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i zhuangxin
裴莊欣 ，中國美術家協會、 [1] 西藏自治區美術家、攝影家協會會員。西藏美術館籌建委員會特聘外籍專家。 1956年四川成都出生 ，1971年下鄉到西藏昌都，1978年考入四川美術學院油畫係，畢業後重返西藏工作，1989年獲 “美中文化教育交流基金會”
布留洛夫，龐貝末日
465.5 x 651cm，布麵油畫，約1833年
藏於聖彼得堡俄羅斯博物館
4月為雜誌寫的專欄 發上存個檔
47年前在西藏昌都與“龐貝未日”的奇遇
複活節，所有商店都關門，舊金山灣區仍在封城。
在疲憊中睡去，幾小時後，又在疲憊中醒來。加州是美國疫情的重災區，而複活節的寂靜，又為疫情下的城市，增添了一層迷幻般的末日濾鏡。
似夢非醒中，記憶穿越到了半個世紀前。
1973年，我從昌都汽車修理場被調到昌都地委宣傳部，擔任美工，主要的工作，是繪製一批大型宣傳畫，放置到昌都當時唯一一條水泥路兩邊——這條路，從地委大門，穿過銀行與百貨商場，直抵瀾滄江大橋橋頭。
自然不會有像樣的工作室，我的創作，全部在機關食堂的一塊空地上進行。不久，又臨時被借調到文化局，為地區文工團繪製“紅色娘子軍”中的椰林舞台布景。
在江山一片紅的氣氛下，與“龐貝末日”的相遇，顯得尤為奇特。
1972年，從昌都地區車隊修理場臨時借到當地交通廳，繪製表彰大會宣傳海報。
畫家照例是要參與集體學習的，有一天，學習結束後，地區文化局的何淑湘女士找到我，帶來一個意外的消息：地委書記李本信想見見我這個小畫家。我心裏充滿疑惑，但無論如何，還是隨同她一起去了地委大院。
我們走進有人站崗的書記樓，由工作人員領著上到二樓客廳，李書記正坐在客廳中央巨大的棕色真皮沙發裏。
或許是一天下來累了，書記的臉色有些蒼白。他的北方口音聽起來文質彬彬，問起我之前的工作情況，街頭那些大宣傳畫是油彩還是水彩？下雨雪時，會不會掉色？
我用四川話回答說，除個別是油畫顏料加油漆外，大部分是用塑料袋裝的水粉顏料畫的，畫完後，再塗上一層清漆防水。
1975年，背景是昌都地區集會活動的廣場主席台，圖右側為地區運動會繪製的大型宣傳畫之一。
房間很寬敞，茶幾上堆著很多文件，立式取暖電爐上鑄著外文字母，在冬日裏一陣陣傳來燥熱。我心裏琢磨著，李書記大概懂一點藝術吧。
從藏式大落地窗中望出去，正好能看到地委大院後邊，用土牆圍起來的地委機關菜地，種著昌都當地少見的蘋果樹。
就在一年前，我還是汽修場學徒工，盛夏夜間，多次翻進這片園子，偷摘澀酸未熟的青蘋果。摘回來了才發現難以下咽，最終大都切成片，放在窗口曬幹了吃。
幾次三番，也難免有險些失手的時候，我和夥伴甚至用旁邊的蓮花白葉子把腦殼蓋起來，才躲過一劫——那個每月10塊錢工資、一切憑票供應的年代嗬！
1973年，裴莊欣在獨立工作室。工作室麵積2米乘3米，背後牆上有兩張水粉顏料臨摹，左邊是提香名作《基督與猶大》，右邊是俄羅斯畫家阿爾希波夫《洗衣婦》，上方則是四川畫家李煥民所作藏族題材套色版畫《初踏黃金路》。
短暫的交談，氣氛友好，其間被電話打斷了一會，李書記一邊接聽，一邊順手從書架遞過來一疊印刷極為精美的中文版蘇聯畫報，竟還是那一年的新刊物！
彼時的西藏，仍處在特殊階段，做夢也想不到，有親手拿到這種真正的“修正主義刊物”。
這激起了我莫大的興趣，抓緊翻閱還不算完，臨走時，我厚著臉皮請求借了其中有油畫作品的兩本，小心翼翼地抱回了由廚房改造而成的袖珍畫室。
其中正有《龐貝末日》這幅經典之作。
1827年，俄國畫家布留洛夫赴龐貝遺址考察，這是一座在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時被吞噬的羅馬古城。站在這自然的廢墟上，布留洛夫腦海中浮現出動蕩的祖國——
火山爆發的瞬間，天崩地裂，宏偉的建築即將潰崩，雕像將從屋頂傾落，喪魂落魄的人群忙於逃命……畫家表麵上畫的是龐貝末日，實際上暗示著祖國的曆史變遷，左麵亮區那位頭上頂著油畫箱的年輕人正是畫家自己。
《龐貝的末日》完成於1833年，1834年在意大利米蘭展出時轟動了整個社會，爾後赴巴黎震動畫壇，最後回到彼得堡，表明俄羅斯美術的凱旋。普希金說它是“俄羅斯畫壇的初日”，果戈裏莊嚴宣稱它是世界性的創作，創作的思想“屬於我們世紀的最完善的趣味”……
1976年，裴莊欣與身後的昌都縣全景。左上方山坡為經曆上世紀中葉滄桑後的強巴林寺。
這當然都是後來了解的了。半個世紀前，在西藏昌都，撫著雜誌那單薄而光潔的紙張，我隻感到畫麵中巨大的衝擊：龐貝城在狂暴自然力襲擊下即將毀滅的慘象，以及死亡威脅下的恐懼。
然而，驚慌失措中，人們尚未忘記扶老攜幼，仍然用身體來保護他人，相互關愛，這些崇高的道德依然流淌在我們血液中。正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兩種創作手法有機的結合，才塑造出這極具視覺震撼力的不朽巨作 。
裴莊欣，殿堂
布麵油畫，約完成於1988年
西藏美術館收藏
布留洛夫的這幅作品，沒有主角，所有人都是曆史的參與者，所有人都強烈地感覺到不可避免的變遷與震蕩。
時至如今，我們又何嚐不是如此？
半個世紀以來，我畫過無數次高原的生活——有普通民眾的平靜與歡樂，也有特定群體在特定曆史環境下的莊嚴與悲哀。但無論如何，理想和浪漫情懷，始終是我創作中一貫的核心元素。
在《殿堂》等描繪朝佛人群的大尺幅作品中，或許始終浸潤著《龐貝末日》的影響——那種宏大敘事與戲劇性構成中深含的，對信仰的敬意與悲憫情懷。
基督複活之日，傍晚冷風中，灣區飄起了小雨。我聆聽著波切利在空無一人的米蘭大教堂門前留下的歌聲，它安撫著亡靈，祈禱著現世平安。我遙想著，維蘇威火山下眾生早已抵達天堂，昌都地委大院的蘋果樹此刻也該是開花季，李書記、何女士如今又在何方？
更徘徊於心胸間的，是往昔邊疆那個精神、物質匱乏的年代，以及與《龐貝末日》的奇特緣分……
我們崇敬著過去的大師們，也再次審視那個青年的自己。
#Tibet mem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