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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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續憶》
前言
徐家禎
收在這本散文集裏的文章共有十一篇(不算附錄)，寫作年代跨度很大: 最早的一篇(〈雲間朱孔陽軼事〉)寫於 1989 年 2 月 22 日，最晚的一篇 (〈榆園憶舊〉)寫於 2014 年 5 月 1 日，整整跨越了四分之一世紀。
這十一篇散文中，寫於上一世紀的占多數，共有七篇。其中有四篇寫於 1989 年:〈雲間朱孔陽軼事〉、〈我與筆友的故事〉、〈三叔祖禮耕先生〉以 及〈廿四叔叔〉;寫於 1990 年的隻有一篇，即那篇最長的、幾乎占本書三分之 一篇幅的〈外公外婆及其他〉;還有兩篇寫於 1991 年:〈我和春節〉和〈老 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我寫作欲最旺盛，因而也是最高產的時期。 當時我正同時為澳大利亞悉尼和墨爾本的所謂“兩報一刊”(悉尼《華聲報》、 墨爾本《海潮報》和墨爾本《漢聲》雜誌)開專欄，而這些文章，也正是為這 些報刊的專欄所寫的。
寫於本世紀的散文，在全書十一篇散文中隻占四篇，那就是〈故園已不 再可識〉、〈舊事新說〉、〈想起建東老校長孫泰升......〉和〈榆園憶舊〉。 其中，隻有〈故園已不再可識〉寫於本世紀初，其餘三篇都寫於近幾年。
這十一篇散文中，上一世紀寫就的那七篇，全都僅在國外的報刊雜誌上 發表過，有的還曾發表在不同國家的刊物上，但是，卻從未在國內任何刊物上 發表過;而本世紀寫成的四篇中，除了一篇(〈故園已不再可識〉)曾發表在 海外的刊物上之外，其餘三篇，都隻在國內報刊雜誌上發表過，不過，發表時 不是作過大量的刪減，就是隻發表在非官方的刊物上。
那麽，這次為何決定把這十一篇寫於不同時期、發表於不同處所的散文 收在一起，積集成書呢?其理由主要有二:
其一，這是與我和先母高誦芬女士合作的《山居雜憶》(增訂本)的出 版有直接關係的。《山居雜憶》寫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出版於九十年代末。 去年(2015 年)年末，又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了一個含插圖和注釋的增訂版。 在出這個增訂本時，本來的打算是除了增加三篇先母後來寫成的隨筆外，再外 加三篇由我單獨創作的隨筆作附錄，目的是為讀者提供更多背景資料，以助閱 讀。這三篇附錄是:〈外公外婆及其他〉、〈雲間朱孔陽軼事〉和〈老李〉。增加第一篇附錄是為了讓讀者對我母親的家庭背景有更多、更全麵的了解;增 加第二篇附錄是為了從我的角度來描述朱孔陽先生，使這個人物更加立體化; 增加第三篇附錄是為了通過對老李的描寫，從另一角度來記述我們家在“文革” 中的遭遇。結果，書編成之後卻發現，這三篇附錄幾乎要占全書的四分之一篇 幅。加上附錄，這本書就會超過 600 頁，實在太厚了。於是，隻能忍痛割愛， 把附錄全部去掉。現在，把《山居雜憶》中刪掉的三篇附錄再積集成為一本獨 立的散文集，就這點而言，讀者可以把這本書視為是《山居雜憶》的一種續篇 吧，所以，書題定為《山居續憶》。加上一個《外公外婆及其他》的副標題， 則是為了區別兩書之不同。
然而，其實說這本書是《山居雜憶》的續篇卻是並不完全恰當的，因為 首先，《山居雜憶》與這本書敘事的人稱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先母是第一人 稱;後者，第一人稱則是我了。因此，兩本書的視角也就完全不同了:前者， 是從先母的視角來看人和事;後者，則是從我的視角來觀察人和事。兩本書敘 事的重點也是不同的:前者，敘事的重點是我母親家 —— 高家;後者，重點則 是我的家 —— 徐家。兩本書敘述的時代也有區別:前者，主要寫二十世紀前半 期的事;後者，則主要寫二十世紀中後期的事。所以，雖然兩本書中記載了某 些相同的人和事，但是因為視角的不同，所記的故事也就會有不同的側重點， 比如，在《山居雜憶》中記朱孔陽先生，主要記他前後娶了三位太太的故事， 而本書則重點記朱先生的生平事跡及與我家的關係;又比如，在《山居雜憶》 中記先母的曾祖母高老太太，主要是記高老太太與我外婆及母親的關係，而本 書則主要記高老太太的生平事跡，尤其是她的諸多善舉和革新精神。正因為如 此，這本書不能光稱之為《山居續憶》，而應有個副標題 —— 《外公外婆及其 他》—— 加以補充說明:這本書中寫我外公外婆及他們家庭的事占了本書的一 半篇幅，但是還有一半記的卻是“其他”。
