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力範圍的回歸

當俄羅斯總統普京2014年非法吞並克裏米亞時，他是在測試所謂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看看西方會在多大程度上捍衛這一美國二戰後製定的秩序。吞並克裏米亞未受懲罰的俄羅斯總統普京變得肆無顧忌，於2022年2月進一步入侵烏克蘭。俄烏戰爭不僅僅是一場地區衝突：它迫使歐洲考慮其對美國的依賴，讓美國重新評估其對外國的安全承諾，使中國大陸成為俄羅斯支持者，並使遠離俄烏戰場的國家嚴肅地考慮其國家未來的命運 - 如何平衡與交戰大國的夥伴關係？ (下圖 KNOWLEDGE AT WHARTON/futuribles/Tyler Rumple) 

在冷戰結束後的二十年裏，這些問題中的許多似乎不那麽重要。蘇聯的解體大大減少了西方對另一場世界大戰的恐懼，這種恐懼曾經導致西方領導人容忍蘇聯在中歐和東歐的勢力範圍。西方的冷戰勝利給政治領導人和分析人士帶來希望：多邊主義和實現集體安全的努力將永遠削弱零和地緣政治競爭的相關性。但在2008-9年全球金融危機對西方經濟體造成損失後，普京鞏固了在俄羅斯的權力，中國大陸的全球影響力迅速擴大，地緣政治迅速開始恢複到一種更古老的、以硬實力為基礎的動態。大國再次利用其在軍事力量、經濟杠杆和外交方麵的優勢來確保勢力範圍，即一個國家在不一定行使正式主權的地理區域內對其該地理區域施加經濟、軍事和政治控製。

盡管我們並未麵對世界大戰，當今的地緣政治格局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特別相似之處 - 當美國總統富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在歐洲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現在各大國正尋求通過談判建立一個新的全球秩序，就像盟軍領袖在1945年舉行的雅爾塔談判中重新繪製世界地圖時那樣。如果普京、美國總統川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達成非正式共識，認為權力比意識形態更重要，那麽他們就是在效仿雅爾塔，決定他國的主權和未來。在雅爾塔會議上，政權類型 - 兩個民主國家與一個專製國家 - 不阻礙利益攸關方就共同利益討價還價。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北約和歐盟等多邊機構將被邊緣化，小國的自治權將受到威脅。川普與普京就俄烏戰爭進行的談判，以及歐洲其他國家，包括當事國烏克蘭被排除在關鍵談判之外的現實，非常生動地再現了硬實力說話，“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原則的回歸。

在過去的二十年裏，推動強權政治回歸的國家 - 中國、俄羅斯和美國 - 都是由信奉“讓我們的國家再次偉大”的人掌權，這絕非偶然。這些領導人對他們自認為的國家當前的受限地位感到憤憤不平，渴求恢複想象中的更自由、更輝煌的曆史“盛世”。這種比較產生的強烈反差助長了這些民粹領袖的信念，那就是他們國家的救贖隻能通過行使硬實力來實現。控製和擴大勢力範圍似乎恢複了一種衰落的偉大感。對中國來說，僅收回台灣是不夠的。對俄羅斯來說，烏克蘭永遠不足以實現普京關於俄羅斯在世界上應有地位的願景。美國則開始考慮吞並加拿大，拿下格陵蘭。那麽，中、美、俄真能遂願劃界而治，分庭抗禮嗎？聯合國、歐盟、北約不起作用了？其實，歐盟和北約有可能生存再來並發揮作用的，前提是它們改變自身以適應新的形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繼續作為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利用硬實力實現狹隘國家利益的製衡力量，消減抵製這三國威脅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繁榮的行徑。國際政治教授托夫特日期撰文就世界可能回歸勢力範圍分享她的觀點。主要內容如下。

勢力範圍的演進  

“勢力範圍”一詞最早出現在1884-1885年的柏林會議上，當時歐洲殖民帝國正式製定了瓜分非洲的規則。但在那之前的1803-1815年的拿破侖戰爭中，法國即試圖通過征服鄰國領土和建立忠誠的傀儡政權來建立勢力範圍，雖然沒能成功。英國和俄羅斯帝國為爭奪中亞，特別是阿富汗的統治地位也進行了長期鬥爭。1823年，美國采納了門羅主義，不允許歐洲列強幹涉西半球，從而有效地將拉丁美洲確立為美國的勢力範圍（下圖 State of the Union History/ FP）。門羅主義的部分靈感來自俄羅斯皇帝亞曆山大一世通過擴大定居點和維護對貿易的控製來對抗英國和美國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影響力。然而，在1824年的一項協議中，俄羅斯同意限製其向南擴張，並承認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亞曆山大一世認識到，鼓勵歐洲進一步殖民美洲可能會引發更多的不穩定和戰爭。大國建立勢力範圍的努力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最終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鑒於“勢力範圍”與殖民主義之間的密切聯係，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這兩個概念都被視為落後的，並可能成為衝突的催化劑。

