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注意的人當然還是有的。我那個“政治學習小組”的組長當天就找 我談了一次,說:“最好在小組會上主動談談這個問題,澄清一下事實。”於是, 我用我那枝“快筆”,一、兩個晚上就將結交筆友的經過寫了一個幾千字的報告, 第二天在小組會上讀了讀。當然,罵自己“有資產階級思想”、“羨慕國外資本主 義生活方式”、“沒有跟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這些話是一定要有的。正 巧,同組有一位“工作組” (注 2)組員,姓楊,是位正直的好人,原來在《青年 報》當過編輯。在我發言之後,老楊第一個發言,就說:“五、六十年代,我們 報社也曾鼓勵過青年跟外國青年交朋友、通信。”這就等於為我的發言提供了旁 證,我更可以理直氣壯了。那位楊先生的發言就像給大家先定了一個調子,於 是,小組會上,沒有一個人為我套上“特務”、“間諜”的大帽子,大家光是異口 同聲附和我的講法,說我隻是“羨慕西方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思想還未徹底改 造好”、“麻痹輕敵、警惕性不高”而已。而這一切所謂的“錯誤”,正是當時每個 知識分子都有的,也算不上是甚麽罪名,於是一場未及掀起的風波就此“風平浪 靜”了。以後,不但此事不再有人提起,而且,我從此紅運高照,年年都成了 “毛澤東思想積極份子”、“先進教師”。當然,這是因為我真的工作成績,決不 是我這個“潛伏特務”用來欺騙群眾的偽裝。不過,這事巳有點離題,不用再在 此詳述了。
在這小小的風波正在生起的時候,正如我在《南澳散記》中所說,我是 的的確確想起丹麥名漫畫家畫的連環漫畫《父與子》中〈拒盜有方〉那幅漫畫 的。我也確實用了那個“以不變應萬變”的方法抵擋了一群豺狼虎豹。當然,我 在此還要感謝那位正直的楊先生的。不過,說不定,我最終還得感謝我的哪一 位祖宗在冥冥之中的保佑呢!
以上那個故事雖然不夠驚險,但我自覺也還算有趣;雖然與我的筆友沒 有直接關係,但也是因為與他們通信引起的,所以我認為有必要寫在這裏。至 於跟筆友直接有關的事,那要再過幾年才會發生呢,隻能放在下一節中再說了。
注 1: “孫某人”即孫泰升。可見本書第 11 章〈想起建東老校長孫泰升...... 〉
注 2: “工作組”:“文革”初期,各級學校學生、教師造反,大亂特亂,無法恢複上課。於是,後 來就派由工人、解放軍和機關幹部組成的“工作組”進校,領導學校工作。那位楊邨老師 就是作為“工作組”一名成員被派進我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