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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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續憶》
第十一章
想起建東老校長孫泰升......(注 1)
徐家禎
(上)
“文革”中與同事朱萱根、汪奉芳攝於上海建東中學一號樓前
不到十天之前，三月六日下午，我收到五十多年前教過的學生慧娟的 email，說:“孫校長今天上午已逝世，是心力衰竭，很突然。”
是很突然，因為三周前，慧娟的 email 裏還說，她原來的同學來約她一 起去看望孫校長，原因是聽說他最近身體越來越差了;另一方麵，可能也算是 趁春節，去拜年吧。那天，據慧娟事後告訴我，去看望的老師和學生不少，但 孫校長已經坐在輪椅上不能走路了。誰會想到三周之後，就傳來了噩耗!不過，知道孫校長健康每況愈下也不是一兩年的事了，更何況八十以上的老人，隨時 都有離開的可能，所以，孫校長的逝世，其實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吧。
我大學一畢業，分配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上海靜安區建東中學當語文老 師。而孫泰升，那時正是建東中學的校長兼黨支部書記。
“文革”中與 73 屆學生俞金昌、趙建國攝於建東中學圖書館前
建東中學 —— 那時剛從“建東初級中學” 升級為“建東(完全)中學” — — 在全上海可能無人知曉，但在靜安區，卻也小有名氣，因為它是全區幾十所 中學中，能以短短幾年時間，從升學率最低最後攀升到全區前幾名的一所中學， 而這一奇跡的創造人，正是那位當時年僅三十多歲的校長孫泰升!“黃包裹翻身” —— 這是我進建東後聽得最多的一個口頭禪，說的就是這件事。這是建東的驕 傲!也是孫校長的驕傲!
說起建東的曆史，雖說那些都是我進建東之前的事，但也聽老教師說起 過一些。建東初級中學前身是中華職業學校，與四九年前在舊上海名氣很響的 一所成人學校叫中華工商職業學校有密切關係。中華工商職業學校的創始人是 著名民主人士、民主同盟創始人、後來擔任過副總理、政協副主席、被毛澤東 稱為“資本家代言人”的黃炎培先生。黃炎培創立中華工商職業學校的目的是要 培養一批有知識技術、能實際動手、有實幹精神的人才。這所學校的確出過不少名人:鄒韜奮、張聞天、華羅庚、顧準、秦怡等人都是該校校友。黃炎培的 堂侄黃清士複旦大學中文係畢業，就在這所學校擔任語文教師。四九年後，黃 炎培先生自己去了中央，他堂侄黃清士就在萬航渡路曹家渡開設了中華職業學 校。1954 年，中華職業學校設立初中部，後來即發展成了私立建東初級中學， 中華職業學校的一部分老師也留用了。孫泰升校長好像在中華職業學校期間就 已經參與領導工作了，因為記得他在講話中常提起建東前身中華職校的掌故， 大概那時他是作為黨組織的代表派到私立職業學校去的吧。也可能，他是在中 華職校改為建東初級中學後才進去當支部書記兼校長的，這我就說不清了。 (注 2)1956 年，上海全市私立學校全部轉為公立，可能那時黃清士就離開了建 東中學。後來他一直在上海教育學院和上海師範學院任教，一直到 1985 年因病 去世。我還記得黃清士在六十年代初曾去過建東，孫校長稱他為“老校長”，對 他十分恭敬，親自迎送。而那位老校長的太太則一直在建東的衛生室當保健老 師，工作到“文革”後才退休。
攝於建東中學教學樓前
在上海，初級中學是按照地段招生的，也就是所謂的“就近入學”。所以， 要是一所學校位於知識份子聚居的地區，學生質量當然就會好得多。而建東中 學卻位於上海西區靜安寺和曹家渡之間的萬航渡路上，附近有幾個上海頗有名氣的貧民窟 —— 在上海稱之為“棚戶區”，因為蓋滿一片低矮、簡陋的木板屋和 草棚 —— 比如，太平裏、金家巷、萬春街，等等，總共居民達好幾萬人。當然， 建東附近也有中行別業 —— 那是以前中央銀行職員的住宅區 —— 等知識份子 居住的區域，但寡不敵眾，還是貧民區占了優勢。因為學生來源的問題，建東 初級中學剛建立時升學率不高是可想而知的。聽說，在我還未到建東中學任教 時，有一年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建東竟然低達全區倒數第一 —— 這就是所謂 背了“黃包裹”。雖然我進建東時，建東已經“黃包裹翻身”了，但這還是孫泰升 校長六十年代時每年在教師聚會上都要提醒全校老師切記莫忘的“校恥”!
