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
第九章
老李
徐家禎
(三)
二十世紀 60 年代中期攝於上海中山公園
(左起:小弟、父親、作者、母親、弟弟和妹妹)
老李大概是“做一行、像一行”的那一類人,因為雖然他做花花公子時我 沒親眼見過,但既然他現在當傭人當得很像,我想那時他做花花公子一定也是 十分地道的。
老李不但當傭人像,而且他當的還是幾十年前的老派傭人,也即對主人 忠心耿耿、言聽計從、彬彬有禮、隨叫隨到的那種傭人。
老李的主要任務是服侍我父親。他稱我父親為“徐先生”,稱我母親為“徐 師母”,稱我為“大弟弟”,稱我最小的弟弟為“小弟”,其實他的年齡是比我們兄 弟足足大一輩的。那時我妹妹及大弟已分別在西安、北京工作及念書,老李還 沒見過他們。
老李每天一到,總是我們正在飯廳吃早飯的時候。他向我們問過好,就 到隔壁書房去照料我父親起床、穿衣、洗臉、吃早飯。然後打掃書房,整理床 鋪。那時我父親已可下地。遵照醫囑,他每天要運動手足,按摩手指。這些活 動都在老李幫助下進行。活動完之後,父親累了,老李又要幫他上床或坐到沙 發上去休息。醫生來了,也要老李倒茶、遞煙、迎送、招待。吃完午飯,父親睡午覺的時候,往往是老李最空閑的時候。他或是陪母親閑聊,或是看書報。 每天,他都腋下挾一本法文課本來,空閑時就坐在沙發上背生詞、念課文。他 告訴我們,外語學院某法文教授是他老友,免費在靜安公園教他,大約一周一 次,時間總應在來我家工作之前,因為那時他每周七天都來,不會再有別的時 間去上課。我好奇地探問他,那麽大的年紀了再念法文做什麽。他說以後要去 外國。我除了佩服他的堅定信念和豐富幻想之外,隻能暗暗嗤笑他的癡心夢想 了。那時的環境是絕無個人出國之可能的,我雖也想出國見識見識,但決沒做 過“出國夢”。沒想到十多年之後,我倒真的踏上了西方土地,而信心十足的老 李終究老死故土。命運真會捉弄人!至於老李一直說要去美國留學,怎麽那時 卻學起法文來了,我不得而知。隻記得他學法文倒真的正兒八經、一絲不苟的。 有時還對我講幾句法文,我也請他念過幾段課文,然而終覺得他口音過於柔軟, 有蘇州腔調。
後來父親可以慢慢行走時,老李就攙扶他在樓下房裏走走,有時也將藤 椅搬到園裏廊下,讓他坐著曬太陽。那時,吃三頓飯時父親已可與我們一起坐 到飯廳來了,但事先總先要老李把鋪了厚墊子的藤椅搬到飯桌邊,再把父親慢 慢攙出坐下。
我到現在記得最清楚的是老李在飯前侍候我父親服藥的動作。因為老李 眼睛很近視,每次倒藥水,總要好幾次把藥瓶湊到眼前十多毫米處,才看得清 是否倒足了一格藥水。倒好藥水,又把藥片、藥丸之類放在一個很小很小的玻 璃杯裏。每拿一種藥,都要把裝藥的紙袋、瓶子及倒出的藥片、藥丸湊到眼前, 看有沒有弄錯。動作慢條斯理、十分認真,好像在執行一項重大而嚴肅的任務。 放好藥,倒好開水,老李彎下九十度的腰,把藥水輕輕放在桌子上我父親麵前, 輕得連杯子接觸桌子的聲音都聽不見。因為眼睛近視,放藥到桌上時,老李的 眼睛又一次幾乎碰到桌沿。不知怎麽,我每次見到老李放藥的姿勢,都想到說 古代女子侍候丈夫要“舉案齊眉”這句話,所以,事隔二十五年了,老李“舉案齊 眉”的姿態至今曆曆在目。
我們家吃飯,一向主仆同桌,不像上海大多數人家,仆人隻能吃主人的 殘羹冷飯,或另桌在廚房用餐,進不得餐廳。於是等到父親能自己動手吃飯不 用別人喂時,老李就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吃飯了。他吃東西嘴很刁,常常這個不 吃,那個也不嚐。作為傭人,除非我們夾給他,即使同桌而食,當然好菜他也 不好意思大筷大筷夾來吃的;而吃剩的魚頭、魚尾、雞頸、肉皮之類,他又不 屑一顧,於是往往吃些青菜、蘿卜,飯裏淘些肉湯下飯而已。吃剩的菜肴我們想讓老李一起幫忙吃光,省得浪費或回鍋,他大多推給當時也在我們家幫傭而 專管洗衣、買菜、煮飯的女傭去完成。
不知是因為推拿、針灸的效果,還是西藥、西醫的功效,反正父親的左 手、左腳漸漸靈活起來。雖與常人仍有很大距離,至少已不是僵同木製那樣了。 於是,書房的床鋪撤去,又恢複書房的原有功用,父親每天由老李扶著去三樓 睡覺。雖然上上下下每天要爬幾次樓梯,卻也視為是種鍛煉。
老李來後,日班特別看護的大部分工作都由老李做了,彭小姐就不再來 上班。晚上父親睡眠有進步而且搬到樓上去與我母親同室而臥之後,夜班特別 看護也不再雇傭了。神經科曾醫生、內科周醫生和推拿、針灸醫生也不再每天 上門,而是需要時由老李去請來。家裏生活漸漸恢複了正常。但是,老李在家 中的地位卻更鞏固了,他成了父親生活中的左右手、我們家庭的一個新成員。
我記得,“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們全家的最後一次外出遊覽就是由老李 建議組織的。
那是五月底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風和日麗,晴空萬裏。老李說公園 裏花都開了,為什麽父親不去公園裏散散步、見見陽光。我們都一致同意,慫 恿父親同去,最後他也同意了。於是決定去城南的龍華公園看花。
龍華公園在徐家匯以南,離我家大約十多公裏處。那時上海由人力蹬動 的三輪車還相當普遍,父親、母親、老李和我們兄弟二人似乎是分乘幾輛三輪 車前去的。那天天氣和花兒確實不錯。那時上海公園裏也不像現在那麽人山人 海、嘈雜喧鬧,但我們看見原來麵色紅潤、豐滿的父親病後變得如此老邁虛弱、 病容滿麵,卻就遊興全無了。父親體力還很差,老李和我們兩邊扶持著仍走得 很慢,很吃力。在園內走走坐坐一個小時左右,我們怕父親第一次出門太累, 就回家了。我那天帶了照相機,由老李替我們全家照了幾張相。
這次出遊還算成功,我們打算等父親體力再恢複一點就去別處走走。那 時甚至還有買一架輪椅讓父親坐著由老李推了常去附近散步的想法。誰知不到 三個月,“文革”的火焰就延及我家,一直要到整整十三年之後 —— 一九七九年 我家才有機會、興致及可能全家一起外出,這是當時決計不會料到的。那次龍 華公園拍的照片因為軟片還未照完留在相機裏,而相機卻不久就在抄家中被沒 收了,所以就此少了一件珍貴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