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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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散記
(增訂本)
徐家禎
第廿七章中華會館中文學校成人班
（上）
我跟南澳中華會館的中文學校發生關係，是在一九八五年底，因為 雖然在這之前中華會館也已經有了中文學校，但沒有成人班，或許誰也不 想或沒人想到要辦成人班，於是我也就從來沒跟那所學校有什麽來往。
當然，我對那所學校的情況還是有一定了解的。跟所有有中國人聚居的城市一樣，阿德萊德的華人也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不少家長還希望子女們不要因生活在英語國家而忘記了自己的母語，於是在十多年前就開 始，借了一所小學的課堂，請了幾位老師，每周六下午二點到四點在那兒 教小孩用漢語說話、識字，課後常設唱歌、舞蹈課。後來，有人要學中國 畫，也開設了一個國畫班。學生人數時多時少，多時可達上百名學生。中文學校的負責人是中華會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每年隨著中華會館主 席、副主席、秘書和其他委員的改選而改選一次。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我在家裏接到一位不認識的女士打來的電話，她自我介紹姓鍾，是醫生，新當選為中華會館的委員，主管中文學校。她打電話給我的目的是因為有不少學生的家長也希望學中文， 她問我願意不願意去中文學校主持那個班級。我告訴她，如果有人有這樣的要求，作為南澳華人社會的一分子，我當然願意出力。於是約好她來我辦公室討論使用什麽課本，因為在我辦公室中收集著多種課本，可供選擇。 事實上，辦中文成人班，就是我跟鍾醫生認識的開始。在我們相識的三年 之中，我處處感受到鍾醫生是一位任勞任怨、願意賠錢貼工夫、熱心華人社會公益活動的難得人才。如果沒有鍾醫生的熱心腸，說不定那個中文學校至今都沒人會想到辦個成人班，於是我也不會與中文學校有什麽關係， 當然也會失去這篇散文的題材。更可惜的是，我也不會結識這麽一位助人 為樂、不計私利的好朋友了。(注 1)
至今，我教這個成人班已經快整整三年了。中文學校因為我們這一成人班的成功經驗，接著又辦了兩個成人班。所以，目前這所中文學校已有了三個不同年級的成人班。經過三年的共同學習，我們班已經形成了一個友愛、團結的集體。班上的每個成員，不但是我的學生，而且也成了我的朋友。三年中，班級成員常有所改變，但新參加進來的成員馬上就會融合進已形成的舊集體中去，所以，每次星期六下午的上課，都是一次愉快的集會，不但下課時師生歡快地交談，上課時也總是笑聲時起。
記得三年前剛開始上課，我挾著書本跨進放著小學生用的矮小桌椅 的課堂，隻見滿滿一室擠著三十多名學生。有西方人，有東方人; 有頭發 花白的老太太，有十多歲的中學生。教室的椅子不夠，隻能去別的教室搬。 一開始，我有點擔心，因為程度不一、年歲差異、興趣不同的學生混雜在同一教室中，教師很難采取某一教法及進度使每一位學生都滿意。但是看 見那些不同年齡、不同國籍、不同職業的學生都捧著課本認真聽講的熱情 好學精神，我又產生了一定要教好他們的責任感。
經過三年的篩選，不少學生因為種種原因中斷了中文學習，例如: 調動工作去了美國、新加坡; 上了大學，功課忙了未能再來上課等等。但 每年也總有幾位新學生參加進來，所以，至今那個班上仍有十五、六位學生經常來上課。一個班級成員的新陳代謝是正常現象，是任何一個班都存 在的，尤其是語言班級。因為許多學生開始學習語言時，往往沒有預料到學會一門外國語會需要花費那麽多的時間及精力，於是終於因為估計不足而隻得半途而廢。在我班剩下的十五、六位學生之中，大部分都已堅持了 三年，真是極不容易的事。他們之中，不乏許多有趣人物。
