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爾本的報紙“Herald ”在1863年8月17日第4頁有一篇文章,題目是“THE CHINESE IN VICTORIA: KONG MENG”,一開始就這樣說:“PREJUDICE, one of the fiercest and often the most obstinate of human sentiments, is but short-lived, when the experience of common life is brought to bear upon it. Thus, in Australia, it needed only familiarity of acquaintance with the objects of an unreasoning antipathy to actually reverse the position they occupied in public estimation”。
是的,偏見是人類最激烈、同時也是最頑固的情感之一。但從日常生活的經驗來看,有些偏見是短暫的,例如在澳洲隻要對那些毫無道理的反感的對象熟悉起來有可能產生改變。
文章中舉了德國移民為例子。德國人從1838年開始移民到南澳,當時的大多數英國殖民者對極為反感,並指證德國人是肮髒、卑鄙、貪婪的人;然而在15年後德國人的素質卻成為澳洲社會最有價值的組成部分之一,因為德國人表現出來的善意和德國的蓬勃發展讓人欽佩。當然,在澳洲的德國人因兩次世界大戰而曾在澳洲被當作敵對國家的人民而被隔離;甚至到今天我仍看到受兩次世界大戰而受害的其它歐洲移民對德國移民的後代所產生的抗拒(我有兩個朋友是德國移民後代,因受不了鄰居對他們的態度,最後出售了自己的房子移居他處)。
在澳洲我也有早期從意大利移民和希臘移民的朋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移民來的,他們都曾有被排斥過的生活經驗。
然而到了今天,他們盡管並不是澳洲人口的大多數,但在澳洲的主流社會中受到尊重,從地方政府到國家政府都有他們的後代成為議員。當然,有一點與華人是不一樣的,近數十年已很少從這些國家來的新移民,老的一輩及其後代都溶入了澳洲社會。
感到受排斥的不獨是華人,還有越南移民和黎巴嫩移民,印度新移民的感覺會怎樣就不大清楚。然而隻要是近年來為主體的國家移民,都總會有受排斥的感覺,或輕或重的區別而已。
即使是華人,新舊移民間有隔閡,甚而宗族鄉黨間也有隔閡。激進一點是左傾盲動主義,或者是右傾主義;假如消極一些“家事國事﹑關我屁事”則更慘,“打倒中間主義”又來了,又或者成了韭菜被割了一次又一次。有人受不了,幹脆上山參禪修道去也,卻怎樣都難成仙變佛。縱觀澳洲的華人史,早年是逃難求存,後來是被綁架“革命”,最後是被“帝國主義剝削的奴才”,難怪讓人看不起。當然,有錢奉獻的時候,是“愛國”的,至於甚麽時候會頂上“賣國求榮”或“窮困潦倒在異鄉”的罵名,就不知道了。於是乎,人人都是表麵的愛國者,卻不曉得也在哽“人肉饅頭”。牢騷太多防腸斷,更不是人了。
前段日子有人在澳洲旅行時,看見旅遊點上寫有“Chinaman"的字眼,於是乎抗議澳洲辱華。假如直譯“Chinaman"是“中國男人"的中性詞,偏偏有人譯作貶義的“中國佬",意中挑刺起糾紛。澳洲“Chinaman"一詞出現在1835年前後,後來在報刊上出現多是指犯法或道德不良的華人,正常情況下使用的是“Chinese"。反過來說,“Chinaman"用在犯法或道德不良的華人身上而我們在抗議的話,我們是否在縱容或包庇罪犯?
在早年澳洲報紙上尋覓“Chinaman"一詞時,也發覺有“Frenchman"一詞,暫時還沒有看到“Dutchman"之類的。
“非我族類,其心必誅”是百多年前常見的語句。何謂“族類”,客家算不算?漢族之外算不算?老實說,今天的漢族中有混合了多少已消失的民族的血脈?在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時,潛意識中是否有“大漢”的心態?
任何國家或民族在長久的發展過程中,都逐漸形成自己的文化及風俗習慣,無論是自願或被迫與其它文化及風俗習慣相處,都會有抵觸及融合的過程。隨著時間的逝去,此消彼長則視乎當時的曆史條件來決定;分分合合也是正常的現象。說到底,“種族歧視”一詞與“效忠”有關,海外華人更麵臨雙重效忠的困境。回顧近現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三國際”的解散及戰後工運的低迷,無不與雙重效忠的困境有關。
有點奇怪的是,其它國家的移民在澳洲似乎沒有強製性的輿論壓力,華人在這方麵是獨領風騷。當然時下並非至極,清末時才叫瘋狂,周漢的“殺豬射羊圖”算是代表:
假如無辜因國籍或種族而受到侮辱的話,說不定是前人或某些人的瘋狂而導致的結果,那股無名火窩在心上,卻無由發泄。要不走法律,或者說句“誰幹的找誰去”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