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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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續憶》
第九章
老李
徐家禎
(六)
自從老李第一次找到我們住的陋室去之後，在“文革”十年之中他又去過很 多次，大多是在逢年過節的時候。看來，他那時候與我們的關係已從主仆轉為 了朋友，因為我們已不再有經濟能力可以幫助他，倒反而是他常常來幫助我們 了。
記得有一年中秋，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老李又來看望我們，手裏拿了一個 飯盒。打開一看，裏麵兩個小月餅，他說是特地拿來送給我父母的。我們落魄 到吃以前傭人送來的月餅的地步，現在回想起來，真可以掉淚。
六九年前後，我小弟被分到上海郊區奉賢農場去種田，老李知道了又來幫 助打紮行李。正巧他也有熟人在那個農場裏，與我小弟同一隊，於是老李介紹 他們認識，使小弟不致人地生疏。
在“文革”之前老李正式作我們仆人之前，我的妹妹和二弟都在外地，還 沒等他們有機會回滬探親、認識老李，我們已掃地出門，老李也被解雇。所以， 他們是“文革”之中在鬥室裏與老李認識的。但老李有本領能與生人一見如故。 一見我弟弟、妹妹，老李就稱他們為“二弟弟”和“妹妹”。“二”是照上海話讀作 “泥”的。以後，我弟弟、妹妹在上海要買什麽東西，也常常托他幫忙。那時， 因為大批青年學生“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火車站擠得像小菜場，上下車如 打仗一樣。再加外地基本生活用品都缺乏，樣樣全要從上海買了帶去，人人大 包小包地上車，更增加了車廂的擁擠度。有時，弟弟、妹妹來上海探親後回西 安、蘭州，送行人手不夠，也請老李幫忙。當然次數是不會多的，因為我們不 能給他報酬，最多給他來回車錢而已，不好意思經常麻煩別人。但是老李倒並 不計較酬勞，仍樂意為我家效力。
每次老李來看我們，常為我父親帶來一些落實政策的消息，說:某某人已 經退得錢財若幹，並安慰我父親說他也會再有複興之日。我父親卻常唉聲歎氣， 表示悲觀。
老李還告訴我們，他有個摯友，姓丁，是位醫生，年輕時與老李一同花天 酒地過。改朝換代之後，因為政治原因或生活問題，財產沒收，掃地出門。老李與丁醫生還常保持聯係，說丁醫生如果能財產發還，作為“難兄難弟”的老李， 必定也能有些好處。而且，似乎丁醫生已經在口頭上許諾過老李，如果發還財 產，將分一、二萬元給老李。這大約是老李一生中最後一個大望頭。
七六年“四人幫”打倒之後，老李來得更勤了，雖然我們一開始並沒有絲毫 改變。我們的變化一直要到七九年春天才來。等到我們的經濟一恢複，差老李 做這做那的事情就多了起來，每次辦完事，我們總重加酬報。但是，那時我父 親的手足已恢複到能夠自己料理自己的地步，當然不會再請老李來做長工。再 說，我們那時仍寄人籬下，住在隻有十六平方公尺的一間鬥室之中。在這樣的 環境裏，用上一個男仆，實在不倫不類，會招人笑話。於是，老李始終隻是我 們的一名隨叫隨到的“跑腿”而已。
“文革”結束“落實政策”後第一張全家在上海外灘合影
(攝於 1978 年 10 月）
左起:前排:侄子徐一帆、外甥女陳立爽;
中排:小弟媳吳有容、母親、 父親、妹妹、外甥陳立泉、弟媳沈菲;
後排:作者、小弟、妹夫陳昆璋和弟弟)
我們的經濟恢複以後不久，老李曾也來興致勃勃地報告過我們，說丁醫生 也將“落實政策”了。不久，又說，丁醫生分配了新房子，住進靜安寺百樂商場 後邊新建的高層公寓。我們很為老李高興，看來，他的一、二萬元“橫財”即將 到手。再過了不久，老李卻來報告說:丁醫生昨晚心髒病突發去世了。以後， 老李不再說起那筆財產事。大概丁醫生的財產讓妻子、孩子承繼了去，當然不會再有老李的份。看來，老李是命定的窮光蛋了。命運已多次捉弄過他:每當 他抱著的一個大希望快要實現時，一個噩運就會襲來，把他的美夢擊碎。
於是老李甘心替我們打打短工，連出國的想法都不再提起。其實，我都說 不清老李是什麽時候開始停止學習法文的，大概總是“文革”之中。因為那時正 值排外高潮，再學外語不是會被人批判為輕則崇洋媚外，重則妄想叛國投敵? 然而，我倒不知怎麽陰差陽錯起來，不久就有了個去美國的機會。(注 1)
老李知道後十分高興，我記得他對我說過:
“我知道自己這輩子不會再去國外了。歐洲、美國沒有去過總歸是遺憾的事。 你有機會去美國就代我看看吧!”我聽了心裏一陣酸痛。這不是戰敗者的“投降 宣言”麽?
