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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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老友方琳一家
徐家禎
一
最近，我朋友小單對我說起他在北京的一個朋友孩子的事。他說， 他朋友的男孩，小時候學習成績很好，也很聽話，現在已經快中學畢業了， 突然變得反叛起來，不但不想再念書，而且穿著打扮、生活習氣也大大改 變，變得讓他的父母無法容忍下去了。但是，孩子已經長到十七、八歲， 不再像以前小時候那樣可以用訓斥的辦法來改變他了，於是做父母的對此 真是一籌莫展、不知所措、日夜不安。
小單的朋友和他們的孩子我都不認識，所以，無法加以 comment。 但是，我聽了他說的那事兒，馬上就在我的腦海裏想起我的老友方琳一家。 方琳夫妻早已去世，但每當想起他們，我心裏就油然產生一種強烈的懷念 之情。
其實，我認識方琳一家並不很早，那是“文革”之中的事情了。我怎 麽會認識他們的，第一次是在哪裏見麵的，現在回憶起來都已十分模糊了。 推想起來，很可能是通過我那時認識的一位姓朱的小姐認識方琳一家的。 那位朱姓朋友，“文革”前住在上海巨鹿路一棟花園洋房裏。她父母是資本家，五十年代就帶了她的小弟弟去了香港，隻留下已成年的她和她的姐姐、 哥哥住在上海。這樣的情況在上海並不少見。一則是因為五十年代中期， 要申請去香港已經非常困難，可能要全家都出去不很容易吧。於是父母隻 能帶了一個未成年的弟弟出去，留下已成年的子女在上海:用這樣的辦法 申請去港大概比較容易一些;二則，那時總認為以後還會有機會，其他子 女也可以陸陸續續申請去香港，全家最終可以有團圓的一日。誰知，後來 國門關得越來越嚴實起來，於是一家人就隻能長期分居兩地了。這種情況， 在上海並不是少數。“文革”一開始，朱家也跟我們一樣抄了家，接著也跟 我們家一樣，被“掃地出門”了。那時朱姓朋友的哥哥和姐姐都已成家，並 有了孩子，於是，朱小姐就與哥哥、姐姐的家庭分開，被單獨掃進也在巨 鹿路的一棟弄堂房子的二樓後間去了。她的情況雖然也是“掃地出門”，但 比我們家一家四口人擠在一個後間要好得多。朱小姐不但一個人獨住一間， 而且居然還讓她帶走了一架鋼琴!當時她怎麽跟我解釋那架鋼琴的事，我 已經忘記。可能因為她的專業是學鋼琴的，鋼琴是她的“吃飯家生”(上海 話，意為“糊口用的工具”)，於是，趕她出門的“紅衛兵”或裏弄幹部就答應 她把鋼琴帶走了吧。不管如何，趕她出門的“紅衛兵”或裏弄幹部看起來總 還算比較通情達理、好說話。我認識那位朱姓朋友就是因為她是學音樂的， 於是我的一位遠房親戚就介紹我們認識了。有一時期，我常常星期天上午 去朱家與她談談音樂。而我要想寫的方琳家，也就住在離巨鹿路不遠的地 方，再加朱家和方琳家的家庭背景也差不多，何況，好像方琳還跟朱家有 一點親戚關係，所以，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可能方琳就是我的朱姓朋 友介紹的。而我跟方琳的第一次見麵，大概就是朱小姐把我帶到方家去的 吧。