老實說，要能使一所位於以棚戶區為主地區的學校在教學質量上徹底翻 身，實在是很難的事情。當了接近五十年老師的我，常對人說:“一個學校質量 的好壞，百分之八十是靠學生，隻有百分之二十是靠老師。”我想，這是一個很 接近事實的真理。所以，孫校長能使建東在短短幾年裏就“黃包裹翻身”，那就 看出了他卓越的領導能力。
1978 年 10 月在建東中學校園與 77 屆學生俞充、謝超合影
(這兩位學生現在均在美國)
孫泰升據說是搞學生運動出身，四九年前大概本身就是學生或者剛畢業 不久，所以算是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幹部。從外表來看，孫校長個子不高，但 很壯實;六十年代初大約三十出頭年紀，但看上去顯得成熟而略微有點老相; 可能因為抽煙或者熬夜吧，眼睛周圍常有兩個淡淡的黑圈，有點像鄧小平似的。 平時話不多，但講起話來簡單卻擊中要害、有權威性、有說服力，所以，據我 觀察，雖然看起來老師和學生都能嘻嘻哈哈跟他打成一片，但是卻同時也都對 他多少有點畏懼感。我想，這是一位有權威性的領導必須具有的個性，尤其是 當一位學校的領導。年輕不懂事的學生有時會無法無天、自以為是，要是沒有 一點權威，就很難鎮壓得住。所以，記得當時如果學校發生了一些影響不好的 事情，隻要孫校長在廣播裏嚴肅地一訓斥，全校馬上鴉雀無聲，學生個個噤若 寒蟬了。在教師會上，平時看來很隨便地談笑風生的孫校長隻要一板臉，大家 也馬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這就是孫泰升校長權威的體現。
1965 年在上海建東中學校園內與 65 屆學生合攝
(前排左起第九人為校長孫泰升，第七人為作者、第八人為班主任顧張年)
正因為孫校長有這樣的權威性，所以，當建東的“校恥”一發生，校長下 令補課、抓差、樹典型、立榜樣，這些做法都能貫徹到底、立竿見影，於是， 兩、三年就“黃包裹翻身”也真成了現實。
當然，作為領導，能否徹底行使他的權威，雖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除 此之外，我想，領導的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精神也是十分重要的。孫泰升不但身兼校長和黨支部書記兩個主要領導職務，而且還親自上政治課，甚至自己擔 任一個班的班主任。能這樣做的校領導現在一定不會很多，即使在六十年代也 不會普遍。要是一個領導自己帶頭親自身兼數職，那麽，其餘教師即使很想叫 苦叫累，也難以出口了吧。
基層領導還有一個必須有的重要能力，那就是上下溝通和連接的能力: 對上級領導，要能保持良好密切的關係，得到充分的信任，這是使本單位能隨 時得到最大利益的基本保證;對下級成員，也要形成一股親密團結的凝聚力， 使全校教師都能同心合力，為共同的目標努力。孫校長的領導技巧，在這一點 上體現得十分充分。
作為基層領導，要得到上級信任和重用，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能夠得 力地貫徹黨的各項政策方針。我到建東時，五十年代的幾次重大政治運動都早 已過去，據說，“整風反右”時，小小幾十個教職員工的建東初級中學也按上麵 的比例“揪出”過好幾個“右派”份子。(注 3)有的“右派”當時還隻有二、三十歲， 就被發配去了寧夏、青海。我隻看到過一位，“文革”後“平反”回來，已經五十 多歲了!六十年代中，搞“四清”，我親眼看到在總務處揪出一個平時十分老實 巴交、說話結結巴巴的老會計，批鬥後交代貪汙了幾千元，被靠邊勞動。不過 後來好像也沒有負什麽刑事責任，不知問題本身不大還是因為坦白退賠得好。 總之，上級任何政策，建東都執行得十分圓滿。我在建東時，時時能夠感到孫 泰升從來都是區領導的“紅人”，所以，建東也就能從區裏得到很多好處。
比如，我剛進建東時，校舍還設在萬航渡路和武定西路拐角口一棟兩層 樓的洋房裏，操場也不大。一棟房子既做辦公室又做教室當然不夠，於是有的 教室就隻好設在靠牆邊一排搭建出來的矮平房中。不過不久，區裏就分配給建 東一個新校舍。新校舍就在萬航渡路康家橋原來赫赫有名的汪偽特務機關“76 號”內，有兩棟獨立的大洋房，再加一棟正正氣氣的三層樓教學大樓外加一個大 操場，還有一座獨幢的平房可做圖書館。校舍一下子擴大了好幾倍。以後，每 年都有新大學畢業生被派進建東，加強師資力量。“文革”後，教職員工人數超 過一百。全校學生人數，“文革”前已近千人，“文革”中，最多達到過一千五百 人左右，成了靜安區一所較大的完全中學。
再如，我剛進建東，“建東初級中學”就改成“建東中學”了，因為開始設 立高中部。雖然班數不多，好像每屆都隻有一、兩個班，但孫校長在高中幾個 班上所花時間和精力確實不小。為了保證以後的高考升學率，孫校長除了盡量 與重點中學競爭，爭得盡量多的好考生外，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動員本校初中畢業生中最優秀的學生投考本校高中部，我上麵提到的那位學生慧娟，記得就是 這麽被孫校長動員下來的。孫校長還親自蹲點，做慧娟班的班主任。後來可能 因為實在忙不過來吧，才請語文老師童學仁來管實事，擔任副班主任，而孫校 長，則始終親自擔任正班主任，還教政治課。可惜的是，這屆高中剛要畢業， “文革”就爆發，高考被取消，我們就不知道孫校長精心創辦的高中班要是參加 高考的話，升學率究竟如何了!
