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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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師院同學百態圖錄
（之一）
徐家禎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鬥爭”以後，沒有人再敢批評政府， 批評共產黨了，於是，1958 年開始，毛澤東就在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大 躍進”運動，說要“15 年趕超英國”。不但工業、農業、科技要超越，而且 文化、教育也要超越。於是，工農兵也可以編詞典、出書，新的中小學和 大學也如雨後春筍，到處建立起來，原有的大學，當然也就擴大招生。我 就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進的上海師範學院(簡稱上海師院，亦即現在的上 海師範大學)，讀了個中文專業。關於我怎麽會進這所學院的，我已在 〈憶好友夏君〉(注 1)這篇長文中詳述了，這裏就不再重複。
上海師範學院，顧名思義，這是一所地方性的師範大學。上海另有 一所華東師範大學，那就是畢業生在華東地區，甚至在全國分配的大學了。 上海師範學院招的既是上海市區和十個郊縣的學生，畢業以後也就近分配 在上海各區各縣。師範學院，培養的目標就是中學老師 —— 那時，上海 還有幾所幼兒師範學校、中等師範學校，那是分別專門培養幼兒園老師和 小學老師的，屬於中專性質，與師範大學各有分工，非常明確。所以，中 文係培養的就是中學語文老師。不是文學家或者語言學家。
“大躍進”一開始，全國中小學數量大大增加，於是，教師和學校其 他工作人員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所以，大學就必須擴大招生。就我觀察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我們這批進入上海師院念書的大學生，大概屬於這 麽幾類人:
一批是年紀比較大的所謂“調幹生”。“調幹生”就是已經工作了幾年， 再進大學來接受培訓的學生。“幹”就是“幹部”的意思。“調幹生”，就是把 已經是幹部的學生，調來大學學習。這批學生的年齡普遍比較大，其中占 很大比例的是以前單位中的骨幹分子和黨團員，這批人中有一部分人其實 因為文化知識水平太差，本來就不適合當老師，之所以把他們收進師院， 顯然是要讓他們鍍一層金以後，到中學去當工作人員或領導幹部的。
“調幹生”中還有一些並非骨幹和黨團員的，那麽，這些人，大致都 是一些有一定文化基礎，可以進一步接受大學教育，畢業後當老師的人員。
“調幹生”既然已經工作過，有的還已經結婚，有了家小，那麽，進 大學後就能繼續領取工資，也就是有帶薪學習的權利。這是被很多不帶薪 學習的高中畢業生們最為羨慕的一點。
另一批是有各種問題，尤其是有家庭或個人問題的高中畢業生。從 1949 年改朝換代起，直至 1977 年鄧小平“文革”後恢複高考止，從來考大學 的高中生都要通過所謂的“政審”(“政治審查”的簡稱)。“政審”時不但要調 查學生本人在中學時的政治表現，還要查學生的家庭出身、父母曆史、親 屬情況、海外關係，真的如以前科舉考試那樣，檔案裏要寫上祖宗三代的 來龍去脈。要是“政審”時發現學生本人或者親屬中有某些政治問題，比如: 父母被共產黨政府殺、管、關過的，有海外關係的，“土改”時被評為地主、 富農的，在“反右”鬥爭時戴上“右派”帽子的，因貪汙、腐化被判刑的，等 等等等，或者本人在學校有不良言行、政治表現很差的學生，高考成績考 得再好，也往往很難進入一流大學或者某些係科的門。但是，像上海師範 學院這類地方性的大學，往往還會網開一麵，讓他們進去念念一般性的學科。尤其是在中學急需教師，師範院校擴大招生的年代，這批學生在新生 中占了很大比例。
其實，我對高教局的這種做法，一向存有很大的疑問:照理來說， 教師既是培養人才的職業，那麽，師範院校當然應該招收不但是政治上最 可靠，而且在學業上也是最優秀的學生才對。要是有些人因為他的政治情 況不能得到信任，所以，不適合培養他成為一名專家、醫生、學者，難道 讓他當培養下一代的老師就合適，就放心了嗎?這真是一個令人十分費解 的矛盾，但 1977 年前，這就是中國高教局的招生原則。
第三批是高考成績比較差的學生。這批學生很可能因為出生於工人、 農民、城市貧民，等等所謂“出身好”的家庭，但是高考考得不理想，不能 被其他高等院校錄取，於是，遵循“大學要麵向工農兵子女”的原則，就被 送進師院來“深造”了。
第四批學生則是一些學習成績還算可以，但身體不好，甚至有缺陷 的學生。我也很懷疑，這些人畢業以後怎麽去中學當老師?!
