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國外出之後,我奔波於東西或南北兩半球之間,好象曾給老李寫過一封 信;他似乎也有一、兩封信寄來,但都未保存。在家信中,父母倒常提起老李, 說又請老李幫助做了什麽事,還告訴我老李的生活及身體情況。說他年紀大了, 身體已不如前,近來發過心髒病,又有肺氣腫,送過急診,住過院,大概是抽 煙太多的原因。還說他們給了老李一些錢讓他買些營養品,補補身體。
我在家信中說:“老李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沒有拋棄我們,這是很難能可貴 的。患難之中最能見人心。我一生中最珍貴患難中保持的友誼。現在我們的條 件改善了,不能虧待老李。即使老李那時不忘記我們,是有物質企求的,現在 我們也不能讓人失望,這就是所謂厚道待人。”
然而我遠在萬裏之外,終究不能真正對老李有具體照顧。記得出國之後我 還見過老李兩次,可能分別在我頭兩次回國時,也可能都在我頭一次回國時。
隻記得第一次是在醫院觀察室中,老李因心髒病複發送去醫院搶救,我正 好回國,就帶了水果和錢去看望他。他穿著中山裝式舊棉襖,斜靠在床上,麵 色蠟黃,十分難看。我握著他的手,沒有與他多談,怕他累了。
第二次是在他家裏,可能就是那年他出院之後。這是我認識他近二十年第 一次去他家看他。老李住在華山路,在上海灘上很普通的一幢弄堂房子的亭子 間中。房間窄小,窄而長的一條,隻有七、八平方公尺大小。房內除了一張床、 一張小書桌和一把椅子,別無他物。我帶了些東西和錢去看他,還特地送他一 枝從澳洲帶去的筆。(注 2)他很高興,說以前寫字的舊筆剛剛壞了。他讓我坐 在房裏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床沿上與我談話,麵色還是那樣蠟黃而難看。 我起身告辭時,老李堅持下樓送我到後門口,這就是我與他的最後一次見麵。
我回澳後,家信中仍時時提起老李,講他身體時好時壞,後來他讓一個弟 弟住在他家照料他。不久,父母信中就報告了老李的死訊,還說老李追悼會上 有我父親寫的“李伯雄先生追悼會”的大橫幅及一付挽聯。回想起我們剛認識老 李時,父親正病重垂老,是老李來服侍我父親的。現在,經過十年“文革”的折 磨,我父親倒仍然健在,而老李卻已先走。這真不能不相信命運的安排了。父 親在給他的挽對中也正含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