1978 年作者(第二排左起第九人)在上海建東中學與 77 屆五班學生合影
(背景為建東中學二號樓)
建東中學在很短幾年裏的這些變化，大概是作為“黃包裹翻身”的獎勵吧， 不過一定也跟孫校長與區領導的良好關係有關。
對於全校教師、學生，我的感覺是，孫校長很能“用人”，亦即他能培養 一群骨幹和親信，緊緊團結在他身邊，忠心耿耿地為他出力;他也能團結極大 多數力量，讓絕大多數教師願意服從他的領導。
作為一名黨的幹部，他的“階級路線”十分鮮明。他依靠、信任、培養的 對象都是出身所謂“勞動人民”的黨團成員。他重點團結的對象則是比較靠攏黨 團組織，聰明、活躍 —— 上海話叫“頭子活絡”—— 的中青年教師。他要批評訓斥的則是工作吊兒郎當、生活作風或工作態度有問題的個別幾位老師。前兩部 分老師大約占建東中學全校教師的一半左右。任何領導，隻要有一半群眾能緊 密團結在他周圍，擁護他、緊跟他、帶頭執行他的方針政策，那麽那位領導想 做的任何事情當然就都能無往而不勝了。孫泰升“文革”一結束就被調出建東， 到區政府去工作，但是離開建東幾十年來，他曾經依靠過、信賴過、培養過和 團結過的一批教師和學生還是每年去看望他，這就充分體現出孫校長的領導風 格和人格魅力了!
至於學校中資格較老、卻有這個那個“曆史問題”的中、老年教師，雖然 孫校長對他們非常尊重，也委之以重任，但是，我能看出，他們並非他信任的 骨幹。比如，我們語文組，有好幾位年紀較大的老師，都是 1956 年銀行業進行 “社會主義改造”時轉業調到教育行業來的。他們以前雖不是中文係出生，但教 育程度都不低，基本功也不差，所以孫校長都讓他們擔任教研組長、年級組長、 備課組長、高中教師等職，但卻從來沒有把他們當作骨幹來重用過。比如，語 文教研組長陳亮東先生，他在四九年前曾任上海十幾家銀行的經理和襄理，雖 然孫校長對他一直很恭敬，不但讓他擔任高三語文老師、語文組長，而且語文 組的政治學習一般也都是由陳老師來掌握主持的，但是，“文革”一開始，陳亮 東就首當其衝被當作“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資本家代理人”揪出來，進了 “牛棚”。但是，當然，這批人數不是很多的老師平時雖然可能也會感到孫校長 並不把他們當作親信來對待，但同時卻一定也對暫時能得到校長的信任和重用 而感到沾沾自喜，於是也心甘情願地為他服務了。（未完待續）
注 1: 本文曾發表於《掌故》雜誌第四期(甲午春)。
注 2: 今年回滬，與建東老同事談起孫泰升，有人說:孫校長正是中華職業學校出身的。我認 為這倒很有可能。正因為他是學生黨員，所以畢業後就留校擔任行政工作，這是順理成 章的。黃清士不但後來成了孫泰升的同事，而且還是孫泰升學生時期的校長。這也能解 釋為何他一直尊稱黃清士為“老校長”。
注 3: 最近與一位 57 年“反右”運動前就進建東的老師談起那時學校的“反右”運動。他說據他記 憶，全校好像有十幾人被打成“右派”。那位老師幸虧當時剛從師範學院畢業不久，沒有 曆史問題，否則，也會成為“右派分子”。這位老師說起此事，至今還心有餘悸。他說: 孫泰升執行上級指示不遺餘力，這是他得到上級信任和重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