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記
(增訂本)
徐家禎
第十一章
聽音樂
(上)
要寫我在南澳的生活而不寫到聽音樂,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因為 音樂是我在南澳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主要的一部分。
記得在上海念大學時,看過羅曼·羅蘭的代表作《約翰·克利斯朵夫》, 書中有一句話:“音樂是精神的避難所。”這句話在我腦裏銘記了二十多年。 一九七三年 —— 我最苦悶、彷徨的年代 —— 我在自譯自編的《譯叢三集》 的“前言”最後一節中,仿照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話寫道:
在近幾年中,我屢見種種不平,而詩歌就是我 心靈的慰藉品。我希望讀者也在這本詩集中為他們自 己的心靈找到避難所。
那時,中國社會正處於極端瘋狂的時期。單槍匹馬,而想與一支已 失去理智的大軍搏鬥,無異於以卵擊石。因此,唯一的方法是找個避難所 保全自己,這是弱者最可行的方法。那時,既然外界條件已經不允許再聽 音樂,於是我就找到了英文詩歌這一避難所。
至於音樂,那卻是我早在五十年代初,還在念初中時就找到的朋友。 最初,作為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我當然聽不懂大部的古典音樂作品, 但小段的輕音樂卻還是能夠欣賞的。這可能跟我很早開始讀外國文學作品 有關。文學、音樂、繪畫......本來就是文藝大家庭中的親骨肉。
有趣的是,我的音樂啟蒙人不是別人,正是全家最不懂音樂、對音 樂最不感興趣的爸爸。五十年代中的一天,爸爸忽然買回來了一架電動留 聲機 —— 那時在上海,電動留聲機是一種奢侈的家用電器 —— 和一疊七 十八轉的蘇聯膠木唱片。我至今都不知道那時父親為什麽這麽做。
電動留聲機及唱片就放在父親樓下大書房裏,我時常去擺弄。一開 始當然是被它的機械性能吸引住了,因為不用像我家早有的那架手搖唱機 那樣放一張唱片就需搖十幾轉。何況,通過收音機播出來的音樂聲,也比 手搖機那種單薄沙啞的聲音要好聽得多。聽得多了,漸漸地,從對機械的 興趣轉到了音樂本身上。
記得那年代,上海電台中尚有外國古典音樂播出。我至今還記得中 午十二點多有一個外國輕音樂節目。回家吃了午飯,我總要聽到最後一分 鍾才離開家去上學。下午四點多,又有一個更嚴肅的古典音樂節目,我就 在父親書房那張雙麵有抽屜的柚木大書桌上做功課,一麵聽收音機中的音 樂。那時收音機也是奢侈品,我自己房裏隻有自裝的礦石機 —— 可能現 在連三十多歲的人都不知道那種簡單、原始的、用耳機才能接收到電波的 玩藝兒是什麽東西了。那時聽音樂,尤其是大部的交響樂,簡直如墮五裏 霧中。但邊做功課邊聽不甚解的音樂倒不至於影響學習,就像一邊看書一 邊聽別人在講聽不懂的外語不至於會影響看書一樣。而我現在動筆寫東西 或看書時非有音樂在耳邊的習慣就是那時養成的。
這樣聽音樂我聽了四、五年,直到進了大學遇到了一位同學夏君, 才真正進入了音樂之宮的大門。夏君家境並不佳,但是可能受了其兄的影 響,早就入了音樂的大門。我還記得首次聽他如數家珍地講起一連串外國 作曲家及其作品和演奏家、樂隊的名字時,我真暗暗敬佩而又吃驚。特別 聽他說起親耳聽到捷克愛樂樂隊和蘇聯國家交響樂隊來滬演出的實況時, 我真有種遇到見過基督顯靈的教徒或者朝見過列寧的共產黨員那樣的敬畏 感。(注 1) 我們一起去買唱片,聽音樂——那時既有上海交響樂團星期音 樂會,又常有外國音樂家來滬表演。畢業之後,就因為音樂作媒介,我們 還幾乎每周都在我家或他家聽唱片,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
“文革”之中,外國音樂成了洪水猛獸,不準許,也沒有物資條件可 以像以前那樣放聲收聽了,所以我才轉而去找另一個無聲的避難所 —— 詩歌,以至五、六年中譯了四、五百首英美短詩。但是,我對音樂的愛好 卻仍然潛伏在我心中。
“文革”結束之後,我不久就離開了祖國。紐約應該是世界音樂的首 都,可惜,那時我一無錢,二無時間,竟然在紐約一年半時間中,隻有趕 在離開時去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聽了一場音樂會,至今想起這件事 仍深為遺憾。
