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二十年代三叔祖的玩笑話打開了一個僵局,那麽五十年代他開的 玩笑卻使自己陷入了一個僵局。
三叔祖去蘇聯時正值隆冬,他帶了皮帽、皮大衣、高統皮靴去蘇聯。不 想,蘇聯室內暖氣很足,室溫甚高。到了室內,身上熱了尚可脫大衣、腳上熱 了可不能脫皮靴。於是,他回國後作報告時開玩笑地說:蘇聯別的都好,隻有 “熱腳難過”。而上海方言發音“熱腳難過”正與上海話的“日腳(“日子”)難過”諧 音,於是,當不久“反右鬥爭”開始時正好作為說蘇聯人民“日子難過”的反動言 論,揪住不放,狠狠批判。
“反右”運動之中,要將誰套上一頂“右派”帽子是莫須有任何確鑿根據或 罪狀的。三叔祖因有企業在杭州,當然常因事務去杭州,也常與杭州各行業的 資本家有業務上或私人間的聚會。但在那時這些聚會都加油加醬成了“秘密黑 會”。記得五七年上海《解放日報》還登出過“徐禮耕放火到杭州,湖心亭秘密 串連”的頭版大標題。
不久,三叔祖正式套上“右派帽子”,革職降薪,月薪從五百多降到五十 多元。不但政協委員、民建常委開除,還講他是混進去的。再不久,要他扛起 鋤頭去上海西郊挖長風公園的碧羅湖。那時,我們再也聽不見三叔祖爽朗的笑 聲了。原來他紅得發亮的臉變得黑裏帶灰。好在這樣過了三、四年,“安撫政策” 又一次降臨,三叔祖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不過其他政治待遇卻從此沒有再恢 複過。
雖說“反右”是對三叔祖的沉重一擊,但與九年後的“文化大革命”相比, 實在隻能算“小巫”而已。因為那時至少沒有觸動他的主要經濟來源——“定息” 及其他財產;而“文革”時,不但禮耕先生,而且大家也都一敗塗地了。
注 1: 三叔祖的大女兒名徐萱壽,是我的八姑母。上海滬江大學畢業,嫁給沈瑞洲之子沈祖棫 先生。沈瑞洲經營桐油事業,曾有中國“桐油大王”之稱,是當時上海最大的工商家之一。 四九年後,任上海市人代會人民代表。“文革”初期被“紅衛兵”批鬥,因得不到及時治療而 去世。“文革”後,沈祖棫先生曾任上海工商聯副會長、政協常委、中華全國工商聯執行 委員等職。1956 年底,上海曾組織由工商界頭麵人物及知識份子組成的代表團訪問蘇聯, 其中包括我三叔祖禮耕先生、親家沈瑞洲先生和我八姑父沈祖棫夫婦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