同，實際上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有本質的差別。
而魚病室的養魚房就是幾個大池子，根本沒法這樣分組做感染試驗。要按照這種方式做試驗，首先就必須改造養魚房！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在東邊的倉庫裏隔了一個房間作為新養魚房。先把門窗用厚厚的棉絮擋住，這樣可以加熱，控製溫度，就成了一個恒溫房。考慮到做感染試驗的草魚苗都是十到二十厘米長的小魚，覺得用稍大一些的玻璃標本瓶就足夠了。我們在武漢市跑了幾天，找了好幾個醫藥商店，算是買夠了幾十個方形的標本瓶。然後還得把他們擺起來。於是，我跟李正秋用板車把這些缸一次次地拖過去，又像撿垃圾的人那樣到處找來一些木板，才把這個試驗場地搞得有模有樣了。陳老師叫我們把一台三千瓦的電熱器帶過去加溫。我安裝了接線板，接通了電源。幾天後，溫度慢慢地上去了。大家都挺高興，我們終於有一個能做試驗的恒溫養魚房了。那裏麵有五、六十個小缸，每個小缸裏隻放一條小魚，想怎麽分組就怎麽分組，還能用記號筆在玻璃缸的表麵寫上有關的信息，真的方便得很。於是我們開始做感染試驗。李正秋則負責每天照看，做做記錄，加加水，把死魚撈出來。陳老師拿出在不同地方收集來的兩個毒種，分別感染了一些魚。果然，一周後，兩個毒種在沒有稀釋前注射到魚裏，死亡率都是100%，但是其中一個稀釋一百倍後死亡率就明顯下降，魚基本上就不死了。而另一個稀釋到一萬倍後仍然有80%的死亡率，顯示出明顯的差異。陳老師滿意地點點頭說：“嗯，看來這個方法是好。如果不拉稀釋度，這兩個毒種看起來一樣，其實毒力相差好遠啊。”
不料，有一天剛上班，李正秋就驚慌地跑過來叫我：“快點，養魚房裏在冒煙啊！趕快去看看是什麽問題！”我嚇了一跳，連忙跑過去。屋子裏滿是煙霧。我趕快拔掉電熱器的電源插頭，打開窗戶。等煙霧散開，我才看到可能是有人在挪動電熱器時不小心把發熱的線接頭碰到一小塊木頭了。金屬線接頭發出的熱量烤焦了木頭。雖然沒有明火，但出來好多煙霧。好在周圍沒有其它的可燃物，即便燒起來也不會有大火，但仍然很危險啊！看來李正秋嚇壞了，我告訴她：電熱器功率很大，會產生很多熱量，容易發生危險。所以盡量不要移動，一旦移動後應當檢查一下。所有的接頭不要碰到可燃物，周圍也不要放木頭之類的東西，這樣就沒有關係了，不要害怕。李正秋點點頭。
誰知陳老師知道了，像發瘋似地對我叫了起來：“江育林，這是你安裝的，出了事歸你去坐牢！”我一聽就氣壞了，有這樣當領導的嗎？但我沒有和她爭吵。我拿出試驗記錄本，丟在她麵前，冷靜地說：“你看看試驗記錄，這電熱器是十天前安裝的，已經用了十天。今天出了問題是安裝的問題嗎？啊！你是實驗室的頭呀，到時候公安局來抓人，你覺得是應該抓我還是抓你？”陳老師臉一下子就發白了，低著頭一聲不吭。我氣呼呼地坐在那裏。一會，李正秋很小心地走過來：“江育林，陳老師叫我們去把養魚房再搞搞，弄安全一點。”我扭頭看到陳老師遠遠地站在那裏。就大聲說：“人隻要做事就會出現各種問題，要想不出事，最好就什麽事也別做。出了事首先要想想該怎麽解決，怎麽避免再出事。特別是當頭的，怎麽可以一出事首先就推卸責任。這樣以後還有人做事嗎？”陳老師遠遠的站在那裏，一聲不吭。
事後，高老師聽說了哈哈大笑：“小江，你膽子真大，還敢罵陳燕新啊。我們都不敢說她。”但後來我慢慢感覺到，陳老師其實並不像大家想象的那麽不講道理。是每個人都覺得她有心髒病，有意讓著她，才把她慣成這個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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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珊瑚，你好：
看到你的留言，雖然你說的是“我們插隊”，但我仍然估計你不是知青，可能你家裏有人是知青，所以知道一點點。
恢複高考後第一屆入學是1978年初，而插隊算工齡的文件是十年後即八十年代末才發的。實際上也就是一個空文件，很多單位都隻是口頭承認，可以在填檔案時填上，但分房子時不算。即便在我1982年大學畢業到單位填寫檔案時，在填寫《參加革命工作的經曆》這一欄時，也隻能從當工人或者上大學開始填寫，插隊是不能算是“革命工作”的。確實很荒唐，是毛主席叫我們下鄉的，但不能算革命工作。所以林彪才說：知識青年下鄉是變相勞改！知青能得到這個所謂算工齡的文件的好處可能就是退休時算工齡能多拿點錢，僅此而已。
工廠裏規定，要連續工作三年以上才能帶工資上學。我是1975年4月19號進廠報到，1978年4月5號我才進入武大讀書。如果廠長高抬貴手，把我算三年也說得過去，但要認真算，那就是差一個月。這個廠是集體性質的，工資是工廠自己發的，不像全民所有製的廠，工資是上麵給的，無所謂。我去武大讀書畢業後又不會回廠幹活，所以當然不會給我帶工資去讀書了。
這就是曆史！
江育林
2019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