全班學生中，除了兩名澳洲學生之外，其餘學生基本上都來自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而其中，醫生又占了很大比例，共有五位: 楊大夫、何大 夫、鄧大夫、梁大夫和林太太。林太太我之所以不稱她為“林大夫”，是因 為她原是牙醫，跟她丈夫一樣。後來，因為有了兩個小孩，就無法再外出 工作了，隻能留在家裏照顧孩子，等孩子長大後再說。林太太是這個成人 班的最早成員，也是最認真的學生之一，於是，學生們把她當作班長。每學期開學，總見她忙著收費、為學生翻錄錄音帶、抄錄學生名冊、製訂上 課日程表等等。三年之中，林太太缺課僅一、二次而已。她以前曾經學過一點中文，因此也是班上基礎最好的一位。
其餘四位都是自己開業的醫生，或者正在醫院工作，所以是名副其實的“大夫”。楊大夫是個小個子，衣著總是整整齊齊的，這可能跟他在英 國念書、工作了二十多年有關。楊大夫沒有很好的中文基礎，但他學習的認真勁，真可跟中、小學生媲美。課堂裏我常可見他的桌子上攤著寫滿核 桃大的中文字的練習本。問到楊大夫問題，他總堆著滿臉尷尬的笑容，結結巴巴地吐出一串詞語來，雖然常有語法錯誤、詞序問題，但他也並不在乎是否有人笑話他。楊大夫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定期參加宗教活動。他跟許多別的虔誠的教徒一樣，希望有越多越好的人參加他們的活動，所以，也常來邀我，甚至我父母去做禮拜，聽牧師傳道。我很尊重他的信仰，但我對宗教有我自己的看法，隻是為了尊重他的邀請，我和我母親才去過一、 兩次教堂，而我父親則堅持不去; 楊大夫大約也沒因此而生氣。
楊大夫是個善良、和氣的好人，這從他對孩子的態度即可看出。楊大夫以前有兩個五、六歲的孩子，一男一女，都長得眼睛烏黑發亮，皮膚 白嫩光潔，可愛極了。那個女孩也在中華會館的中文學校兒童班學習。每到課間一刻鍾休息，楊大夫就下樓到秋千架、平衡木旁，跟孩子們一起玩得高興。今年，楊太太又生了個男孩，楊大夫高興極了，說，平時在家隻要有空，就跟三個小孩子玩兒。他那位跟他們的孩子一樣白白胖胖、滿臉喜樂、說起話來英文、國語和帶寧波腔的上海話夾雜而出的太太，煮的北 京烤鴨實在精彩，肥嫩香脆而不膩嘴，真可與正統北京“全聚德”一比高下。 有一次，楊太太告訴我: 楊大夫有了三個小孩還嫌不夠，他說要再生兩個 呢! 到那時，我想楊大夫不用再帶孩子來中華會館的學校念中文了，因為 他家已夠開一個中文班的人數! (注 2)
何大夫和何太太兩人都是成人班的學生，他們夫唱婦隨配合得很好。 使我吃驚的是，何太太的興趣愛好是收藏中國古董。我父親對古董並不內 行，雖然以前也買過一些，並且見多識廣，但總不能算是行家。不過，在南澳州，憑我父親這樣的知識，充充中國古董商的顧問總不在話下，因為 即使像我這麽對古董可說一無研究的人，也曾替別人考證過一些文物。這 件事雖跟中文班毫無關係，但寫出來也很有趣。
有一次我去一位澳洲朋友家作客，在他那兒我遇到了一位出生於澳門而不懂中文的葡萄牙人亨利，是一位高級技術官員。他知道我在大學教 中文，就問我能不能幫助他考證兩件文物，我一口答應了。原來他有兩件 祖傳文物，上麵有文字。他不知道是什麽意思，就拿到南澳州立美術館去 讓他們看，他們硬說那是日本字，但亨利說他敢肯定那是漢字。不一會兒， 亨利回家取來了兩件物品。一張是照片，因為原件太大，他搬動不便，已攝了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大壽字，字頂上清清楚楚蓋著“慈禧皇太後禦筆 之寶”的紅印，跟北京故宮中掛著的大壽字、大喜字一模一樣。另一件是一塊一尺半長的木板，外邊包著紅紙，因年代久遠、保護不善，紙上已有破損和蛀洞，但正麵紅紙上毛筆寫的“吉善長久”四字卻完整無缺，看來像一副對聯 (或春聯) 的一半。木板背麵有兩三行毛筆小字已殘缺不全，但 意思仍能解釋: “慈禧皇太後禦筆......元旦......賞翻譯宋次生......”很明顯， 那也是慈禧寫的字，而且是那年元旦賜給官員作為獎勵的。隻是“宋次生” 是誰? 也不知它們如何會傳到葡人亨利一家手中。正在我大惑不解念念有 詞時，亨利要我把最後三字“宋次生”再念一遍。他說: 這是他祖父的中文 名字。原來他祖父本世紀初在清朝宮廷中任過葡文翻譯。於是，這兩件文物的內容及來曆就真相大白了。亨利請我將詞句的意思用英文寫下，滿意 地同原物一同珍藏了起來。 （注3）