雅爾塔標誌著基於勢力範圍的政治的決定性回歸，因為參與雅爾塔談判的民主國家將劃分勢力範圍視為短暫的邪惡，是防止另一場災難性世界大戰的最佳手段。英國和美國都厭倦了戰爭，沒有一位民主政治家有理由反對士兵退伍複員。斯大林卻沒有受到這個問題的困擾。如果西方無法威懾斯大林，阻止蘇聯紅軍西侵的唯一其他方法就是滿足他的要求 - 強權政治取決於軍事和經濟實力。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軟實力與軍事和經濟實力同等重要：美國通過其在流行文化中的主導地位、提供外國援助、高等教育以及對和平隊和民主化努力等海外投資來施加影響。而蘇聯則開展宣傳和意識形態外聯活動積極推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遙遠的國家塑造輿論。莫斯科甚至在“積極措施”這一更廣泛的旗幟下，通過傳播虛假信息使對民主國家公眾兩極分化。

但1991年後，隨著意識形態鬥爭讓位於市場自由化、民主化和全球化，勢力範圍似乎失去了相關性。如果沒有冷戰時期明顯的意識形態分歧，許多政治學家認為世界政治將轉向經濟相互依存，通過行動證明團隊合作解決難題的好處。民主規範的全球傳播以及前蘇聯和東歐集團國家迅速融入國際機構，強化了人們的信念，即權力可以而且應該通過集體框架來分散；冷戰的地緣政治斷層線似乎消失了。1997年旨在定義冷戰後北約與俄羅斯的關係的《北約-俄羅斯成立法案》，被視為一個恰當的例子。該法案明確要求其簽署國避免建立勢力範圍，指示北約和俄羅斯致力於“在歐洲建立一個安全與穩定的共同空間，不分界線或勢力範圍限製任何國家的主權”

勢力範圍的強勢回歸 

實際上，在俄羅斯2022年入侵烏克蘭之前，強權政治就已重現 - 1999年美國領導的北約對科索沃的幹預和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下圖 Reuters/THE TIMES）。這些事例都表明，集體安全新時代的領導人認為，當一個強國家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以武力介入以達到目的是可以接受的。在美中爭奪全球技術和經濟主導權的鬥爭中，華盛頓對北京科技巨頭實施的製裁，北京對“一帶一路”國家投入的巨資，以及美國及其盟友越來越多地將金融製裁，都是以自身特定優勢去作約束對手以實現“winning”的工具。

就實力減弱的俄羅斯而言，它有效地部署了包括網絡攻擊和虛假信息運動在內的混合戰爭來削弱西方，如影響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和同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普京最近的許多演講清楚地表明，他從未真正放棄對基於勢力範圍的地緣政治的理解，並且一直在努力理解北約為什麽應該繼續存在，更別說擴大了。如果北約的目的是在蘇聯解體後保護西方免受蘇聯的攻擊，那麽北約的擴張實際上使整個歐洲，特別是前華沙條約組織國家，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對普京來說，這是一個不可接受的結果。從2008年對格魯吉亞的襲擊開始，俄羅斯一直依靠混合戰爭和使用代理武裝力量——隨著2014年非法吞並克裏米亞，這種努力升級，最終導致對烏克蘭的全麵入侵。

烏克蘭戰爭 - 以及曝出的大國私了解決條款 - 標誌著世界正明顯地回歸到19世紀式的地緣政治，回歸到大國/強國向小國/弱國發號施令的叢林法則（下圖4 npr/Al Jazeera）。俄羅斯和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要求烏克蘭接受領土損失，並持續其非西方軍事聯盟盟友的身份。這其實是要烏克蘭成為俄羅斯的衛星國。如果俄美對烏施加的這些壓力成功，以武力來推進國家利益正常化將不再被視為離經叛道。更危險的是，會它鼓勵大國強國一言不合便武力相向。但是，大國在過去幾十年中試圖使用武力來達到目的的嚐試，並未證明武力是促進國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美國軍方對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幹預皆在付出天文數字的代價後失敗。俄羅斯武力強捧的敘利亞獨裁者阿薩德以失敗告終，其對烏克蘭的入侵也步履蹣跚，代價高昂。

舊式的強權政治正讓勢力範圍概念迅速擴散到大國世界政治實踐。建立勢力範圍涉及到一個主導勢力剝奪地理位置相近的國家的主權 - 川普在與加拿大、格陵蘭島和墨西哥打交道時，以及中國大陸與台灣打交道時，難道不是在試圖建立美中各自的勢力範圍。基於勢力範圍的政治秩序也依賴於其他大國不幹涉彼此領域的默契，即美、中、俄各不幹涉彼此在幹的“大事”。