以上四類人，據我當時的觀察，就包括了我周圍的所有同學，當然， 也包括了我自己。說得好聽一些，我可以說，我的同學們是一鍋“大雜燴”; 說得難聽一點，那麽，我的同學們就是一群“烏合之眾”了。當然，這樣說， 要是被我的同學們看見了會不服氣、不讚成，或者不高興，但是，隻要想 一想，我既然已經把自己也包括進這“烏合之眾”裏去了，那麽，大家可能 會心平氣和一點了吧。
我在〈憶好友夏君〉一文的開頭已經說了，我很不善於與人交朋友。 同學幾年，有部分同學，我可能一句話都沒有跟他們交流過。即使有幾位 同學與我比較熟悉一點，但也隻能算是泛泛之交這一類的，所以，今天要 想來寫我的同學，也隻能談一些我對他們的表麵印象，這就是我把這篇隨筆叫做〈上海師院同學百態圖錄〉的原因:就像畫漫畫，僅勾出某些同學 的一個輪廓而已。
注 1: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502/23601.html
兩位書記
在我班同學中，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們班的頭兒 —— 黨支部書記， 鄭蔚然同學。鄭蔚然是調幹生，年紀比較大，可能是我班所有同學中年齡 最大的一位吧。念書時已經三十歲了，比我整整大了 13 歲。在我眼裏看 來，他好像已經有四、五十歲的樣子了。鄭蔚然個子不算矮，但站著背有 點駝，所以不但變得矮了一截，而且顯得更加老相了。鄭蔚然的臉方方的， 顯得有點大，而兩隻眼睛卻很小，與整個臉部有些不合比例。他的臉色白 中帶一點黃，還有點浮腫，不是很健康的樣子。奇怪的是，過了三、四十 年，我們重見的時候，鄭蔚然的外貌幾乎沒有絲毫變化，一直就這麽個相 貌。可能，他就是這種年輕時看上去就見老，但真的老了，卻又並不變樣 的那種人吧。
鄭蔚然說起話來帶一點江浙一帶方言的口音，他自我介紹說，他是 浙江上虞不知哪裏的人 —— 現在我已經忘記，從小到上海來學生意(“學 生意”在上海話中就是“當學徒”的意思)，在一家自行車行裏工作。56 年後， 商店公私合營，工人參加商店的經營，他在店裏當了幹部，現在就到上海 師院來當“調幹生”了。
鄭蔚然的文化程度究竟如何，我實在不很清楚，不過聽他的經曆， 我看他不一定會在進師院前有高中文化程度。當然，他來大學念書，本來 就是當幹部來的，書念得好不好無關緊要。鄭蔚然進師院前就已經入了黨， 所以，在我們班裏擔任的是“黨支部書記”之職。不過，我不知道我們班裏 除他之外，還有誰是共產黨員。就算有，也不會夠得上一個支部的人數吧， 所以，我很懷疑，鄭蔚然大概還是幾個班的聯合黨支部書記呢!官位不算 小了。
鄭蔚然既當了官，開起會來，說話當然會有點官腔。用帶方音的口 音拖長了語調說話，官腔就顯現出來了。但是，我倒覺得鄭蔚然為人很溫 和、隨意，並不像我們後來那個當班長的叫徐紀大的同學那樣，左得厲害。 徐紀大不用開口，他那一張不帶肉隻有皮的刀削臉，讓人一見就知道這不 是個好相處的角色。而鄭蔚然，平時卻待人平易近人，一點沒有幹部的架 子。他那副顯得老相的容貌，讓人更加覺得他是我們的一個“老阿哥”。
記得剛進師院，我與鄭蔚然是同一個寢室的。鄭蔚然睡在下鋪，靠 窗的右邊。晚上熄燈了，大家還無睡意，有人就會在黑暗中喊:
“老鄭呀，講個故事呀!”
