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澳夢子
澳洲早期華人的故事
本來是在整理早期澳洲華人的中英文地方翻譯的資料，當補充堪培拉資料時也就查了一下，覺得有點意思，就利用休閑時間些了兩篇。轉眼間又想到北京的城市規劃，畢竟京城之外這幾年的洪災有點慘，於是思緒又拐了個彎，去查梁思成的北京城市規劃去了。這種情況，我是常有的，故而涉麵較雜。這一查，算是弄明白了一些事，過去我們所得到的信息片麵到使我們完全不清楚曆史的真相。或許這僅是我個人的解讀，然不妨說出來供參考。
明清兩朝的就不說了，網上簡介的不少。明朝奠定了北京的格局，清朝則變化不算太大，都是皇權，主要是圍著故宮的政治中心予以鞏固和加強。
清末的新政改變了許多東西。原六部都在現在的天安門（包括兩側範圍），或許皇帝早朝時見的官員多是六部的主要官員（故而這些人就不得不在居所選擇範圍有所限製。恐怕後來的機關午睡時間的安排早就有了（趕早朝在清晨，到中午可累死了；手上的工作卻接連而至，又沒有下午休班的可能，所以午睡小睡再繼續）。
清末新設的外交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名頭夠大的了，除由一位親王負責外，其它官員都是軍機大臣大學士尚書等兼任，連章京（書理文書）都四五品的官）。然其辦公的地方卻是條胡同（東堂子胡同49號），原為大學士賽尚阿的府第。現在降格到變成公安部的人民來訪接待室，恐怕隻是使用前麵的一些地方，後半段歸誰使用就不曉得了。
原戶部改成度支部則搬到現在的西城區白紙坊街23號。這個地方有點怪，離故宮更遠了，也變成大廈林立的地方。
白紙坊街原為馴養大象的地方，故清末所籌建的資政院也選擇在這，後來變勝南京政府遷到北京時的眾議院所在。資政院類似現在的“政協”，表麵上權力很大，但議決的事都得“具奏請旨裁奪”。議員100人，故資政院辦公大樓請德國人庫爾特﹒羅克格設計。誰料大樓剛打好地基，辛亥革命爆發。當南京政府遷到北京時，仍委托庫爾特﹒羅克格團隊（除他本人外，另有8名歐洲設計師及5名中國設計師協助）在原資政院地盤設計民國政府國會大樓（見北京晚報2017年4月12日“北京新華通訊社院內 隱藏著清詔末期的資政院”）。
之所以提到這事，是因為庫爾特﹒羅克格的設計原是仿日本國會樣式。當然外國人參與中國的城市設計早在圓明園時就有，不過那隻是皇家的事，與公眾有關的是在庫爾特﹒羅克格開始。
北京第二次由外國人參與城市設計的是日本人在1937年日軍扶植江朝宗的“北平地方維持會”，該會後改名北平政府，汪精衛民國政府成立後又更名為“華北正務委員會”，原址在現中南海西北部，管轄範圍僅在內城﹑外城及附近郊區（見北京日報2019年1月22日“北京，北平，北京”）。日軍占領北京後則擬建它的管理機構，也就有了“北京都市計劃大綱”的出籠（見王亞南“日偽時期北京的城市規劃與建設 1937 － 1945﹝上﹞”）。當然，日本人對中國的都市計劃不僅限於北京，其它占領的地方也有。在這個角度看，日本人已不是占領，因為“占領”的詞意僅是在短時間，都市計劃已是“侵占”的了。故而日本侵略中國是板上釘釘，逃不了；當然這是當時的日本，與今天的日本人民關係不算太大，能記住就成。倘若將曆史上的“侵略”一一背負，沒有一個民族能承擔得起；新的侵略除外，要不然新賬連舊債，該怎樣算？
“1945年抗戰勝利，北平光複後，北平市工務局於1947年組織對日本侵略者製定的《北京都市計畫大綱》（1938年）進行修訂，部分道路線形略有調整，但就道路網布局而言，與日本占領北平時期製定的規劃方案較為接近（見圖2）。後續發展中，由於受到解放戰爭影響，修訂後的北平市都市計畫方案中道路交通係統規劃設想也未能付諸實際建設行動”(李浩 劉思宇 “北京“環形+放射”道路網布局成因的曆史考察”, 《城市交通》2023年第2期 )。