在紐約的頭十個月,我除了上午在學校念書,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在 一家餐館洗碗。那個廚房裏,除了我之外還有兩位廣東廚師,餐廳裏則有 一位幹長工的侍者。他們三位都是賽馬賭博迷,大廚尤甚。他帶了一個小 半導體收音機掛在牆上,專聽一個電台的賽馬消息,核對自己買的彩票中 了沒有。他不懂什麽英文,對收音機裏報其它的東西不感興趣,不報賽馬 消息時,我就占用了那架有兩個波段的小收音機。就是從那架可憐的收音 機中,我發現了紐約有幾個廿四小時的古典音樂電台;也是從這架熏滿油 膩的小收音機中,我聽熟了以前在國內從來沒有機會聽的不少曲子。記得 我第一次聽到布魯赫(Max Bruch)的《蘇格蘭幻想曲》(Scottish Fantasia),就是在那個廚房裏。雖然那架收音機的音量是那樣小,音質 是那樣差,但《蘇格蘭幻想曲》開頭幾個深沉而動人的音符激起了我心弦 的共鳴。我聯想當時的處境、心境、以及未卜的前途,在心靈的深處升起 了一種悲涼感。
我不懂廣東話,無法與同在一個廚房的廚師們談談,於是音樂就成 了我每天長達十小時至十二小時幹活時的好侶伴,雖然我的音樂常被大廚 的賽馬節目打斷,而且收音機裏還時常有廚房裏到處都有的棕紅色小蟑螂 爬進爬出。每當大廚聽完他的賽馬節目,我就把電台轉到未聽完的音樂節 目去。音樂給我單調的洗碗工作帶來了大大的樂趣,我不再感到走進廚房 連續幹十個小時單調的工作是那麽可怕了,因為我每天期待在這十個小時 中能從那架小收音機裏發現新的作曲家和曲子。我努力記住一些我喜歡的 曲子、名稱和作曲家,以便以後再進一步研究。於是,廚房倒成了我探索 音樂的課堂。(注 2)
我進那家飯店半年之後,有一次那位大廚與老板大吵起來,一氣之 下離開了飯店。那架已成蟑螂窩的油膩小收音機當然他不會帶走,於是我 就正式成了它的主人。大廚走了,二廚與那位年輕的侍者對賽馬也不再熱 心了,我就從此可以安心聽我的音樂而不用擔心被人打斷。有時,我甚至 得意忘形地將音樂開得太響,弄得好心的老板從店堂裏跑進來讓我開輕點 兒。就這樣,那家飯館裏的收音機陪伴我度過了我在美國最苦悶的一段時 期。如果我相信上帝,我倒真的感謝他創造了這種最奇妙的方法,在精神 上支持我度過這一時期。不然,我難以想象自己有這種毅力!
到了夏威夷,雖然既要念書,又要教書,也是很忙,而且經濟不寬 裕,但是至少不用晚上做工,不再愁吃愁穿了。夏威夷是太平洋的一個群 島,音樂生活比不得美國本土那麽活躍,但因為是美國本土和亞洲的一個 中轉站,也有不少著名樂隊和音樂家去那兒停留演出。記得我第一次聽勞 倫 · 馬賽爾(Lorin Maazel)指揮克利夫蘭樂隊(Cleveland Orchestra)的 演出就是在夏威夷。我快離開夏威夷時,男高音歌王帕瓦洛蒂(Pavarotti) 去澳洲演出又在夏島停留演出一場,可惜,我連退票都沒等到。
聽得最多的還是火奴魯魯交響樂隊的常年音樂會。因為他們有一種 “學生優待證”,一年隻需付三、五塊錢,用這張卡在音樂會開始前到票房 去買票,票價隻有一、兩元,卻常常能得到剩下的十多塊錢一張的票。那 時同我常一起去的有美國同學傑克,台灣同學張小姐及同事關女士。夏威 夷的音樂會,我最欣賞的是進門邊查票邊送節目單的做法。其實,節目單 的錢早就“羊毛出在羊身上”了,但看到穿著晚禮服的女士們站在門口笑臉 相迎,一邊遞上來一份節目單,總有一種賓至如歸之感。有時,我和傑克 去聽星期天下午那場音樂會。音樂會結束,隻有傍晚五、六點鍾,傑克開 一輛五十年代的英國敞篷汽車送我回夏威夷卡(Hawaii Kai),那兒離音 樂廳有三、四十分鍾汽車路。汽車奔馳在高速公路上,海風習習,撲麵而 來,略帶海水的鹹味;公路兩旁熱帶樹枝葉婆娑起舞,天空晚霞輝映,有 時還可見到一輪早升的淡淡的明月,聽到太平洋海濤拍岸的嘩嘩聲。這時 倒也使人心曠神怡,煩惱盡掃。 (未完待續)
注 1: 捷克愛樂和蘇聯交響樂團來上海訪問演出都是五十年代的事情。那時,這種音 樂會的票基本上都是單位的贈票或者專門供給音樂團體的有關人員的,向一般 公眾出售的票子少而又少。我的老友夏君說,他當時還是中學生,當然買不到 票,隻好到劇場門口等退票。記得除了上述兩個樂團,東德的德累斯頓交響樂 團也在差不多年代來上海演出過。
注 2: 至今我還記得,我每天必聽的,是卡爾 · 哈斯(Karl Haas,1913-2005)主持的 音樂節目,叫 Adventures in Good Music (我譯為“音樂探寶”),每天上午一小時, 周末好像是停播的。哈斯是德國猶太人,得過音樂學的博士學位。二戰時逃避 納粹迫害,來到美國。1959 年開始在密歇根的電台主持“音樂探寶”節目,1970 年開始全美國轉播。這一節目每次開始時,都是播放貝多芬“悲愴”鋼琴奏鳴曲 第二樂章的頭幾節樂曲,是哈斯自己演奏的。他的音樂節目大大地擴展了我的 音樂知識和音樂視野。每天隻要一聽到貝多芬這一奏鳴曲第二樂章的頭幾個音 符一響起,我就知道接下來就會是卡爾·哈斯用帶德國口音的英語說:“Hello, everyone!” 後來,我到了澳洲,發現原來哈斯的音樂節目也在澳洲的 ABC FM Classic 電台中轉播的。於是,我就在我辦公室的收音機中繼續每天收聽他上午 十點到十一點那一小時的古典音樂節目,除非那時我正有課。哈斯的節目一直 播放到他去世前兩年才終止。延續時間將近半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