勢力範圍中的變與不變 

以經濟和軍事實力衡量，俄羅斯不再是一個大國，但它仍然擁有強悍的核暴力。美國、中國大陸和俄羅斯都同意避免核戰爭符合它們的切身利益，那麽承認彼此的勢力範圍就可以成為阻止各種危機的一種機製（下圖5 facebook/AXIOS）。結束烏克蘭戰爭的談判可能類似於新的雅爾塔協議，中國大陸在其中扮演類似於英國在1945年扮演的調解平衡角色。在雅爾塔，二戰中實力大大削弱的英國，由於曆史原因及其帝國遺產，仍被認為是一個大國。在遊走於美蘇之間平衡美國和蘇聯利益的同時，英國也確保了自己的地緣政治關切。

然而，與雅爾塔會議相比，劃分勢力範圍已經變得非常棘手困難。在一個全球化程度較低、依賴鋼鐵和石油的世界裏，劃定和尊重地理上連貫的勢力範圍要容易得多；如今，大國所需的關鍵資源散布在全球各地。台灣是一個特別的熱點，因為它生產的芯片對一國的經濟增長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美國不能讓中國主導這些芯片的供應。美國也不允許俄羅斯獨占烏克蘭稀土礦的供應。一個國家的海洋實力已經變得更加重要：盡管日本和台灣毗鄰中國，它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被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內。這就是為什麽中國大陸正努力成為一個海洋強國，並竭力損耗美國的海洋影響力。

隨著川普和普京與習建立更合作的關係，歐洲國家可能得自生自滅更多地靠自己了（下圖 wikimedia/SBS）。德國和法國等國家可能被迫製定獨立的安全戰略。東歐國家，特別是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可能會推動歐洲在國防上做出更大的承諾，雖然許多國家無法或不願意提供這樣燒錢的國防承諾。美中俄協作劃分勢力範圍也將削弱亞洲盟友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迫使這些國家尋求其他防禦安排，甚至為本國追求核武化。歐盟有可能會演變成一個更接近美國的主權聯邦國家。擁有核威懾力量的法國和英國，再加上德國，如果聯合起來，可能組成一個統一的歐洲，從而減輕在軍事和經濟上對中國、俄羅斯和美國的恐懼。

如果美國拉攏俄羅斯結盟共同對付中國大陸，那日本和韓國可能會盡力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保持平衡，從而采取更加獨立的外交政策，提高軍事自力更生的能力，並努力實現安全和經濟協議的多樣化。日本可能會加快其軍事建設，並尋求與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地區夥伴建立更緊密的關係，而韓國則可能會試圖通過深化與中國的關係來對衝其地位。如果俄羅斯與中國大陸更緊密地結盟，而歐洲仍與美國保持堅定的結盟，這將加強冷戰式的兩集團體係。然而，如果（不要人們認為它從屬於中國的）俄羅斯和歐洲國家走上一條更獨立的道路，這可能會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在這個多極化世界裏，搖擺無定的俄羅斯和歐洲，會利用他們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影響力為本國爭取利益。這樣的全球地緣政治，將類似於19世紀大國操縱與21世紀戰略集團的混合體。澳大利亞在經濟和安全結盟方麵將麵臨艱難的選擇。它可以加強與美國的防務合作，深化與印度和日本的接觸，並增加軍費開支以增強威懾力。但如果中國要在亞洲建立其理想的勢力範圍，澳大利亞可能會尋求成為地區穩定器，擁有更大的自治權，而不是繼續作為美國領導的集團中的小夥伴。

勢力範圍很少是靜態的；他們總是存在爭議。勢力範圍的重新出現表明，全球秩序的性質正在受到考驗。這種轉變可能會導致世界回歸早期的強權政治。但還有另一種選擇：在經曆了幾輪破壞穩定的危機周期後，國際體係可能會重新確立自己的地位，回歸以多邊合作、經濟全球化和美國領導或集體安全安排為中心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以遏製擴張主義野心。然而，就目前而言，美國不再是一個可靠的穩定器。直到最近，華盛頓還被認為是製衡地區擴張主義政權的主要力量。但現在川普治下的美國似乎在鼓勵這些擴張主義政權，甚至模仿它們。這種轉變最終是否會恢複到可預測的權力平衡，還是開啟一段長期的不穩定和戰爭，將取決於勢力範圍的爭奪程度，以及中國、印度、伊朗、俄羅斯和美國等國家願意為保護這些勢力範圍付出多大的努力。

* 本文作者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現任職塔夫脫大學，為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的學術院長（Academic Dean，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國際政治教授和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參考資料

Toft, M. D. (2025). The Return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eturn-spheres-influence