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會個中文,不說中國說個啥?這是命。胡蘭成就是。但,一半當真,一半當玩,他說出了釆,也說出了趣。木心也是,一大半當真地看,一小半當美的看,寫出了詩,說出了智慧。他們告訴:命,沒折。運,小折騰一下下,可以的。
黑格爾“那裏一片漆黑,沒有曆史,隻有重複”的壁上觀,不,是鬼佬觀,宇宙觀,沒法有。可“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著曾經和過的軀殼。待再經若幹歲月,又當化為煙埃,並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這般的殺時間,可以做做的,無聊的,但“聊”勝於無。
“希望之於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魯迅)和“生命的最大的意義,就是沒有意義”般的三觀,僅憑隻會中文,是悟不到的。但可以聽信。就是這個命,就有這點“運”,不服不行。
這是會外語人比隻會中文的人厲害之處。他們有“普天之下”之外的見識,有peter, Lisa 的朋友圈。自己有個海外同學群,一半英文,一半中文,明顯得天高地闊。
張愛胡說,張是淩駕的,俯視的,她會英文;胡就是個之乎者也,外加北伐抗戰,扯。
魯迅往往隨便的三言兩語,便是到了網絡社會的今天,仍讓人思考不已。他是個一段時間不穿和服,不說日語就不爽的人。
車同軌,ok! 統一度量衡,ok! 造長城,Ok!書同文,卻把中國和這裏的人坑慘了,弄殘了。這才是真格的中國長城。使小國寡民至今,清零,全民核檢地雜耍。這事過了,以後還是這般,信不?單用漢語想,能想出個啥?日本人早明白,造出假名,去搞全盤西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是魯迅指出的路;“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是過來人的經驗;“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是自諸子百家以來最中聽的中國話。
張愛玲的活法,是這裏的三皇五帝到如今的獨一份。《傾城之戀》《小團圓》《金鎖記》裏的人生,在《離騷》《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呐喊》《活著》中看不到。儒釋道,她一門也不門,因此她有了“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胡蘭成那兒是半殭半活,有如他的書法。
說中醫來思的人說,中國人多少年來就是靠中醫治病的。誠然。但治了嗎?賈寶玉說的冰糖梨子煎水之方,喝了,解渴,是一定的。西學使知還會增加糖份。總在想,這樣的醫其實是哄哄玩的,有它,死一億,沒它,死十千萬。千千年來,病好了,靠自癒;病死了,那是命。九成是這樣的。
這般情形,延及文學,好像。字一寫得麻溜,家國就成筆下常客。《春秋》使亂臣賊子懼;《詩經》讀出坐懷不亂的變態的思無邪;前腳剛剛送出密報“調禁軍於南門外”,轉身卻說“半部《論語》治天下;“童子何知,躬逢盛筵”,不放開肚子吃喝,偏“襟三江而帶五湖”的掰;硬把《傷逝》的小確幸,小歡喜,悄悄話,讀出個性解放的號角聲;張愛玲不睬這一套,百十年文學史就集體裝死,對她玩人間蒸發。
這裏的文學,要不是帶點文采的藥方子,要不就是拚文字功夫的藏頭詩。諸葛亮哪裏是個人,就是個智力競賽的三國版;“小喬初嫁了”,就沒了,除了“小”,其他的呢,譬如三圍什麽的,就喜歡扯“檣櫓灰飛煙滅”;魯智深多有趣,金聖歎偏讀成趣的範兒;單怪毛主席把《紅樓夢》當封建興亡史讀,不公。曹雪芹下筆就是“白茫茫大地真幹淨”,能叫人怎麽想?
看不到街頭巷尾的活人生,偏盯著“習近平為什麽會在舷梯上滑了一下;五四以來,舉國哄,就一個女人說吵死了。這哪是文學?這是給兵馬甬分類,編碼;編方隊,走正步,通過主席台。
王安憶解析張愛玲說,她生在末世,所以….. 咱生在建政之世,所以……有人將她和張愛玲比,她說不是那麽回事。王安憶寫上海的家長裏短是“時”尚;“解放後”是她文學的鋼印名片,所謂“解放後的文學”;張愛玲寫的上海,管都不管時為何。不東張西望,活自己的喜怒哀樂。
白活了,或活不準,從而不知道說個啥,說《活著》的,就是給人讀得像翻變天賬,這是讀中國文學之拗。虧得有《野草》《小團圓》,寫到了人本身。
如果有人問: 重度憂鬱症與癌症, 哪個難治?
我答: 重度憂鬱症更棘手.
這樣的回答, 馬上會引起很多很多的質疑.
可是, 我的回答, 是基於工作經驗和個人分析, 不是定論或標準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