第三次北京的都市計劃是“在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供給部在進駐北京後就委托梁思成組織清華大學師生設計中央領導人在西郊新城區的住宅規劃。當年5月8日至6月13日，中共接管的北平市政府在召開都市計劃座談會，邀請華南圭、梁思成、劉致平、朱兆雪等專家與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有把北平轉變為生產城市、建設西郊新市區、改善城門交通以及城區分區等：梁思成後來回憶自己當時不是很理解生產城市的意義，在會上指出北平不具備重工業條件；座談會上討論最多的還是建設西郊新城區的議題，華南圭、梁思成和曹言行都提出以現代規劃學說改造西郊新城區，梁思成和曹言行二人也正對西郊成為政務區之後的規劃提出設想，最後時任北平市長葉劍英和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也支持建設西郊新城區的想法；會上最後決定成立都市計劃委員會。5月15日，在北海畫舫召開籌備會議，5月22日北平都市計劃委員會正式成立，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員會委任建築局測量西郊新城區，並授權梁思成帶領的清華大學建築係團隊設計規劃草案，直到8月份華南圭還在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上重申新城和舊城並立的主張”(見維基百科“梁陳方案”)。
梁思成的回憶在都市發展的藍圖上說對“當時不是很理解生產城市的意義”是走偏了，隻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並不理解未來的北京會是怎樣，否則就不會出現改革開放後將重工業遷離的事了。
事情的轉接點在“1949年9月16日蘇聯專家抵達後，蘇聯專家的方案逐漸壓過了原先的西郊設計方案”。恐怖的是“北京市政府邀請的以莫斯科市蘇維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為首的專家工作組來到北京，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М. Г. Бара?нников）在當月參照1933-1935年《莫斯科重建總體規劃》作出《關於建設局、清管局、地政局業務及將來發展和對北京市都市計劃編製建議》的報告，後續蘇聯專家團還提出《關於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議》”（見維基百科“梁陳方案”）。
下麵是蘇聯專家工作組提供的設計：
巴蘭尼克夫方案提出要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建設新的行政區域，在天安門廣場南側新建行政建築，圖中粗黑線所示為政府各部門的新建大樓。“巴蘭尼克夫對於長安街設計中的一些細節，如房屋層數等，也有所強調。“對這條大街必須作成很好的設計，不僅注明行人道和樹林，[還]要將建築房屋的層數注明。我們蘇聯在設計大街道時，就這樣作的”（ “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建議在具有曆史性的天安門廣場附近建設新中國的首都行政機關（1949）”，http://www.360doc.com/content/24/1025/22/56845366_1137638558.shtml）。在某種意義上說並沒有新意，隻是將過往曾被分散的政府部門猶如滿清時代的六部在天安門前，僅是改變了方向來一字排開，占更多的地方來適應新的需要。假如實施了的話，所有粗黑線後麵肯定會變成這些部委的家屬樓最佳位置。
“在11月14日的會議上，梁思成和陳占祥都表示不支持蘇聯方案”，反對的理由是“蘇聯方案沒有獨立的行政區域，而是將15萬行政人員分散放置在市區中，長安街兩側都布滿政府機構，勢必造成主幹道擁堵，而且還將這些人員住宅安置在西郊等新城，造成通勤距離過長”。 “根據陳占祥回憶他當時指出在舊城新建行政中心將會增加舊城負擔，應該效仿大倫敦計劃保存舊城、疏散人口，統籌城鄉發展，而蘇聯專家僅僅響應城鄉矛盾應該用社會主義建設來回答，屬於將來的問題；梁思成則認為不能立刻決定中心區在新城區還是舊城區；蘇聯專家團團長阿布拉莫夫則堅決認為應該在舊城區建立行政中心，並稱已獲彭真轉達的毛澤東指示，還指責如果另建新城就是不承認舊城130萬人對政府的價值，北京基礎設施完善必須加以利用” (見維基百科“梁陳方案”)。梁思成和陳占祥有見於此，“由梁思成負責文案、陳占祥負責設計，1950年2月《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成稿，二人自費複印100份，報送中央及北京領導”。
