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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的上海,空氣中彌漫著混混沌沌、紙醉金迷的淪陷氣氛,20歲出頭的張愛玲,卻在這樣的時代中尋找著“優美”。
其時日軍已經侵入上海,在租界之外燒殺搶掠;租界內也不太平,間諜、難民、毒販沆瀣一氣。
身處這樣的時代,救亡圖存自然是一等大事,後世藝術家所濃墨重彩的,也是這樣的上海精神。
然而張愛玲卻並無儒家的救世情懷,與道家所鍾情的自然山水也相距甚遠,她始終屬於市民的情趣,喜歡聞汽油味,習慣於在電車的叮當聲中安睡。
盡管她對那個捉摸不定、變化無常的時代有著比常人更加敏銳的把握,她說“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但她並不因此想為時代承擔什麽。而是去發掘人生中“安穩”的、“優美”的一麵,在亂世中充分享受人生。
她的人生哲學是:“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
張愛玲是深刻的,她悟透了人性中的荒謬和虛矯,但偏偏不像魯迅那樣以激烈的方式將之表現出來。
議:在談及魯迅和張愛玲的文章前,總會覺得,不是什麽人都可能評價的。看不清看不準他們時,止於看,別開口,不行嗎?
“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抄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麽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這段話,三十以前,略過。五十之前,稍頓。之後,讀了又讀。
《野草》,當散文散文詩,直讀到討厭自己太文藝了時。原來它是一個孤獨極了的人的自言自語,讀出這個意思,《野草》如敬亭山,對著它,呆呆的。
自己是網上偶然遇見張愛玲的。鄭振鐸劉大傑的文學史裏,沒這個人。自己小圈子裏的,近年來,才聽到提及她的,而且總是圍著她和胡蘭成的種種。
打開《傾城之戀》,延及《金鎖記》《小團圓》,她的隨筆,《赤地之戀》《秧歌》 。
文學史用一整章說魯迅,不過。也應當同樣地說張愛玲。以為。就像也當勻出一節給木心,也當予胡蘭成的文章同樣的待遇。
救亡圖存,是集體意識,或曰意識形態,是中國百十年來的朝野大外宣。
魯迅被它從尾巴胡同裏拉出,去寫“遵命文學”。寫完之後,在《野草》裏自言自語,孑孓相吊,許廣平也沒能打岔多久。在這裏,看得到的不是魯迅,而是周樹人,對周圍的所有一點興趣也沒有,都是別人玩剩下的。在日本所經曆的,是眼下的中國再來個一百年也不見影的人物和精神。於是,上班混日子,下班抄沒意義可言的古碑。老去,死掉。
張愛玲,天生於“變局”之外,從頭到尾活自己,自己活。讀張愛玲,會“哦,原來是這樣”於心深深處。
曆史潮流,是最漠視個人的。茫茫九派,十四億落湯雞。卷到海外論壇,不也成了離岸沙灘,談書法,也被當作“正能量”來量。
中國那裏最怕的就是記不得它了。下班後魯迅走進尾巴胡同,舔筆抄古碑時,中國被扔到九霄雲外。幹我啥事?張愛玲筆下的裏弄,張媽李嫂,有中國藉?
胡蘭成,做不到。《今生今世》已然捎上中國地扯,《山河歲月》,的哥般地使足勁掰。但卻是生花妙筆,知是扯,就是愛看。
木心,也做不到。置身紐約,如在上海。想把種種說出共和國時代,可說說說說,又回到其中。他的看點不是他寫畫說的,而是他穿的,他的身姿,雖是有意擺拍,但確是能
從中見到他自己有自己的庭院。不大,自己搗斥的。
做個對中國的事情壓根就沒興趣的中國人,難得隻見過魯迅和張愛玲。從康梁變法到共同富裕,這般比無聊還要加上望呆不怕久才能看上幾眼的“炒冷飯”,TMD,居然就隻有這兩個人不當回事!
中國從來不待你玩,從來。理應如此。是你扯上中國玩的。理所應當嗎?退幾步回頭看看這幾百萬平方公裏,要不是魯迅張愛玲在,就是個芸芸吧?韭菜吧?打卡吧?
愛玲說: 既然被看穿, 就不能對你置之不理了.
男人站了起來, 頭發麻, 心發怵, 手足無措.
愛玲不慌不忙, 冷冷地拋一句: 我的私心私念若然聲揚出去, 就算不傾國, 也傾城的呀.
古今如雲女子, 張愛玲, 一個守候旗袍, 以文字喂養靈魂的女人, 看她, 會止不住想, 若不讓說, 我憋得難受.
讀魯迅, 止於看,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