方琳家住在華山路長樂路口，“小劇場”旁邊一條弄堂裏，離巨鹿路 很近。這條弄堂不很長，兩邊兩排都是灰色水泥牆壁的三層樓或二層樓 (我已記不清楚)連體小洋房，我估計大概是上海四十年代大發展時期建 造的。到了六十年代，這樣的裏弄還算是上海比較新式的弄堂房子，因為 實際上，從 49 年直到改革開放這三、四十年裏，除了公房，政府根本就沒 有好好建過一棟像像樣樣的住宅房子!可惜我忘記這條弄堂的名字叫什麽 了。方琳家就住在這條弄堂中間一棟房子裏。我不清楚他們以前是否擁有 整棟房子，我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一家四口隻住二樓。四口之家，占用 整整一層樓麵的三、四個房間(要是亭子間也是他們所用的話)，以上海 當時的情況看，居住條件也算是相當不錯的了。
我認識方琳時大約已經到了六十年代底或七十年代初，這是對我們 平民百姓來說，“文革”相對穩定的一個時期。方琳和他丈夫大概三、四十 歲，比我當時大十多歲。他們都是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保養得很好， 一望而知是出身很好的、有教養的知識分子。像方琳夫婦這樣的人，在上 海並不少見:他們的穿著並不比大眾百姓好多少，更不用說穿奇裝異服了， 平時也就是大家那時都穿的一件藍色或灰色的中山裝或短上衣和一條同樣 顏色的長褲而已，但是，隻要一看他們的言行舉止、容貌氣質，你就馬上 能從馬路上的芸芸眾生中看出他們的與眾不同。他們是上海灘上所謂“煆 了灰”(上海話，意為“燒成灰”)也能分辨得出的、高人一等的那一階層的 人。
事實上，方琳一家也正是這樣。方琳是福建一個望族出身，祖父方 策大是當時有名的書法家。方琳夫婦都是四九年之前去美國留學的留學生。方琳的丈夫老王是什麽出身，我沒有問過，但是能有錢供他在 49 年前出國 留學，當然家庭一定也是有根底的。我記得他們夫婦的專業都是生物學或 者生物化學之類的理科。1956 年，因為聽到國內的宣傳，說現在中國形勢 一片大好，社會安定，生活富裕，路不拾遺，對知識分子重視，需要大量 人才為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於是他們夫婦雖然那時已經畢業，在美國也 有了一份工作，但還是辭了職，毅然回國來報效祖國，為發展中國的科學 技術作貢獻。在五十年代中期，這樣回國的人據說還不少。我認識他們的時候，好像他們兩夫妻都在上海一家研究所擔 任研究工作。記得他們夫婦在“文革”時雖受過一點衝擊，但極其幸運的是， 並沒有被誣陷成“外國間諜”。看來，他們夫婦平時在工作單位一定說話十 分小心翼翼，而且人緣大概很不錯吧。那時，他們已經有了兩個男孩:大 孩子叫王鼎，大約十二、三歲;小兒子叫王銘，十歲左右吧，兩人好像都 在念小學或初中，看起來是一對很聽話的孩子。我去他們家，與他們的父 母在客廳談話，兩個小孩出來喊我一聲“叔叔”，就去他們自己的房間玩兒 了，從不來打擾我們大人的談話。
我每次去方琳家，都是上樓到他們朝南的那間客廳去與方琳夫婦談 話的。他們的客廳大概有二十多平方公尺大，朝南一排鋼窗，打蠟的拚花 地板，家具雖簡單，但很講究:除了一套長短沙發和幾件柚木的櫥櫃、餐 桌外，隻有一架落地的、帶唱機的收音機，最引人注目。這套上海買不到 的音響設備，一定是他們夫婦五十年代中葉從美國回國時帶回來的。方琳 家雖然布置得並不豪華富貴，但是簡潔、整齊，每次去他們家，他們的房 間都收拾得幹幹淨淨，物件擺放得齊齊整整，看上去十分舒適。我沒有問 過他們“文革”中有沒有抄過家，但是，看樣子，即使抄過，也不會抄得與 我們被“掃地出門”的人家一樣:一無所有了。他們家不但柚木家具和沙發沒有被抄走，而且還有美國帶回來的密紋唱片!而這，就是我那位學鋼琴 的朱姓朋友介紹我認識方琳的主要原因。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