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這個民族，病了，病得不輕，得動大手術才行，即換個頭。

有道，這個民族，病了，病得不輕，得動大手術才行，即換個頭。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歐美的馬克思主義變成了蘇俄的共產主義，更進一步變成了斯大林治下的古拉格群島。拉長了焦聚看，這仍是個歐美內部的調整，即家雞打得團團轉。

 

列寧的書，《哲學筆記》《經驗主義批判》《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等，乃至斯大林的書，都是洋腔洋調，三觀的底色，是歐式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是拿著蘇格拉底伯拉圖的斧子，歪著砍。

 

所以普京再三講，我們和歐美是一家，一筆寫不出兩個弗拉基米爾，打斷了筋骨連著肉。俄烏開戰的普京演講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和共產主義共產黨劃清界限。

 

當今天下最扯的，是中國成了老二，美國人沒人鬥找上中國人來鬥。完全沒有章法可言。

 

中國明白點的人稱大陸為天朝，東大，大號北朝鮮，即八國聯軍到了，八國聯軍撤了；五四運動來了，五四運動去了。中國人繼續洗洗，睡了。鬥轉星移，開心就好。，

 

在歐美這兒呆呆，那兒瞅瞅，張愛玲感到了“隔”，但隔著，也適應著，在其中過日子著。胡適也覺得隔著，可不安，搞傳銷。看上去，胡適很吃得開，玩得轉，其實安靜下來的胡適之，在和張愛玲談文學時，明顯地有著隔不是，不隔也不是的尷尬。他的“業”力不夠，不能像張愛玲那樣，隔著，也安靜著。

 

自己呆在歐美的經曆，使知，中西之間不是差距，也不是差別，而是完全兩碼事，沒有可比性，沒有可同日而語之處，有如荷馬史詩和詩經，有如《對話錄》和《論語》，有如奧古斯都和秦始皇，等等。

 

清中葉至民國之間的發生，是中國的抽搐，發癲癇；解放了，文革了，改開了，是犯二。魯迅入世開筆就是《狂人日記》，其實就是寫了本神經病患者病曆；繼而寫《阿Q正傳》，其實也是本神經病病曆，“精神勝利法”，是典型的mental problem。

 

大陸人其實也有這種自覺。改開開始不久，各地學潮學運不斷，不久就被說成是“青春期騷動”“荷爾蒙過剩”；六四時，北京市民同情學生的話是：“都是些孩子”，即不高興很可能是鬧“下床氣”，亢奮了，“得找個地方宣泄”。現在則“躺平”“我們就是最後一代”地玩躺平。

 

這不是曆吏，而是病曆，是“奶奶，你是不是給氣糊塗了？”當來顆“速效救心丸”

 

兩會，一人台上讀，大家台下搞校對；監視器下摁選舉鍵式的世界上最高級的民主；一行老頭走出來，配有專門的樂曲….. 正常人，沒這樣開會的，“二”才會。

 

秦一世，二世致萬萬世，是老財產的理想。真的就實現了，漢唐宋元明清蔣家王朝，共和國，又變回無限任期製，這不是曆史的堅持，而是該族裔患上了偏執症。

 

中國想和美國做夫妻，吳瓊花結婚，抱的是個假娃娃。（《紅色娘子軍》故事片劇情）美國找著和中國鬥，是大人閑著沒事幹，耍逗耍逗小把戲。難道不是嗎？

 

走進“大都會”，佛羅倫薩博物館，盧浮宮，想想琴棋書畫，哪兒對哪兒啊？香蕉人屋簷下和文學城中，宛如聖經對著山海經。“絕望以致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老實說，是種狂想症。正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群同胞滿著哈喇子圍觀日本人砍同胞的頭的“國民性”的改造，不是曆史，思想研究的題目，而是心理醫生的活。難道不是嗎？

 

有道，這個民族，病了，病得不輕，得動大手術才行。

 

即換個頭。

 

在此技術沒達到之間，為當個正常人計，就先潤了吧，“去異地，找異人”，過正常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