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第十章：我與筆友的故事 （三）

《山居續憶》

第十章

我與筆友的故事

徐家禎

 

(三)

 

“文革”中與母親攝於江蘇路安定坊 16 號院子裏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我們全家就掃地出門，搬到一個朝北的小間去住 了。連日常生活用品都不許我們多拿的“紅衛兵”、“造反派”，當然也不會讓我 拿我的收藏品。但是，像奇跡一樣，後來我也成了“造反隊員”，戴了紅袖章進 自己的屋子去搬東西時，發現那些貼著我筆友寄來的郵票和明信片的本子還在。 我偷偷將它們放在衣物中夾帶了出來。檢查了一下，發現隻少了一本美國的郵 票和明信片。我不相信這是因為抄家時“紅衛兵”、“造反隊”或“居民委員會”的僂 囉幫凶們會看得懂這是“美帝國主義”的東西，所以將它們沒收了。大概，隻是 我“偷”自己的東西時匆忙遺漏了而已。二十多本集子隻少了一本，倒也可以像 林彪評論“文革”一樣，說成是“損失最小，最小，最小!” 隻可惜我那兩抽屜信 件都連抽屜和書櫥一起給他們拿走了。於是，我連通過信的筆友的姓名和地址 都無法查考。

          全家四口擠在鬥室之中，連日常生活用品都沒有地方安放，當然那幾十 本集子也隻好暫受委屈，被塞進床底下在暗無天日的環境中度過十多個寒暑。隻在我有閑的時候，才將它們翻找出來，像封建專製時期看“禁書”似的偷偷欣 賞一下，回憶與世界保持聯係時的歲月。

 

“文革”前攝於江蘇路朝陽坊 22 號家裏院子內

 

          其實，即使那時我仍保留那些信件和筆友的地址，即使政府也允許我再 與那些筆友通信，那時，我也是不會再繼續我的通信活動了，因為我家的經濟 情況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全家六口人，分居三地，卻隻有我以前在通信上所 花的那麽一點錢用來維持日常生活，怎麽可能再省下一點錢來用到跟溫飽一點 都沒有關係的跟筆友通信上去呢?

          再說，“觸及全國每個人靈魂”的那場大革命一開始就來勢凶猛，不知多 少千萬人已經在挨批鬥，已經在受煎熬，已經經受不住精神和皮肉的痛苦而含 寃死去了。我們全家隻是家破，已是不幸之中大幸，我也不會有心思去顧及結 交筆友的事，隻求在運動中能得到祖宗保佑，平安度過就好。

          與外國筆友 —— 而且達五十個之多，其中又包括“英、美帝國主義”—— 通信，本身就是一個十分駭人聽聞的大罪名。如果寫一張大字報，冠上“揪出我 校潛伏特務——徐 XX”的大標題，那會是多麽蠱惑人心而又有刺激性!即使以 後因為“查無實據”不一定真能在我身上加什麽大罪名，但就因為那個“事出有 因”，我也很可能會被“隔離審查”三、五年，批鬥得死去活來，一輩子都不用想再恢複元氣吧!比我的“問題”要小得多的人結果弄得一敗塗地的例子在我身邊 就有好幾個，更何況我與外國通信的“人證物證”俱在!

 

“文革”中攝於江蘇路安定坊 16 號院子裏

 

         我真不知道祖上哪一代積了陰德!我跟外國筆友通信的事情，居然在“大 膽懷疑”的“文革”時期，隻起過一點小小的漣漪，最後，竟然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沒有泛起任何風浪，那是很難以使人相信的。

          記得在“文革”初期，群眾運動最轟轟烈烈的時候，也確有人提起我那件 事。提起此事者就是我校原黨支部書記、當時已成“走資派”的孫某人(注 1)。 他先在會上講起本校有人“裏通外國”，還大膽懷疑說:“他訂外國雜誌及通信的 錢是哪裏來的?”言外之意是:“一定有特務經費!”可是居然在會上根本無人響 應，雖然那時全校大多數老師都知道他指的就是我，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把跟外 國筆友通信當秘密隱瞞起來過。第二天，他又在校園裏貼了一張內容跟前一天 發言大同小異的大字報，隻可惜沒冠上我前麵建議的那個聳入聽聞的大標題， 也沒有貼在醒目之處，於是也就沒有引起別人注意，隻是我自己看了有點緊張 罷了。

          但是，注意的人當然還是有的。我那個“政治學習小組”的組長當天就找 我談了一次，說:“最好在小組會上主動談談這個問題，澄清一下事實。”於是， 我用我那枝“快筆”，一、兩個晚上就將結交筆友的經過寫了一個幾千字的報告， 第二天在小組會上讀了讀。當然，罵自己“有資產階級思想”、“羨慕國外資本主 義生活方式”、“沒有跟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這些話是一定要有的。正 巧，同組有一位“工作組” (注 2)組員，姓楊，是位正直的好人，原來在《青年 報》當過編輯。在我發言之後，老楊第一個發言，就說:“五、六十年代，我們 報社也曾鼓勵過青年跟外國青年交朋友、通信。”這就等於為我的發言提供了旁 證，我更可以理直氣壯了。那位楊先生的發言就像給大家先定了一個調子，於 是，小組會上，沒有一個人為我套上“特務”、“間諜”的大帽子，大家光是異口 同聲附和我的講法，說我隻是“羨慕西方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思想還未徹底改 造好”、“麻痹輕敵、警惕性不高”而已。而這一切所謂的“錯誤”，正是當時每個 知識分子都有的，也算不上是甚麽罪名，於是一場未及掀起的風波就此“風平浪 靜”了。以後，不但此事不再有人提起，而且，我從此紅運高照，年年都成了 “毛澤東思想積極份子”、“先進教師”。當然，這是因為我真的工作成績，決不 是我這個“潛伏特務”用來欺騙群眾的偽裝。不過，這事巳有點離題，不用再在 此詳述了。

          在這小小的風波正在生起的時候，正如我在《南澳散記》中所說，我是 的的確確想起丹麥名漫畫家畫的連環漫畫《父與子》中〈拒盜有方〉那幅漫畫 的。我也確實用了那個“以不變應萬變”的方法抵擋了一群豺狼虎豹。當然，我 在此還要感謝那位正直的楊先生的。不過，說不定，我最終還得感謝我的哪一 位祖宗在冥冥之中的保佑呢!

          以上那個故事雖然不夠驚險，但我自覺也還算有趣;雖然與我的筆友沒 有直接關係，但也是因為與他們通信引起的，所以我認為有必要寫在這裏。至 於跟筆友直接有關的事，那要再過幾年才會發生呢，隻能放在下一節中再說了。

 

注 1:  “孫某人”即孫泰升。可見本書第 11 章〈想起建東老校長孫泰升...... 〉

注 2:  “工作組”:“文革”初期，各級學校學生、教師造反，大亂特亂，無法恢複上課。於是，後 來就派由工人、解放軍和機關幹部組成的“工作組”進校，領導學校工作。那位楊邨老師 就是作為“工作組”一名成員被派進我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