其二，這本書中實際上並不隻是包含了原來準備放進《山居雜憶》增訂 版中作附錄而後來被刪去的三篇文字，而且也增加了另外的九篇隨筆，再外加 了一個附錄。這是因為我想把本書的“主體”(或者說“主線”)擴大一些。
在《山居雜憶》中，先母敘述的重點是我外公家高家，書中所記的人和 事，絕大部分都是高家的親友和他們的故事。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正 是我母親最熟悉和了解的。雖然後來我母親嫁到了徐家，所以文中也記敘了一 些徐家的事情，但是書中敘述徐家的事情顯然是很單薄、也很簡要的。事實上， 徐家在杭州一帶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家庭，雖然從曆史上來說，不像高家在杭州落戶已有 300 年那麽悠久，但是在談到杭州的民族工商業發展史時，徐家卻 比高家更加重要，因為徐家經營的絲綢業在杭州，甚至浙江，都是很有影響的。 所以，我在這本書中除了選入提供高家背景材料的文章以外，也選入更多提供 徐家背景資料的散文。與高家有關的文字，在本書中僅有〈外公外婆及其他〉 和〈舊事新說〉兩篇，而與徐家有關的文章，在本書中卻有〈三叔祖禮耕先 生〉、〈廿四叔叔〉、〈榆園憶舊〉、〈故園已不再可識〉、〈老李〉、〈雲 間朱孔陽軼事〉和〈我和春節〉等七篇。
這七篇談徐家的散文，可以分成三組:
一組是談徐家創業史的散文，以〈三叔祖禮耕先生〉這篇為主。其實， 這篇散文不光是描述了我三叔祖個人的生活經曆和政治遭遇，更重要的是通過 他，來表現徐家的創業經過和四九年前後的變遷。我想，我們家庭在二十世紀 所遭遇的一切，基本上也可以代表全中國絕大部分民族工商家在這一百年中的 經曆吧。在該文後所加的附錄〈徐禮耕先生之回憶〉，則是一篇更詳盡、全麵、 準確的曆史性材料，不但糾正了我在寫三叔祖一文中所述有關我家發家曆史中 道聽途說的錯誤，而且也可當作二十世紀我國民族工商業發展道路一部生動形 象的曆史來讀。
另一組是談我家在杭州的老宅 ——“榆園”的散文。“榆園”以前在杭州是 一個很重要的園林，從許增於清末建園開始，一直到民初我曾祖父徐吉生先生 把該園購入作為我們的住宅，此園一直是杭州一個名園。僅在清朝丁丙的《武 林坊巷誌》中就有很多條目提到該園，書中還引用了無數與該園有關的詩詞。 可惜，四九年後，該園的大部分建築和庭園都被工廠征用了;九十年代中期， 該園又因房屋改造而被徹底拆除，所以，現在杭州已經很少有人知道此園了。 在本書中，〈榆園憶舊〉和〈故園已不再可識〉這兩篇，就是想用文字在讀者 眼中重建這個曾經與我家有過密切關係而現在已經消失的杭州名園。
最後一組包括了〈廿四叔叔〉、〈雲間朱孔陽軼事〉、〈老李〉和〈我 和春節〉等四篇，通過徐家成員、老友、仆人和有關春節的故事，側重描寫了 四九年新政府成立後直至“文革”結束我家的變化。
所以，本書的第一個“主體”，就是從不同角度提供徐、高兩家不同時期 的背景材料。
本書的另一個“主體”，則是“文化大革命”。實際上，不管是寫高家的兩 篇散文還是寫徐家的七篇散文，幾乎每篇中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篇幅是敘述“文化大革命”的。因此，也可以說，“文革”是本書的一根主線，貫穿了全書每一篇。 其實，這是很可以理解的:有誰能夠敘述二十世紀後半期的經曆而避開這個“史 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
所以，在本書中，除了前麵提到的與徐、高兩家背景材料有關的九篇文 章以外，另外兩篇 —— 〈我和筆友的故事〉和〈想起建東老校長孫泰升〉—— 就是因為與“文革”這個“主體”有關而被選入這本書中的。當然，其實，就是這 兩篇，也還是可以被看作是提供徐家背景材料的文章。
在編輯這本書時，我覺得最大的難點是怎麽處理“重複”這一問題。
我這裏說的“重複”包括了三種不同類型的“重複”:
