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第三章：三叔祖禮耕先生 （五）

《山居續憶》

第三章

三叔祖禮耕先生

徐家禎

(五)

          從一生的事業來說，我的三叔祖禮耕先生在四九年之前達到了頂峰。那 時，由於兩位叔祖父的努力，在祖傳產業的底子上，發展到紹興、諸暨、杭州、 嘉興、上海都有工廠、企業、房產、地產等等。但是，在政治地位上，禮耕先 生在四九年之後倒反達到過一個高峰。可惜，不久就峰回路轉，一個跟鬥栽到 穀底。不過，隻要對中國近代政治有所了解的人，對此都能預料，並不出人意 外。

          以前，有人曾把曆次政治運動比作“割草”，也就是說，由高到低，一批 批、一層層割下來。今天沒有被割到的草，不等於明天也不割;所以，今天“整” 不到的人，不等於明天也不“整”。

          四九年，新政府剛成立，地主和地痞、流氓是要割的草，而資本家則暫 時還未挨到。所以，我們家各地的企事業並未被政府沒收或征用，連上海大家 庭住著的大房子和杭州像“大觀園”那麽大的“榆園”都還保留著。但是，後來， 各種稅收越來越多，而生產所需的原料和產品的銷路及市場卻越來越困難。我 們家庭要維持那麽一個龐雜的大攤子越來越艱難，最後，隻得讓政府征用了杭 州“榆園”的絕大部分;以後，又賣掉了上海的大房子，將所得款項三家平分， 各自另買了一幢房子。不知是因為巧合還是有意，我們三家自立門戶之後卻又 同住在一條街上，二叔祖家離我家隻有一、二百公尺的距離;而我們跟三叔祖 則就是緊鄰，隻有一牆之隔而已。這三幢房子比起以前大家庭合住的那幢來雖 然小得多，但在上海比起一般住房來還是大得可觀，在整條街上都有點鶴立雞 群的。難怪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北京紅衛兵來抄家說:“你們住著‘皇宮’， 明天來你們家開個展覽!”幸虧他們隻是說說算了，後來我們也就“掃地出門”。 否則，我們的房子裏真正開起展覽會來，我們一家四口成了展覽會裏的活展品， 日子倒確實會更難過。

          我家以前與三叔祖住在一幢大房子中，後來又一牆之隔地住在相鄰的兩 幢大房子中十多年，這，我想是我們與三叔祖的關係更為密切的另一個原因。 那時候，雖然大家自立門戶，但關係仍像一家一樣。三叔祖一星期總要來我父 親書房很多次，我父母當然也常過去閑談或者送些家鄉菜。我們四兄弟姐妹和 三叔祖的最末了四、五個孩子年齡相仿，雖然我們要叫他們叔叔、姑姑，但時 常一起玩耍，真可以說是“朝夕相處”。我們兩家房子的第四層樓上是個大平台，兩家的平台中隻隔著一個一人高的隔牆。有時我們孩子懶得從大門外兜進去， 就從矮牆上翻過來、翻過去，當然萬一失手從四樓摔下去，倒一定粉身碎骨的。 後來，兩家院子中相隔的一道矮籬笆壞了，父親索性請兩位泥水匠築了一堵矮 磚牆，上半段是磚砌的縷空花紋，還有一扇不裝鎖的門，於是，我們和三叔祖 家更成了一家，可隨時來往。夏天的上海越晚越悶熱，大家在院裏乘涼，就打 開門互相串門。

          每年一到曾祖父母和我祖父母的陰壽、忌日，三家幾十人必定聚在一起 祭祖，然後吃飯，到時也必然邀請再遠一些的親戚、本家，有時一下子到了五、 六十人。那時房子大，也有人手燒、煮、收拾，大家樂意一年中有這樣的借口 聚八、九次。我們采取的是輪值製，每年，由三房中的一房負責一年中的一切 祭祖活動，第二年再由另一房負責。每房三年輪到一次。到了春節早上，則必 定由我們全家先去三叔祖家拜年。再一起大隊人馬浩浩蕩蕩沿路走到二叔祖家 去拜年，然後再組成更大隊的人馬，浩浩蕩蕩開到我家來拜。這個禮節即使在 “文革”中都沒有中斷過，一直持續到現在。

          五十年代初期，地主那批“草”割掉之後，就開始割起資本家那批更矮一 點的“草”來了。一開始是所謂的“五反運動”，資本家幾乎無人過關。工人被挑 動起來鬥資本家，逼得不少資本家不得不跳樓、臥軌，死路一條。三叔祖是我 家工廠、企業代表人，當然在“三反五反”中首當其衝，挨批鬥、逼供訊，弄得 死去活來，不知他是怎麽熬過去而沒有自殺的。

          幸好“三反五反”運動中沒弄出大問題，運動一過，政府又對幸存者采取 “安撫政策”了，於是三叔祖仍然當他廠裏的總經理。不久，又成了上海民主建 國會的常務委員、浙江省政治協商會的委員，政治上升到了“頂峰”。