於是鄭蔚然就開始講故事了。他說的“故事”大部分是他在自行車行 學生意時發生的事情，或者他還沒來上海，在鄉下時的經曆。大家要他講 故事，本來也隻是為了剛熄燈、睡不著，解解悶而已，於是聽著聽著就一 個個進入了夢鄉。鄭蔚然說的故事，大家也就忘記了。我隻記得他有一次 說，在鄉下時，村裏有一棵大樹，某天樹上突然出現了一條大蟒蛇，村裏 人都說，這條蛇是蛇精，不能打死它，於是就設法把這條大蟒蛇抓起來， 送到山上去放生了。那時隻有十多歲的我，聽得很感新奇，就記住了。
我對絕大多數同學既不熱絡，對黨團幹部就更敬而遠之了，因為我 反正並不想入團、入黨。在大學期間，我與鄭蔚然幾乎沒有什麽私人來往。 記得好像他曾找我談過一次，要我開會積極發言，要有實際行動與家庭劃 清界限，爭取入團。我聽了也隻當耳邊風而已。不過，老實說，我對鄭蔚 然從來沒有過壞感。他對人十分謙虛，學習上有什麽問題，總虛心向別的 同學請教。他也來問過我一些學業上的問題，我總盡力幫助他。我隻是把 他當做一個“老大哥”而已。
到了畢業分配，很奇怪，鄭蔚然竟然跟我分在同一個中學 —— 建東 中學。畢業分配前，當然，係裏是不會事先跟學生本人談話，征求意見的。 但是，鄭蔚然，作為學生中的黨員幹部，我覺得應該是有資格參加係裏的 分配工作的。他不但事先應該知道自己會分到哪個學校去，而且係裏在分 配別的學生時，一定也會聽聽他的意見。如果真是這樣，那麽，鄭蔚然之 所以會與我分配去同一學校，一定是因為他要求的結果。很可惜，我後來 一直沒有機會問過他畢業分配的事，所以不知道他想與我分在同一所學校 的真正目的是什麽。
我們進了建東中學，我第一年是擔任初中一個班的班主任和兩個班 的語文老師。鄭蔚然則分去教政治，可能也擔任一個班的班主任。我想， 不讓他教語文的原因，很顯然，是因為他的語文專業水平太差。我的猜想 應該是很準確的，因為教了一年政治，他就被調出建東中學，到附近愚園 路上一所剛開設的叫愚園中學的民辦中學去當支部書記兼校長了。
鄭蔚然調走後，當然我就跟他基本上斷絕了來往，除非區裏開教師 大會，有時也有可能見麵。“文革”時，作為一個學校的一把手，鄭蔚然當 然一定受過一些衝擊，但我與他不在一個學校，就不知詳情了。“文革”後， 愚園中學並入附近的市重點市西中學，他就擔任了市西中學的教導主任一 職，大概一直做到退休吧。
我跟鄭蔚然來往密切起來，倒是在“文革”之後，甚至是在我出國之 後了。“文革”中，我們家被趕出了自己的房子，住到附近一條弄堂的朝北 後間去了。因為我們的房子後來被區公安局占領，做了全區交通警察的宿 舍，而我們的三樓則被長寧區公安局的馬局長一家占領，做了他們的住宅， 所以，“文革”結束，鄧小平落實政策，要機關幹部帶頭落實黨的政策，馬 局長一家很快就空出三樓，讓我們搬了回去。但是，警察的宿舍一時無法 找到合適的地方，不能馬上搬出，於是，我們就與警察們在同一棟房子裏 一起住了好幾年。那時，我已經出國，在上海老房子住的隻是我小弟弟一 家三口和我父母罷了。這時，鄭蔚然不知怎麽找到我家來了。他跟我父母 說，他區裏有熟人，他可以通過他們，讓警察局盡快把整棟房子都還給我 們。然而，那時，我父親他們已經住在三樓了，整個三樓麵積大約有 140 多平方米:有三個大房間，再加上從三樓通往四樓大平台的樓梯中間有一 個不算小的亭子間，他們拿它當廚房和餐廳用:一家五口住著也不擁擠， 所以，下麵兩層什麽時候還，他們並不著急。當時，社會上一度治安很差， 我父母覺得樓下有警察住著，日夜有人值班，反而更加安全，所以，對鄭 蔚然的主動要求幫忙，他們隻是聽聽而已。記得我 1983 年底第一次從澳洲 回國探親過年，鄭蔚然來看我。我們倆就站在屋頂那個大平台上討論房子 落實政策的事，他就當著我的麵又說了一次，表示需要的話可以幫忙。
自那次以後，每次回國，我都與鄭蔚然見麵，一起到飯店吃個午飯。 鄭蔚然當過我們班的幹部，畢業後與他保持聯係的同學不少，每次吃飯， 他總把沈宗洲、姚德祿、王國傑、汪健、高淦鑫幾個老同學也一起叫來， 大家聚聚。那時，我們還沒有聯係到徐劍剛，每次問鄭蔚然，他總說: “徐劍剛好幾年沒有消息了，一定死了。”我不相信，在網上找到徐劍剛工 作的南匯坦直中學的電話號碼，居然一打就找到了。於是，後來每次我回 國聚會，徐劍剛也總來參加。此後，大家就拿這件事跟鄭蔚然開玩笑，說: “隻要他聯係不到的人，就都是死了!”