老李在我離國前幾天送我一小塊白玉和一枝鍍金的領帶夾。這大概是他黃 金時代的遺物吧。我一直珍藏到現在。
1980 年 2 月 8 日早上離滬去美留學時親友為作者送行。
這張照片衝洗時出了問題，所以光線和 形象都不理想，
但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有老李在內的唯一照片
(攝於上海江蘇路安定坊 16 號僦居院中;老李為後排右二，最右者為作者)
臨走那天，我早上六、七點鍾就要離家了，來送行的有家人、親戚、朋友、 學生幾十人，其中也有老李。大家在屋前玫瑰叢中站著照了張相。可惜因為衝洗有技術故障，照片上的人物麵容都模糊不清，就好像現在我想起十一年前那 時的情景也隻在腦海中留下一個淡薄不清的形象一樣。
離國外出之後，我奔波於東西或南北兩半球之間，好象曾給老李寫過一封 信;他似乎也有一、兩封信寄來，但都未保存。在家信中，父母倒常提起老李， 說又請老李幫助做了什麽事，還告訴我老李的生活及身體情況。說他年紀大了， 身體已不如前，近來發過心髒病，又有肺氣腫，送過急診，住過院，大概是抽 煙太多的原因。還說他們給了老李一些錢讓他買些營養品，補補身體。
我在家信中說:“老李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沒有拋棄我們，這是很難能可貴 的。患難之中最能見人心。我一生中最珍貴患難中保持的友誼。現在我們的條 件改善了，不能虧待老李。即使老李那時不忘記我們，是有物質企求的，現在 我們也不能讓人失望，這就是所謂厚道待人。”
然而我遠在萬裏之外，終究不能真正對老李有具體照顧。記得出國之後我 還見過老李兩次，可能分別在我頭兩次回國時，也可能都在我頭一次回國時。
隻記得第一次是在醫院觀察室中，老李因心髒病複發送去醫院搶救，我正 好回國，就帶了水果和錢去看望他。他穿著中山裝式舊棉襖，斜靠在床上，麵 色蠟黃，十分難看。我握著他的手，沒有與他多談，怕他累了。
第二次是在他家裏，可能就是那年他出院之後。這是我認識他近二十年第 一次去他家看他。老李住在華山路，在上海灘上很普通的一幢弄堂房子的亭子 間中。房間窄小，窄而長的一條，隻有七、八平方公尺大小。房內除了一張床、 一張小書桌和一把椅子，別無他物。我帶了些東西和錢去看他，還特地送他一 枝從澳洲帶去的筆。(注 2)他很高興，說以前寫字的舊筆剛剛壞了。他讓我坐 在房裏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床沿上與我談話，麵色還是那樣蠟黃而難看。 我起身告辭時，老李堅持下樓送我到後門口，這就是我與他的最後一次見麵。
我回澳後，家信中仍時時提起老李，講他身體時好時壞，後來他讓一個弟 弟住在他家照料他。不久，父母信中就報告了老李的死訊，還說老李追悼會上 有我父親寫的“李伯雄先生追悼會”的大橫幅及一付挽聯。回想起我們剛認識老 李時，父親正病重垂老，是老李來服侍我父親的。現在，經過十年“文革”的折 磨，我父親倒仍然健在，而老李卻已先走。這真不能不相信命運的安排了。父 親在給他的挽對中也正含此意:
“篤疾賴扶持，苟延不死，轉瞬廿年前事。豈意 巫陽先下召。
命途偏蹇剝，相倚同哀，可堪百日沉屙。翻教 宋玉為招魂。”
老李去世至今，總有了六、七年了吧。我回憶起我生活中這段經曆，仍常會 聯想到老李。但是，我不知道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究竟應該是仆人，還是朋 友?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初稿，
一九九四年二月改寫於阿德萊德東城書屋
二 0 一六年一月十九日修改注釋於新紅葉山莊
注 1: 我由在美國的小舅擔保，於 1980 年 2 月 8 日去美國自費留學。關於此事，可見《山居雜 憶》第 33 章〈我的弟弟宜官〉一文。
注 2: 我於 1983 年 2 月 6 日應聘來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任教，所以，此時已居 住在澳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