          一九五六年，政府又來了一個所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與農 村的“合作化運動”相配合。那時毛澤東已經開始“勝利衝昏頭腦”，以為這樣搞 下去可以一步跨入共產主義了。那時正是他的“黃金時代”，真是要風得風、要 雨得雨，一聲號令，全國聞風而動，誰敢不聽?於是，半個月、十天之中，全 上海大小工廠、商店全部成了“公私合營”，我家在各地的工廠、企業也無不如 此。公方經理進駐之後，掌握了行政大權，二叔祖、三叔祖一生辛苦經營的事 業實際上歸了國家。不過，那時至少政治上尚高人一等，在工廠中仍是“私方經 理”，起顧問作用，再加每月享有高工資，每季度有巨額“定息”可領取，生活上 絲毫不受影響。但是，好景不長，政治的鐮刀又要割下來了。三叔祖的這次厄 運首先得從他的蘇聯之遊說起。

一九五六年底去蘇聯旅行攝於莫斯科

(左起第一人為徐禮耕，第三及第四人為我八姑母徐宣壽和八姑父沈祖樾， 第五人為親家沈瑞洲)

          五六年年底前後，上海工商界組織了一次“工商業工作者自費旅遊蘇聯”。 那時，中蘇尚在蜜月之中。蘇聯是中國的“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 天”是當時宣傳的一句口號。組織資本家去看看自己的“明天”如何當然應該。首 批赴蘇聯旅行團隻有三、四十人，都是上海資本家頭麵人物，我三叔祖夫婦和 他的大女兒夫婦(注 1)都在其中。在蘇聯暢遊一個月之後，回到國內成了去天 竺取經回來的“唐僧”，被到處請去作報告，介紹蘇聯見聞。

          三叔祖生性喜樂，講話幽默，愛開玩笑，即使在十分難堪的時刻仍能說 幾句笑話。在二十年代初期，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時，杭州是軍閥孫傳芳(注 2) 的地盤。北伐節節勝利，孫軍麵臨崩潰，形勢十分緊張。那時禮耕先生才二十 出頭，已是杭州工商界頭麵人物。一次軍閥政府召集工商界人士座談，實際上 大概是逼迫大家捐款。大家麵對這樣的局麵都無法強作笑容，又不便一哄而散， 於是出現冷場局麵，十分狼狽。忽然，禮耕先生站起來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於是，大家趁機在哄笑聲中解散。事後，參加會議的老前輩們說， 沒有我三叔祖的這句玩笑，不知會議會如何收場呢。

          如果說二十年代三叔祖的玩笑話打開了一個僵局，那麽五十年代他開的 玩笑卻使自己陷入了一個僵局。

          三叔祖去蘇聯時正值隆冬，他帶了皮帽、皮大衣、高統皮靴去蘇聯。不 想，蘇聯室內暖氣很足，室溫甚高。到了室內，身上熱了尚可脫大衣、腳上熱 了可不能脫皮靴。於是，他回國後作報告時開玩笑地說:蘇聯別的都好，隻有 “熱腳難過”。而上海方言發音“熱腳難過”正與上海話的“日腳(“日子”)難過”諧 音，於是，當不久“反右鬥爭”開始時正好作為說蘇聯人民“日子難過”的反動言 論，揪住不放，狠狠批判。

          “反右”運動之中，要將誰套上一頂“右派”帽子是莫須有任何確鑿根據或 罪狀的。三叔祖因有企業在杭州，當然常因事務去杭州，也常與杭州各行業的 資本家有業務上或私人間的聚會。但在那時這些聚會都加油加醬成了“秘密黑 會”。記得五七年上海《解放日報》還登出過“徐禮耕放火到杭州，湖心亭秘密 串連”的頭版大標題。

          不久，三叔祖正式套上“右派帽子”，革職降薪，月薪從五百多降到五十 多元。不但政協委員、民建常委開除，還講他是混進去的。再不久，要他扛起 鋤頭去上海西郊挖長風公園的碧羅湖。那時，我們再也聽不見三叔祖爽朗的笑 聲了。原來他紅得發亮的臉變得黑裏帶灰。好在這樣過了三、四年，“安撫政策” 又一次降臨，三叔祖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不過其他政治待遇卻從此沒有再恢 複過。

          雖說“反右”是對三叔祖的沉重一擊，但與九年後的“文化大革命”相比， 實在隻能算“小巫”而已。因為那時至少沒有觸動他的主要經濟來源——“定息” 及其他財產;而“文革”時，不但禮耕先生，而且大家也都一敗塗地了。

 

注 1: 三叔祖的大女兒名徐萱壽，是我的八姑母。上海滬江大學畢業，嫁給沈瑞洲之子沈祖棫 先生。沈瑞洲經營桐油事業，曾有中國“桐油大王”之稱，是當時上海最大的工商家之一。 四九年後，任上海市人代會人民代表。“文革”初期被“紅衛兵”批鬥，因得不到及時治療而 去世。“文革”後，沈祖棫先生曾任上海工商聯副會長、政協常委、中華全國工商聯執行 委員等職。1956 年底，上海曾組織由工商界頭麵人物及知識份子組成的代表團訪問蘇聯， 其中包括我三叔祖禮耕先生、親家沈瑞洲先生和我八姑父沈祖棫夫婦四人。

注 2: 孫傳芳(1885-1935)，字馨遠，山東泰安人，直係軍閥首領。曾任浙、閩、蘇、皖、贛 五省聯軍總司令，號稱“東南王”，成為直係後期最具實 力的軍閥。1931 年九一八事變 後，孫傳芳隱居天津，看破紅塵，皈依佛門。1935 年 11 月 13 日，施劍翹為父報仇，將 孫傳芳刺殺身亡。

三叔祖與我侄子徐一安在上海江蘇路安定坊弄堂內 (攝於 198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