梁陳方案中是這樣設計的：
從圖中可見，該規劃是有點大了，但“在最後一部分提出分步發展西郊新城”，也就是說，他們是考慮到建築成本的問題。事實上在1950年初中央負責人及各各式各樣的單位已分別進占中南海及各類王府之類的優質房屋。假如在1955年前能分期分批地將新的行政區域建成，然後陸續將這些被占用的地方騰出來，今天北京的曆史文化遺產更豐富及更完整。
另外，“據時任彭真秘書馬句回憶當時的領導人其實早有想法，聶榮臻在蘇聯方案剛剛出來就送報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拍板以蘇聯方案為設計指導，確定以舊城為行政中心” (見維基百科“梁陳方案”)，毛澤東的意圖是怎樣，現在是不清楚的了。還有一點的是“1950年同時朱德提議改日本人的西郊新市區為「軍委城」，軍隊自行規劃設計，至年底軍隊全部進駐，這一地區最終全部變成封閉的軍委大院，原先的西郊新市區方案也不再合適” (見維基百科“梁陳方案”)。
問題出來了，現在軍委多集中在香山附近，假如將軍隊全部進駐的地方改在下圖紫線的範圍，既不影響北京的城市設計，也能更好地保護北京的安全。更甚的是軍隊駐在永定河側，必需沿線建築安全的河堤，永定河泛濫也影響不了北京。
對北京城牆被拆是現在太多爭議的話題，與梁思成關係不大，因為他“在三視教育運動、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梁思成作為留美背景的知識分子開始卷入各種政治反省、檢查，再加上違抗服從蘇聯專家的政治不正確，因此基本退出北京的都市計劃工作”了。而拆城牆的方案是華攬洪（華南圭之子）提出的，他在1952年春剛剛歸國，時逢中央在籌備一五計劃。“華攬洪在保留城牆問題上爭論激烈，陳占祥反對拆除城牆的做法，所以兩個人分別做方案，後來毛澤東指示要拆城牆，上級也召開座談會，在會上指責保留城牆的主張是「階級情感的問題」”(見維基百科“梁陳方案”)。
真正而言，問題出在“政治正確”。 “梁思成則因其保護城牆等文物古跡、抵製全麵改建舊城、「倡導大屋頂」等主張與當權者齟齬不斷，毛澤東在1955年直接指示北京市委對其批判，其建築思想被打為「唯心主義、複古主義、形式主義」，在都市計劃和文物保護方麵的主張也一並受到駁斥，梁思成本人此後不再接觸都市計劃領域”。 直接參與北京城市規劃的人沒有幾個幸運，“1958年《北京市城市總體規劃》受大躍進影響才徹底決定拆除城牆，規劃編製者之一的陳幹將梁陳方案稱作「來自『右』邊的幹擾」。北京市委另起爐灶的做法也受到梁思成、陳占祥和華攬洪三人的怨恨，三人在都市計劃委員會會議上向北京市委秘書長薛子正直陳不滿，也為他們在反右運動中打成右派埋下禍根，意見相悖的陳占祥和華攬洪還被打成了所謂「陳華同盟」，陳占祥數度想要自殺，華攬洪則在1977年舉家遷居巴黎” (見維基百科“梁陳方案”)。
北京的硬傷不僅僅城市總體規劃，水庫的設計及泛洪區域的人口控製都是問題，。正如香港大學副教授朱濤則“不認可梁陳方案可以解決古城破壞和城市病問題，北京市政府在建國初期的規劃發展中並沒有完全采納蘇聯方案，也有兼顧多中心發展的原則，並且最初政府機關規模並不大，但黨政機關日益擴張和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都可以憑借強大的政治權力輕易僭越理性構造的都市計劃指針，再加之90年代以來快速發展的房地產建設更是打破了北京古城保護和基礎設施建設之間的平衡，才是導致今天北京各種城市問題的源頭” (見維基百科“梁陳方案”)。
盲目推崇前蘇聯的經驗，是“政治正確”的一環。下麵的一本書由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書中封麵用的外文是俄語。手上另外一本書是“實用磚工程建築詳圖”，由莊秉權及徐錦華合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在1959年出版，書中大量引用和參考蘇聯書籍，並在“序”中聲稱尤應深入了解蘇聯的先進經驗，“能引用革新技術來完成大建設任務”。可想蘇聯經驗一直影響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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