有一年，鄭蔚然還聯係到鄰班一位叫楊惠興(?)的“調幹生”。知 道我要回國探親，楊惠興就出麵去借了銀發大樓(大概是一個退休老人的 活動中心吧)一個大房間，找了十幾位老同學聚會。我記得那時夏鏞正在 上海，也一起參加了。我們班的另一個黨團幹部張琪也參加了。大家輪流 談談從師院畢業後的經曆。同學中已經出國的，隻有我和夏鏞兩人。會散 後，張琪還特意走到我旁邊，拍拍我的肩，說:“大家年紀都老了，要多 保重身體呀。”其實，張琪，也是以前我從來不與之談話的同學之一，不 知道怎麽那次重聚，她對我卻特別關心起來。
張琪長得矮墩墩的，十分結實;她膚色較暗，麵貌平平，並不起眼。 她原來並不與我同班，後來，並過一次班，我們班的人數增加了近十個， 於是張琪就成了我的同班同學。她那時不但是團員，還是我們班的團支部 書記，我想，她的出身一定很不錯吧。“文革”後，我聽別的老同學說，張 琪在“文革”的抄家風中，私拿了抄家物資，犯了大錯誤，因此，“文革”後 還坐過牢。連當時黨的一個叫《支部生活》的刊物上，都登過她的事情。 所以，大概在老同學們麵前，她覺得很沒有臉麵了。那次在銀發大樓的聚 會上，她隱隱約約說了這件事。但以後，我回國，她卻沒有再來參加我們 的聚會。過了幾年，我們在鄭蔚然麵前多次問起過張琪，他總說:“聯係 不上了，大概死了!”
從幾件小事情，我覺得鄭蔚然是一個相當天真純樸、忠厚老實的人。 我出國後與老同學們聚會時，鄭蔚然經常會一臉一本正經的樣子問我: “哎，國外現在怎麽說我們中國?”我想，他當了一輩子黨的幹部，經過這 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概終於對國內媒體的報道也產生懷疑了吧。 所以，他想從我嘴裏聽聽，世界上到底是怎麽評論中國這個共產黨國家的。 其實，那時鄧小平剛剛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西方世界一直都看好中 國的將來，以為中國以後總歸也會成為國際大家庭的一員，所以媒體所報 道的也大多是正麵、積極的一麵，很少負麵和消極的新聞。
還有一次，鄭蔚然特地帶來一本《夾邊溝》送給我。夾邊溝是甘肅 一個不毛之地，50 年代後期到 69 年代初期，是流放右派分子和別的“四類 分子”的地方。上海曾有不少人被發配到那裏去。80 年代，有不少報道揭 發出來，那裏曾餓死千百個勞改犯。於是，有位作家就寫了這本叫《夾邊 溝》的書。鄭蔚然送我這本書的時候說:“真的有這樣的事情呀!太慘了。 我都不能相信了。”我想，鄭蔚然呀，你真太天真了，夾邊溝的悲慘其實 隻是過去四、五十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許許多多悲劇的一小部分呢!你 是一名共產黨員，你的黨做了什麽你難道一無所知嗎?
鄭蔚然退休以後，他告訴我們他還在幫靜安區寫區史。我沒有問他， 寫的是哪一部分的曆史，後來寫完了沒有。他還說，他在練書法。有一次 他送我一張他寫的字，寫得相當老練。我們有一次聚會，先到他家去看望 他，然後再出去找一家附近的飯店聚餐。鄭蔚然的家很簡陋，住的是五、 六十年代建的紅磚公房，大概應該是他工作單位分配給他的。而那時， “先富起來”的人卻已經住起幾十萬、幾百萬的公寓來了。
我最後一次看見鄭蔚然是 2009 年，那年我八月從大學退了休，九月 底回國。回國前，同學王國傑就告訴我，鄭蔚然得了癌症，已經住院了， 所以，我特地從澳洲帶了一瓶牛肉汁送他，想他可以放在粥裏吃，增加一 點營養。醫院是王國傑陪我去的。那天，他太太和他一個兒子都在。鄭蔚 然神誌很清楚。他告訴我，他全身難過，睡覺都有困難。後來他太太和兒 子在病房外告訴我，他可能活不了幾天了。果然，我去看他的第二天晚上， 我已經睡覺了，因為明天要早起，坐飛機去新疆旅行。王國傑打電話來， 說鄭蔚然已經去世了，終年 80 歲。我說，我明天就要去新疆，他的追悼 會我無法參加了。王國傑說，他準備代表我們老同學送一個花圈去。這就 是我與鄭蔚然友誼的終結。 （未完待續）
我初中老師真不怎麽樣，基本連本科水平都沒有。
祝身體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