何太太知道我父母要來南澳，就預約我們去她常買古董的一家古董店看古董，又請我們去他們家看收藏。兩處的收藏品都很有趣，雖然用中國的標準來看，有些我們隻能稱之為是“舊貨”而已。因為幾十或上百年前， 中國幾乎家家戶戶都在用這類東西，以前我上海、杭州老家比這類“文物” 精致百倍的物件也比比皆是，有些還隻是我小時候的玩物而已。但是，正 因為有“時間”、“自然”、“人為”三個破壞者，所以這類“舊貨”現在也已升 級成了“文物”，身價百倍，這也是合情合理的現象。 （未完待續）
注 1: 鍾醫生可能是我在澳大利亞認識的最誠摯的朋友了，在《南澳散記》這本書中， 我常提到她。自從因為中華會館中文班的事我們認識以後，她對我在各方麵都 幫助最大。她不但是我的“家庭醫生”，也是我的好朋友，與我父母關係也非常密切。鍾醫生的丈夫也是醫生，兩夫妻在阿德萊德有兩個診所，每天上下午， 他們倆輪流在兩個診所看病。他們有三個女兒，念書都非常聰明，我輔導過她們的中文，現在她們都成了醫生或者律師。很可惜，因為她三個女兒畢業後都在悉尼工作和定居，所以，她也在十多年前與丈夫一起搬到悉尼去開業了。我 在阿德萊德就此少了一位最知心的朋友。不過，至今我們還時有聯係。
注 2: 楊大夫父母在馬來西亞非常有錢，年齡很小的時候，家裏就把他送去英國留學，所以他完全不懂中文，連廣東話都不懂。八十年代初，因為得到了阿德萊德皇家醫院的職位，就來這裏定居了。楊太太也是馬來西亞華人，但她父親以前是寧波移居上海的上海人，所以她會說一點寧波腔調的上海話。她是家庭婦女， 專管家務和孩子教育。楊大夫的專業是腫瘤科(Oncology)，後來做到皇家醫院的腫瘤科主任。大約七八年前，他退休了，就與太太一起回馬來西亞長住去 了。楊大夫始終隻有三個孩子，沒有再生第四個!
注 3: 說到在南澳鑒定“文物”，我倒又想到另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約上世紀90年代，一天在辦公室裏，我接到我們大學的隔壁鄰居 —— 南澳州立博物館打來的電話，問我能不能為他們鑒定一件早期中國移民的文物。我說：“文物我是外行，不過我可以看看，說不定我能為你們提供一點建議。”於是，我就去了州博物館。負責亞洲文物的主管Richard拿出一張巴掌大的紙片來給我看，說他們肯定這是早期中國移民留下的字條，但不知道上麵寫的是什麽。我拿來一看，紙片下部畫了非常簡陋、粗糙的人物頭像，是戴了一頂高禮帽的男子側麵頭像；紙片的上部歪歪斜斜寫了十幾個“字”，但是，這些字我一個都看不懂。看了半天，辨認出幾個符號，像是漢字的邊旁或部首，說它們像漢字，倒不如說它們更像是日本字。於是，我說：“我不認識上麵寫的符號。我覺得好像不是漢字而是日本字。”但是，那位負責人說：“我們肯定這張紙片是早期中國移民留下的。”正當我想give up （放棄）之時，忽然，我發覺，這些符號的確是“漢字”，但是個個都是錯別字，沒有一個是完整正確的漢字！當然，這是因為那時來澳洲淘金的移民都是不識字或者識字不多的農民！這些錯別字不是完整的句子，隻是幾個詞語而已。我現在隻記得一個，是“醫生”。我懷疑可能有人生了病，想求人去找醫生，所以寫了這張紙條。紙片下部畫的那個人就是“醫生”！這次，我總算不但成功地幫南澳州立博物館“鑒定”了一件一百五十年的文物，還順便做了一回大偵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