第一種是本書各篇內容中的重複。因為本書中所選十一篇散文寫於前後 相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段中，又曾分別發表於不同的書報或雜誌，所以在敘 事時不免會幾篇文章都提到同一件事，或者解釋同一個背景情況，比如，寫我 的三叔祖時要說到他的三位太太，而在寫我的廿四叔叔時，當然也無法避免寫 到三叔祖的這三位太太，因為廿四叔叔正是我三叔祖第二位太太的獨生子;又 如，寫我外公外婆時當然不能不寫我外公的經曆，而寫我四歲進杭州安定小學 旁聽時，也免不了要提我外公的經曆，因為我外公正是安定學堂的董事長，所 以我和妹妹才得以破例坐進一年級的課堂;再如，寫我三叔祖時要寫我大家庭 四世同堂的情景，而寫我兒時的春節，又少不得要提及我兒時的大家庭組合， 因為那時的春節正是以大家庭的形式來慶祝的。諸如此類的重複不一而足。要 是這些文章原來就是為一本書而寫的，那麽，第一篇文章中已經談過的事，後 麵幾篇當然可以簡略，甚至不談;然而這些文章纂寫時，本來都是獨立成文的， 而且又寫於不同時候，也發表於不同的刊物上，所以，某些與文章內容有關的 背景資料隻能反複加以交代。現在將這些文章都收在一本書中，讀起來的確會 有一些重複感。但是要是把這些重複的部份全部刪去，每篇文章的結構卻會變 成殘破不全了。幸虧我在校勘時發現，各篇在敘述同一件事時，繁簡往往並不 一致，用詞造句也不盡相同，所以，除了個別地方我在編輯時做了一些刪減之 外，其餘大部分的重複就隻能還照原樣保留了。這是希望讀者諒解的。
第二種“重複”是指本書與《山居雜憶》增訂版中所用某些照片的重複。 這兩本書中提到的某些人物或地方不可避免是相同的，這點，上文已經談過。 而有些人物和景物的照片，目前能夠找到的，本來就隻有一、二張而已，這些 照片在《山居雜憶》中已經用過了，在這本書中是否還要用呢?比如:先母曾祖父母的照片，都隻有各一張而已，沒有第二個選擇;先母的五叔祖高子白的 照片更少，我手頭連一張都沒有，《山居雜憶》增訂本中用的兩張還是網上找 到的，據說是從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某本紀念冊中複製來的;還有榆園庭院的 照片，也隻有不多的幾張，都已在《山居雜憶》增訂本中用過了，...... 。本書 提到這些人物和地點時，要不要重複使用這些照片呢?要是不用，對已經讀過 《山居雜憶》增訂本的讀者來說當然毫無影響，但是對沒有讀過那本書的讀者， 就很不公平了，因為他們讀了文章中談到的人物和地點，卻不知道這些人物和 地點是怎麽一回事。所以，我覺得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重複使用一些已經在 《山居雜憶》增訂本中用過的照片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在挑選照片時，我一 定會想方設法減少重複，在有選擇餘地的情況下，盡量為相同的題材選用不同 的照片。
第三種“重複”則是本書與《山居雜憶》增訂版中部份注釋的重複。同樣， 因為這兩本書提到一些相同的事和人，於是在注釋時，就避免不了有重複的注 解，尤其要是注解的內容主要來自“百度百科”的話，重複就更不可避免了。要 是因為《山居雜憶》增訂本已經注過了，有些人和事就不再作注，這不但會對 沒有看過《山居雜憶》增訂本這本書的讀者很不公平，而且還會造成他們閱讀 上的不便。所以，我決定即使重複也還是要加注。不過好在等我注完全書後統 計一下，發現這類重複的注解實際上並不很多，而且即使條目相同，我也已經 盡量修改了詞句，使重複條目的詞句，甚至內容不至於完全重複。當然，已經 看過《山居雜憶》增訂本的讀者，在看到重複的注釋時，還是可以跳過不讀的。
編完此書，一想，今年出版此書意義還是很大的，因為今年 1 月 27 日 (農曆十二月十八)是先父母結婚 80 周年紀念，今年 5 月 15 日(農曆四月初 九)是先父誕辰 100 周年，而且今年 2016 年，又是“文革”發動 50 周年的半世紀 紀念。這本書不是正可以用來紀念這三件事嗎?
當然，結婚紀念和誕辰紀念都是個人的家庭小事，而“文革”紀念則是關 係到國家和民族的大事，兩者怎麽能夠相提並論呢?不過，不是人們常說“一滴 水能夠映出整個太陽”嗎?那麽，我想，一位個人或者一個家庭的曆史，也是能 夠映照出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曆史來的吧。
徐家禎
二 0 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於澳大利亞刻來佛寺新紅葉山莊
* 注：本書原打算在國內出版，與《山居雜憶》配成一套。可惜與出版公司簽訂合同後國內形勢大變，六年過去了，這本書至今還擱著未能問世。現在決定借“文學城”的園地讓讀者先睹為快，也望大家不吝賜教，多加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